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二）（三）丝和丝织品的运销织品的产地多在丝产区，但也因土地、技术等关系，有作为原料的丝的运 销；尤其经丝，要求质量高，远销最多。明代的商品丝主要是浙江湖州府的湖丝，其次是四川保宁府的阆丝。有人 说，“东南之机，三吴、闽、越最多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山西 潞安最工，取给于阆茧。”78 湖州丝的贸易中心在归安县的菱湖镇，镇临苕溪，隆、万时，“四、五月 间，豀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79。从这里南下杭州，北走苏州；销 福建者，则多系闽商由苏州运去。湖州邻府嘉兴也是个丝产区，其贸易中 心在石门，地临南运河，“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80 其丝也走苏、杭。其实，苏、杭也都产丝，购湖丝多用于经丝。福建 虽不产丝，也不专用湖丝。苏州丝还销往广东。广东也产丝，但要织精细 的粤缎，则要用苏州运来的好丝。81阆丝是四川宁府诸州所产，不限于阆中。阆丝也不止贩运到山西潞安，也 贩运到江、浙丝产区，千里迢迢，主要也是因为它质量好，可能生产成本 也较低。阆丝中有称水丝者，“精细光润，不减胡(湖)丝，吴越人鬻之 以作改机绫绢，岁夏，巴、剑、阆、通江、南江之人，聚之于苍 溪，商贾贸之，连舟载之南去。土人以此为生，牙行以此射利。”82苍溪是保宁一县，临嘉陵江。改机是一种幅面较阔的品种，用阆丝可能因 坚实。其实，潞绸也不仅用阆丝，并远取湖丝83。阆丝又不仅销山 西、江浙，大约也是成都著名的蜀锦的原料。84明代丝织业已甚发达，不产丝之地，只要有能工巧匠，如潞安、泉州、成 都，也有著名的丝织品销往各地。不过，最大的丝织品市场还是在浙江的 杭、嘉、湖一带。如前所述，这里并形成几个丝织手工业镇市。对于这些 城市和镇市的商业繁荣，史料甚多，但很少言及具体运销路线和品种、数 量，这也是我国史笔不足之处。仅见者如：“秦晋、燕周在机，不远数千 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85，具贸易中心则是杭州 。杭州市场上的绢，“直隶、江西等省皆买之”86。又湖州的包头绢 ，“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87。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浙江丝品的主 要走向也是北运。嘉靖以后，苏、杭的官织局改为领局改为领织和市买， 丝织品的北运当然更盛。不过，明代丝织品的消费已不限于宫廷和贵族， 乡绅士子和商人也多衣丝衾绸了，在北方各城市均有市场。如山东临清， 万历间有“缎店三十二座”88；乃至北边如宣化，亦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89等。这种远销的大约以高档 货为多，一般的绸和纺绸，可能还是南人习用。潞绸原因入贡而织，系长治、高平、潞州等地民间织户所造，但也有大量 商品绸。“在昔(指明代)全盛时，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 ，流衍于外夷，号称利薮”90。这种绸大约适地北方，“是绸也，士庶皆得为衣”91。福建，“闽不蓄蚕”，而闽绸则颇出名，这也是因为质量好。“泉人自织丝 ，玄光若镜，先朝士大人恒贵尚之，商贾贸丝者大都为海航互市。”92 “福之丝，下吴越如流水”，并“航大海而去”外洋93。广东也 是这样。“广纱甲天下”，“金陵、苏杭皆不及”，粤缎“行于西北”，外输“ 东西二洋”94。丝和丝织品与棉花、棉布不同，它们基本上是商品生产，价值较高。从上 述情况还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即凡是质量好的，都能远销，并有出口。因 而运销繁荣，市场的扩大，对生产的作用也比较大。明代官丝织局的生产 能力大约为五点七万匹，这是按高级产品缎来计算。明后期，苏、杭一带 民间机户的织机大约为官织局的三倍，生产不限于绫、缎，产量较高。嘉 靖以后，官织多改为领机和市买，历次加派常达十万匹，即靠民机生产。 还有，农家副业的丝织品生产，主要是绸和绢，也大部分是商品性生产。 这样，粗略估计一下苏杭一带的上市量，即参加长距离运销的丝织品，每 年可达三十万匹左右。按各类平均每匹一两计，价值在三十万两左右。棉布是明代新兴的大宗商品，丝织品则是有悠远历史的商品了。在正常情 况下，工业品(包括手工业品)商品市场的扩大，常是伴随着它价格的降低 的。