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 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 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 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 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 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 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 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 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 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 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 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 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 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 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 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 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 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 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 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 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 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 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 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 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 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 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 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 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 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 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 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 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 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 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 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 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 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 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 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 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 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 年来没有变化的。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 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 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 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 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 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 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 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 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 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 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 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 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 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 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 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 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 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 “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 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 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 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 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 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 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 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 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 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 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 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 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 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 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 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 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 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 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 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 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 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 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 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 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 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 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方 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 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 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 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 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 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 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 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 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 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 好想一想这个问题。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 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 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 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 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 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 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 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 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 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 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 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 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 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 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 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 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 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 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 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 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 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 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 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 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 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 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 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 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 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 理又从何谈起呢？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 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 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 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 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 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 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 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 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 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 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 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 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 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 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 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 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 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 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 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 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 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 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 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 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 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 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 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 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 这没有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