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2010.6Chinese Workers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 特别是重大变革的时期， 掌握各种资源的阶层或个人在收入上总会走在时代的前列。收入与分配不仅可以看出社会消费的特点， 也可以了解社会总体的发展方向。收入既反映了国民经济的强弱， 也反映了国民物质生活的水准， 而对收入如何进行分配则可以反映更多的问题， 诸如收入与家计、 社会消费、 贫富差距的关系， 甚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我国只有一水之隔， 在西方人眼里又同属 “东方” 的日本的收入分配与我国明显不同。尽管近几年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盛行， 收入和分配的差距呈扩大趋势， 但相对而言， 日本的收入分配仍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 色彩， 反映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上则是大量的中产阶层的出现以及全民的中产阶层意识。日本是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之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购买力平价 （PPP） 统计， 200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约4.35万亿美元， 人均约3.4万美元。其国民的整体收入自然也在发达之列。可能是为了鼓励纳税， 日本国税厅从1983年到2005年每年都会发布一个高纳税者排名表 （1983年以前是高收入排名， 2005年以后因保护个人隐私废止） ， 由此可以推出收入的多少。2005年纳税最多的是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高管， 2004年一共交了近37亿日元 （约合3700万美元） 的税， 由此推算出其年收入超过了100亿日元。当年纳税前10人中2人是公司高管， 8人是公司最高负责人。前100人中33人与转让股权有关， 而通过不动产交易获利纳税的只有5人。可见，“炒股” 、“高管” 这些 “高收入职业” 在全球化浪潮的波及下也在日本有所斩获。由于日本持续的经济低迷和不动产泡沫的破裂， 不动产行业没能再成为高收入的主要来源。当然， 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 如此高收入者似乎脱离了实际， 更接近 “现实生活” 、 至少 “可望” 的不是个人， 而可能是某个阶层或职业。哪些阶层属于高收入阶层呢？根据统计资料， 在日本平均收入最高的职业是配音演员， 排在第二位的是暴力团 （黑社会） ， 第三位是律师， 随后是职业运动员、 民航飞行员等。大体上平均年收入在1200万日元 （约12万美元） 以上。可这些也都是 “非现实性的职业” ， 专业性要求很高， 能够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也是凤毛麟角， 尽管 “可望” ， 但似乎也属于 “不可及” 的范畴。高收入职业再往下推移， 还包括消费生活助言师、 房地产鉴定士、 税理士、 私人侦探等， 他们都在800万日元 （8万美元） 左右。就平均工资而言，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了。这些职业相对更多了些平民化色彩， 但也与高利润行业和新兴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房地产鉴定士自然与房地产有关， 税理士也就是帮助进行诸如报税等的工作， 而消费生活助言师则是比较时髦的职业， 他 （她） 们向人们提出如何更合理地进行 “现代生活” 的建议。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高收入层中也会出现这些名目繁多的服务业专业人士。那么， 公务员的收入如何呢？日本公务员是指各级政日本社会发展的过程再次证明， 如果抛开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争论， 拥有稳定收入与分配能力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和壮大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指数。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星日本收入分配杂谈422010.6 中国工人府系统的公职人员以及国会、 法院、 国立学校与医院、 国家所属部门的所有人员， 共约450万人左右。尽管日本的公务员系统在日本国内屡遭恶评， 但实际上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与GDP比例关系上，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处于高质高效的水平 （根据日本的统计， 每万人拥有公务员数， 日本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 公务员与GDP之比也只逊于美国） 。日本公务员 （国家和地方） 的工资金额是国家人事院参照同期全国平均工资的标准设定， 以体现 “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公务员的工资应满足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能够吸引相对高水准的人才从事服务于国民的公务员工作， 二是不能让公务员工资明显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而导致给国民以公务员高高在上的印象。前者要求公务员收入走高， 后者 则 要 求 收 入“ 含蓄” 。总体上， 由于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像企业那样随着收益进行浮动， 特别是上调， 所以公务员的工资会相对高一些。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公务员的工资增长速度往往赶不上企业员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在日本经济的鼎盛时期， 甚至出现过有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民间收入的增长速度， 以致到了年底， 政府不得不多支付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以稳定军心的现象。而在经济萧条时期， 公务员的收入也不会下降得过快，铁饭碗也就变成了金饭碗。2007年度公务员的平均收入与民间相比， 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收入是662万日元， 比前一年上升0.55%， 地方公务员为729万日元， 上升0.04%。上市企业平均收入为589万日元， 上升了0.87%， 民间企业平均为435万日元， 减少了0.46%。也就是说， 公务员的平均工资上升， 而民间反而在下降， 因此最近几年在日本国内，对公务员不与民同苦的不满时有流露。