丝织品的贸易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据汪士信同志研究，绢的价格，明 代平均比宋代下降了百分之六十；这里面有银价下跌的因素，但若将绢价 折米计算，明代平均也比宋代下降百分之十一。明代从永乐到嘉靖，绢的 价格是上升的，但一般物价的上升更大于绢，如将绢价折米计算，仍是下 降的。其情况如下：95绢每匹合银(两) 绢每匹合米(石) 永乐时期0.63 ? 正统时期0.50 2.00 成化时期0.73 1.27 嘉靖时期0.70 0.82 (四)其他工业品的运销以上，分别考察了粮食、棉花和布、丝以及丝织品的长距离贩运。此外， 传统工业品中，除盐(它的运销只决定于人口数量)外，最重要的是铁。明 代较早地开放民间冶铁，明后期，广东佛山的铁冶已有工场手工业出现。 四川的铁，经长江运到江苏无锡96；福建的延(平)铁，经海路运到 苏州97。而广东的铁，长途跋涉，用驮运经大庾岭到江西98， 非有有利的市场是不会行销这么远的(这里所说的铁，也有可能是铁器。)铁器，原来是铁匠就地锻造，并主要是接受用户加工。明代，开始有了小 商品生产，同时也就有了商品运销。明后期，并出现铁器集中产区，成为 有名的铁市，如苏州的 村市，震泽的 丘市，以及广东的佛山市。佛山在景泰时即是“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贩 辐辏”；99在天启年间即已分为炒铁、铸锅、铁钉、铁线、制针等行 业。值得注意的是，佛山铁器，尤其是铁锅，之所以行销甚远，主要是由 于其质量好。冶家对于技艺人“必侯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故佛山之 冶遍天下。”100在佛山铁器铸造业中也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江西饶州的制瓷业，是明代发展起来的，景德镇之名即得之于明瓷。明后 期，景德镇的瓷器运销已是北到燕北，南到越南，西到四川，东出海外了 101。此外，若漳州、泉州的糖运销江浙及海外102，江西铅山的纸运销河 南、安徽103，都是明代新兴的长距离贩运贸易。前已屡提及，工农 业产品的交换是最重要的商品交换，工业品(这时是手工业品)之陆续进入 市场，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四 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明代徽商和山西、陕西等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曾引起中外学者重视，不少 研究著作。本文不拟多论，而是把它作为市场的一个因素，从他们经营的 内容、资本组织和资本量上，来考察一下大商人资本的作用。明代市场上最大量商品是粮食，商业资本的最大部分也应用于粮食运销。 但粮食的经营很分散，所在产地和销地都有粮商；并且运销利润较低，明 代多数贩运商尚未专业化，粮食常是兼营的。因此，新兴大商人资本的主 营业务不是粮食，而是盐、茶和布、丝织品、木材等。先看徽商。安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 新安大贾，鱼盐为业，山右或盐或丝”104。这里“鱼盐”是偏义复 词，实指盐。汪道昆的太函集记徽商最详，称“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又“吾郡中称闾右世家，首推东门许氏，以盐 贾”；“邑中世业最显者莫如诸程，之浙贾盐 ”；汪本人的先世也是“宗盐 ”。105就是说，微商资本最大的都是盐商，或以盐起家。就徽商说，盐以外，最大的资本是典当，徽典遍于大江南北。一家典当所 需资本并不多，但典当多系联号或联营，故成大商人资本。典当不属商品 经营，本文不论。再其次，则当是茶和布。安徽是茶产区，茶商自多。张 瀚说：“盐、茶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106。布是大宗商品， 当不少经营。还有木材，也是安徽特产，尤其是婺源寿材，经营者也是大 资本。在清代，对徽商习称“盐、典、茶、木”107，是指其声势是 显赫者而言，不是指商品多少；在明后期，看来也是这样。盐，是王朝最重要的专卖品，利润特大；盐商又都经营私盐，利润就更大 108。正因如此，只有大商人资本才能交通官府，取得盐引，而商人 只要经营盐，就能积累更大资本。盐商带有官商性质，尤其是明代实行纲 法，引商编入纲册，世袭专利，其特权性质尤为显著。