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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这个营养不良的孩子文字狱这个营养不良的孩子文字狱的发展及影响(文字狱这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引言如果把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比作母亲的话,那么在母亲养育下的各种思想将会是文化孕育出来的。文字是思想文化传承的载体,只是文字也并非能完整的承载。文字狱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字狱的产生就是因为思想的单一独裁以及片面造成的,以及以后因营养不良而影响的后天发育。在那个封建帝王制度的年代顺应的应该是帝王的主旋律,打击唱跑调的人便是专制帝王的业余爱好或者那些唱合声的人提高声部的机会。不过随着当大家对主旋律迷茫的时候,打击文字狱的范围也就扩大了.大家奔着心中有罪便有罪心态制造了很多没有意义与目的的事件。这种残酷纯粹是愚昧残暴的表现,是独裁者权势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谓愈加其罪何患无辞用在这里正好合适,看过淮南子?本经训记载:“仓颉作书鬼夜哭。 ”高诱注:这是因为鬼害怕为文字所纠劾,故而夜哭。此说始终不能令我信服。在我看来,鬼神大概早有预感:文字的发明,将耗去文人多少的心血,带给文人多少的苦难啊!之后应该思考一下下笔应三思这句话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因为战争的影响,思想家也是要活命的,在跑来跑去的无意间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他们就像一个个推销自己产品的推销员,在市场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先下手为强,同时还要拉帮结派的增加对手的敌人,争先恐后的抢占市场,这种行为促使中国当时的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不过随着市场占有率的改变其中渐渐垄断这方面的思想就渐渐的浮上水面。到了大秦帝国统一之后,秦始皇把中国都统一了,闲着无聊的时候也就开始多了起来。自己埋头干了大半辈子,听听大家的评论。秦扫六国而合一,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并改诸侯制为郡县制,朝臣分成对立两派进行辩驳,功过是非、对错黑白一时难以评说。对于表扬的也就算了,但是对于批评他的人,特别是那些引经据典的,那出来孔墨的学说给秦始皇做毕业论文,让老师改卷子的时候该的把卷子都撕了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种结果是什么?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秦始皇大怒,放了一把火,把天下除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用现在的话来说外,就是纯技术类的书)的书以外,其余的全都烧了,意思是看看你们还能引什么经论什么据来批评我。书没有了但是还有人,坚强的书生们不畏死亡的威胁,硬是凭着自己的记忆与理解把圣人的话都搬了出来,这种加上自己感情的东西最让秦始皇受不了了,于是来个斩草除根,把这些儒生与方士全都活埋了。从此之后,这个世界一下子清静了。虽然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成功;但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钳制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并且手法残忍,残暴。所以是十五年后,不仅是老秦本人,就连他所有的族人都被天下人杀光了,于是百家姓里没有了嬴性。这段时期的文字狱,手法单纯,定罪直接,针对当事人,处理手打也相对简单,虽然其中焚书坑儒事件是个极端,对人和思想的残害程度很深,但是和后来的相比,还都只是皮毛而已。对后来的影响也很直观。接下来是汉朝,开始几届的皇帝每当想起秦朝的下场的时候都很谨慎,对前朝的政治评价成为了社会思潮,大家努力总结着经验和教训,其中陆贾在高帝的要求下而作新语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贾谊则写出了千古名篇过秦论 ,其著名的结论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还有其中的客观原因,由于战争刚完,民生凋敝,需要休养生息实行了无为而治的政策。后来汉朝富裕起来了,汉武帝就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思想上实施了大一统。其实思想只不过是统治者独裁需要的工具而已。这段时期,中国的文化基本上都被总结在了儒家思想这一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更是当时的中国思想处于黑暗状态,不过这些东西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那是相当喜欢,并且推而广之。梁启超便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到:“儒学统一云者,他学销沉之义也” 。直接的结果就是,当时的中国思想单一,没有世界级别的思想家,整天被熏陶在一中思想之中,跟天天吃咸菜喝稀饭有什么区别,没有足够的养料,整个民族的思想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之中。到了宋朝,文字狱这种现象差不多就算是成熟的阶段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是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一系列的政策的实施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出现文字狱此类事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案件多集中于北宋后期,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相对较好,所以在处理手法上并不算严酷惨烈。但在陷罪整人的方式上有所拓展,使文字狱发展至成熟阶段,后世效法才愈演愈烈。这段时期的文字狱案件,主要有“进奏院案” 、 “王安石淮南杂说案” 、 “乌台诗案” 、 “车盖亭诗案”和“黄庭坚碑文案”等等。当时由于王安石的变法中出现些不当的措施,倒是在地方为官的苏轼以诗歌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被陷罪,反映了当时民间的说话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少,出现许多禁忌,这也是文字狱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以至于后来中国的民间话语权越来越狭窄,甚至完全被剥夺。明清这段时期的文字狱尤为严重,甚至可以用变态来形容,随着文字狱这么多年被统治者使用的经历,到了这个时期,差不多已经算是相当完善的了,当时的统治者几乎可以随心所欲,这基本上就是文字狱的最高境界吧,可以随着当权者的喜怒好恶而定。清朝文字狱案件为数之多、规模之大、镇压之烈都是空前的。不过这段时期文字狱的背景也是很复杂的,满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住中原,对于秉承千百年来华夏正统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这是相当大的打击,他们称之为 “乾坤反覆,中原陆沉” , 汉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大量地反映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各种著述里,遐迩流传、影响深远。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使他们坐卧不安。对于当时的外族统治者来说,他们的做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康雍乾三朝的皇帝们,对文字这种东西的造诣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可载吉尼斯世界记录。尤其是常把“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挂在嘴边的乾隆,更是文字狱作案专家,在位60 年共罗织文字狱 130 多起,荒谬到连疯人说痴话都不放过。同时,乾隆还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典籍,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并把查书力度与官员的政绩挂钩起来。经过十九年的封杀狂禁,终于成功地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弄得埋头考据,神州大地鸦雀无声。想象那时候的场景应该大街上每个人的手中都有一本咬文嚼字吧。这段时期的文字狱,统治者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毫无道理的分析定罪的,知识分子不但在五经八股、道德文章的桎梏之下思维僵化,而且随时都可能成为极权者喜怒无常的牺牲品。统治者动辄指斥人们“语含怨望、狂悼讥刺” ,揭发检举此类案件有功,隐瞒不报或办理不力者有罪。于是,有人牵强附会、告密邀功;有人断章取义、挟嫌诬陷,以至时人连说话都怕招来横祸。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在这段时期的萎缩和畸形都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奴才意识也遭到空前的强化。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便形象地反映了其时民众对文字狱的谈虎色变,以及“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无可奈何。结论从此以后,统治者基本上就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清理的差不多了,无数的知识分子遭到的残害,无数的宝贵文化遗产,在中华的文化层上有了不能程度的损失,在思想体制方面局限了国人思考的范围,导致一些阴影区,使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崇拜同时也使“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知识分子的抗争精神被逐渐地斫伐殆尽,导致中国民间语境的高度缺失以及国民性的扭曲和分裂。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民族精神,不提供供“文字狱”思维及其存在的生长空间,营造更为理性自由的言论空间,建立更加科学而民主的文化政策和政治体制,推进中华文化的有序和谐发展,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艰巨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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