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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现在全球每年大约有 700 万人死于空气污染,空气污染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环境健康风险。而减少空气污染每年可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揭示了空气污染与一系列疫病的关系,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中风等。数据显示,导致室外空气污染死亡的主要疾病中,40%为心脏病,40%为中风,11%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6%为肺癌,3%为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从地区来看,中低收入国家受空气污染影响尤甚。2012年,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受空气污染影响最大,有 330万人死于室内空气污染,260 万人死于室外空气污染。在中低收入国家,每 10 万人中有 172 人因污染而丧生。这个概率是高收入国家的 5 倍多。2012 年,全球有 430 万人死于室内空气污染,主要是因为取暖和烹饪中使用煤炭、木材和生物质燃料,以及二手烟和其他烟草制品等。全球有 29 亿人的家庭中,使用煤炭、木材或动物粪便作为主要的烹饪燃料,空气污染主要与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等有关。2012 年,全球 370 万人死于室外空气污染,主要诱因来自工业和汽车废气排放。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来对抗空气污染问题。中国空气污染带来的高死亡率和其它健康问题每年造成 1000-3000 亿美元的损失。中国表明要向“空气污染”宣战,并承诺正面解决该问题。巴水源于鄂、皖、豫三省交界的麻城市木子店地区,沿途汇水绵延百余公里经巴河入长江,滋养着麻城、罗田、团风、浠水等县市数十万人。但是,昔日山清水秀的巴水源头,如今正因破坏性开发而遭严重污染。沿巴水上行,只见从木子店开始,河水愈显浊黄。至杉林河水库,库内呈浓浓的硫磺色。附近一中年村民心痛地对记者说:“两年前还是一库清水,可以饮用、洗衣服、浇地,现在这黄色的死水,干什么都不行了。 ”沿水库上行约 10 余公里,寂静的山坳里有机器轰鸣声传来。转过山角,一座几乎被削平的山头下,简易厂房里两台硕大的“铁家伙”正怪叫着转动。两处下水道不停地喷涌出带着油污的黄色浊流,未经任何处理流向杉林河水库。因泥沙淤积,水库河床明显被抬高。杉林河水库总库容 1390 万立方米,是防洪、抗旱、养鱼、发电、灌溉于一体的中型水库。自从 2000 年 8 月在库尾大面积开采铁砂以后,致水库淤塞每年大约 30 万立方米,库水水质恶化,透明度为零,鱼类不能成活。在此采矿的是广东老板开的宝源矿业有限公司,这是前年市里引进的项目。该公司每年向镇政府上交 24 万元,另交税数十万元。这位负责人也承认,开矿带来了污染,镇里正在设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至于水质恶化,因不属化学污染而难以根治,请来的专家也没办法。当地及下游的群众对污染深感担忧。环境污染造成憨傻呆痴越来越多,经济污染产生腐败案件层出不穷。一个厅级官员,受贿一千多万元,挖空心思帮助矿老板窃取国有铁矿,造成国家财产损失 18.9 亿余元;一个矿老板,金钱、玉石开道, “搞定”一个副省长、一个副厅长、一个副市长,聚敛亿万身家,两度登上富豪排行榜。近年来多起大案发现,官商勾结、操作隐蔽、手法多样、利益巨大的矿产腐败,成为房地产、工程建设之外的高发“腐败黑洞” 。 受贿官员“吃里扒外” 矿老板非法获利成“安徽矿王”地处大别山北麓的安徽霍邱县,拥有全国第五、华东第一的丰富铁矿资源,但自 2002 年开发铁矿以来,却爆发多起涉矿腐败案,该县至今仍为国家级贫困县,财政入不敷出。曾担任安徽省国土厅副厅长、正厅级巡视员的杨先静,涉嫌收受、索取巨额贿赂,在霍邱县 3 座铁矿的矿业权分立、出让、转让中滥用职权,导致国家财产损失 18.9 亿余元。驱动杨先静“滥用职权”的是安徽大昌矿业公司董事长吉立昌,这个来自河北的矿老板,先后四次给杨先静送去人民币 1001 万元、美元 0.2 万元,双方结下紧密的“权钱合作”关系。 2007 年,大昌公司的霍邱环山铁矿部分探矿权已转为采矿权,按规定,余下矿区探矿权应注销收归国有。