并且，盐的运销自 不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它的生产和消费决定于人口数量，无论有多在资本 投入经营，对于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无多少作用。只不过是扩大剥 削量，从而扩大货币资本的积累而已。茶，在明代，除官茶、贡茶外，茶商都是引商，也属特权商人；张瀚就说 ，其利润大是因“第市法有禁”109。不过，茶叶运销的扩大对生产 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江南茶产量的增长主要是在清代，明代发展有限。木 材虽是一般商品，但当时大的木料主要是宫廷和官廨所用，大的木商领有 官帑，替官采办，因致大富。如万历修乾清宫、坤宁宫，徽商王天俊等， “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 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 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120再来看山西、陕西商人。这些西北商人中资本最大者也是盐商，这又和明 代的开中制有关。洪武年间，边防缺粮，乃招商纳粟，给以盐引，令持引 到两淮、河东贩盐，所谓纳粟中盐。经营此业者多系西北商人，称边商。 在这种场合，商人须有两套资本，一年只能周转一次，故非大商人莫属。 这些大商人，实际是替官家购粮、替官家销盐，其资本实际不是独立的商 业资本。为了纳粟北边，有些商人即在边地募工垦植，以免运粟之劳，称 商屯。这种商屯是“自筑墩台，自立保聚”121，看来还不是自由雇 工，其剩余产品交官，因而也不是商品生产。其后，北边战事，商屯破坏 。弘治间，出现代支，即纳粟产人领得盐引后，可将盐引卖给别的商人去 贩盐。又出现开中折色，即纳粟改为纳银。这样一来，边商内徒，多寓籍 淮扬，西北盐商也和徽州盐商一样，变成专业盐商了。万历时，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122在开中制中，除纳粟外，还有纳茶中盐、纳布中盐之举，与纳粟作法同。 纳茶、纳布虽不经常，但有重要性。西北商人贩茶，多自四川，主要是供 官府作茶马互市之用。布，很大部分是供军服之用；明初西北军服，一次 常需六、七十万匹布，较燕北、辽东都大。所以前引史料，常见秦晋大贾 到松江贩布。傅衣凌同志说：“陕商的经济活动是输粟于边疆，治盐于淮 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成为有机的联系。”123还可 补充说，这些活动都与官家的需要有关，并以盐为关键，因为是大利之所 在。到明后期，这些活动基本上都属于商品流通性质了，但其与封建政权 的联系，始终是存在的。现在再从商人资本组织上来看。明代出现贷本经商和合伙制度，这是商人 资本的一个重要发展。有一则徽商的记载说：“伙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本于大户家，以为 事业蓄计。每族党子弟告贷于大户，大户必重汪庭榜先生一言而后与 之。子弟辈亦不敢负先生，致没大户资本。”124又商人王敦夫，“ 从族人贾汪陵，其族能任贾者，与之本业，不问子钱”125。这里 的贷本，或是贷给族人，或是有力的乡绅作保，而所保亦系族党子弟；看 来，宗族关系很重要，还说不上是货币资本的信贷。此外，徽商中有友人 “寄金”之事，就事例看，“寄金”不过百两、数百两；又商人间使用借券 ，要维护借券的信用。这虽不限族党，但不象是借本的性质。合伙制，在徽商中有“伯兄合钱”“昆季同财”等记载，这等于是一家合伙 ，是从家族经商演变而来的，也是一个商人的第二代常见现象。又如休宁 的程镇：“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 久之，业駸駸起，十人皆不赀。”126这已是多人合伙，但仍以程氏 宗族为限，并且这种“合从”，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所以发家后“十 人皆不赀”。不然，商人在生意发民中，“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127 ，有外姓人加入是很自然的，但未必是合资关系。宗族制在明代仍是一 个限制资本聚集的重要因素。合伙制或伙计制，在山西商人中尤为流行。有一则常为人引用的史料：“ 平阳、泽州、潞安豪商大贾甲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