但杨先静“力排众议” ,开会“拍板”决定大昌公司继续拥有 4.88 平方公里探矿权,吉立昌之后将其转卖,非法获利 2 亿多元。 2010 年,杨先静违规批准,将按国家规定必须招标、拍卖或挂牌的范桥铁矿探矿权,作价 1.5 亿元“直接转让”给大昌矿业控股 49%的首矿大昌公司,而其实际价值为 8.1 亿元。为了给吉立昌牟利,杨先静可谓挖空心思、不惜铤而走险。2011 年,安徽省国土厅厅长办公会研究,挂牌出让霍邱周集铁矿探矿权,杨先静竟然会后擅自更改决定,加入只有首矿大昌公司一家符合的准入条件,公告后舆论大哗,不得不暂停挂牌。 但杨先静并不死心,竟然更改厅长办公会决定,多方活动重新挂牌,并再次设置有利于首矿大昌的准入条件,使该公司最终以 5.1 亿元的超低价格,获得价值 16.9 亿元的探矿权。吉立昌窃取国有铁矿“无往而不利” ,其背后除杨先静,还有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与原六安市副市长、霍邱县委书记权俊良的“鼎力相助” 。倪发科多次收受吉立昌价值数百万元的和田玉,帮其低价购买铁矿探矿权。权俊良受贿后则帮助吉立昌的企业拆借资金、拆房修路,甚至试图从县财政中拿出 6 亿元“超常规奖励” ,支持大昌公司上马新项目。 公务人员理应是国有矿产的守护者,但受贿后的倪发科、杨先静、权俊良却集体“吃里扒外” ,使矿老板吉立昌成为霍邱铁矿开发的最大非法获利者。其两度入选“胡润百富榜” ,2010 年以 15 亿元身家成为全国排名第 28 位的矿产富豪、 “安徽矿王” 。相比房地产、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矿产资源“藏在地下” ,腐败行为更加隐蔽,其估值随意,权属转移操作空间大、手法多,涉利巨大,成为近年来的“新兴腐败高发区” 。“定向”出让,私下交易。安徽某县名义上公开拍卖一处矿业权,实际上拍卖公告仅出现在政府网站上 10 分钟即撤下,再私下低价卖给相关利益企业。违规审批,违法开采。甘肃肃北县原县长曼曼在任 7 年,利用职务之便“淘金”近千万元,收取多名矿老板贿赂,违规审批办理证照,为其非法开采金矿“大开绿灯” ,造成国有金矿资产流失。越界超采,污染环境。广州市国土和房管局原地矿管理处副处长乔倩等人,在矿产资源开发、审批、监管中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致使某公司连续超层越界非法开采花岗岩矿石 500 余万立方米,造成近 2 亿元经济损失,并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入股谋利,引发矿难。2011 年贵州盘县等地先后发生5 起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共造成 64 人死亡、29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7800 万元。经调查发现,这系列矿难背后存在数十名干部的贪腐行为,有的甚至违规入股,徇私舞弊、放松监管引发矿难。加大矿产领域反腐力度,尽快清理归集历史地勘成果,摸清国家探明矿产数量并完成有偿处置。进一步公开矿业权出让转让,坚持以招拍挂为主,严格限定协议出让范围,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矿业权审批权限,提高矿业权准入资金、技术等方面资质条件标准,加强矿业权评估行业监管,规范评估行为。制定规则的人破坏规则,实施规则的人滥用规则。说明在一些官员眼中,法律约束力远低于公权力威慑。需创新矿产资源开发、监管等各项制度,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发生。削减地方政府行政配置矿产资源的权力,提高市场化和公开透明度,引入社会听证、媒体监督等机制,将资源配置过程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在逐利的商人眼里,一座矿山就是一座金山。他们处心积虑和你结识,变换花样给你送礼,不是感情有多好,而是看中你掌握权力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要解决矿产腐败高发态势,除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权力监管,完善行政审批流程、政务公开等体制机制建设,关键还在于从业人员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和依法行政意识的加强,环境污染与经济污染是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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