当然， 公务员特别是一般的公务员也有自己的苦衷， 比如加班多且少有加班费， 节假日少， 较为严格的财务制度也使得他们几乎没有多少灰色收入， 更谈不上 “被腐败” 的机会了。1999年的 “年家计调查报告”（总理府） 将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分为五个等级， 第一等级 （收入最低的20%） 实际月收入为32.6万日元， 消费22.9万日元。第五等级 （收入最高的20%） 分别为93.9万日元与51.1万日元。实际收入差为61万日元， 消费支出差为28万日元。可以看出， 日本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 最高收入层和最低收入层之间的收入差只有2.88倍。在分配上， 最高收入层与最低收入层之间更是只差2.25倍， 还没有收入差高。另一数据称日本员工和老总的 收 入 平 均 相 差 10倍， 而美国平均是 30倍。近几年全球汽车产业独领风骚的丰田公司 3 名最高决策者的收入只有美国福特公司最高决策层的 1/10。这些都说明日本在收入分配上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2007 年日本总务省的调查勾画了日本家庭的典型构图。我们暂且把这个家庭称为铃木 （日本人口最多的姓） 家吧。铃木家一家三口人， 铃木先生47岁， 是公司职员， 铃木太太则没有正式工作 （日语里把家庭主妇称为专业主妇） ， 只打一些零工补贴家计， 他们有一个孩子。在2006年， 全家月收入52万日元， 其中铃木先生收入43万， 太太打零工5万（一周工作10-12个小时） ， 孩子也打点零工， 大约挣1万日元。其他包括存款的利息、 炒股以及到期保险金的返金大约3万日元。铃木先生的收入是12个月的工资以及一年两次的一次性奖金 （年终奖和夏季奖金） 的收入总和， 比一般的月工资多10万日元。当然， 这52万收入中需要扣除税和社会保险等费用， 实际到手的收入约44万日元。这笔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呢？根据统计， 铃木家是这样分配收入的： 伙食费6.9万， 家具被褥等家庭消费4.4万， 水国际视野43中国工人2010.6Chinese Workers电2.2万， 保健医疗1.1万， 交通通信4.6万， 教育1.9万， 娱乐3.1万， 其他支出7.7万， 合计约32万。这样， 每个月还有12万日元的盈余， 但生命保险的保险费和房贷等还需出资5万日元。也就是说， 日本平均每个家庭每个月有7万日元的剩余。除此之外， 铃木家还有存款772万日元， 其中6成是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 3成是生命保险， 1成是股票等有价证券。日本属于发达国家中的发达国家， 整体收入高也在情理之中。从上述一系列的数字可以看出， 日本用于衣食住行的费用仍然是较低的， 即使加上社会保险和住房还贷等，仍然能有相当一部分结余。也就是说， 除了 “硬性支出” 外，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不少。同时， 如果按照平均收入和平均支出分析， 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支出只占家庭总收入的不到一半， 这说明高收入和生活必需所占比例的相对低下， 使得人们对收入的分配多样化。收入的增加、 分配和社会消费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无疑， 收入的增加必然带动分配的增加和变化。无需多言，可供分配的收入增加了， 人们自然要去考虑如何消费， 如何在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之外寻找新的消费点； 而反过来， 社会消费的趋势又带动了人们对收入增加以及进行更进一步分配的意愿。另外也可看出， 总体而言日本国民始终保持着比较高的储蓄率， 少有 “超前消费” 和 “信贷消费” 的倾向。日本的高储蓄率曾被认为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但如此， 较高水平的储蓄率也使得普通日本人对经济不景气的反应似乎总有些 “迟钝”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美国很多家庭失去了工作和房子， 开始认识到储蓄对生活的价值，而对于大多数日本家庭的影响， 也仅仅限于是否要更谨慎地进行消费。“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 储蓄成为确保家计稳定的重要保证。其实上述数字更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一个特点， 就是日本式的平均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普遍富裕和中产阶层的稳定与中产阶层意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日本往往被树为平均主义的典型， 而平均主义带来的则是更多的日本国民成为中产阶层。在日本经济最受世人瞩目的80年代， 对日本的赞誉之一就是 “全民的中产阶层化” 。其实战前日本并非如此， 特别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 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贫富分化现象， 这也是导致日本最终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实行了民主制度改革， 工会组织的力量得以加强， 劳动阶层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提出诸如改善工作环境、 提高工资待遇的诉求。但是， 尽管有了合法的诉求途径， 却不能自动使得劳资关系变得和谐， 特别是在收入等涉及劳资双方直接利益的问题上。战后初期， 日本的劳资关系相对比较紧张， 劳资纠纷不断， 甚至还发生过流血冲突。20世纪50年代后， 企业一方面受到来自社会、 工人乃至政界的压力， 一方面也受益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逐渐认识到稳定的劳资关系有利于企业的持续性发展， 也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日本经营史的研究者认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 很多企业家和资产阶级尽管处于支配地位， 但却放弃了对企业利润的垄断， 而倾向于将财富分配给员工和国民。在企业和社会的努力下， 日本在战后 “创造” 了中产阶层 ， 实际上也就创造了一种平等的概念。在制度上， 企业从报酬制度到生产经营管理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从而对提高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日本企业制度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和行之有效的企业内职工培训体系， 这两点都与收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不仅保证了员工不会仅因业绩差等工作能力问题而被解雇， 并且还包括了一套有利于收入稳定增长的工资制度。日本企业的工资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工龄工资， 也就是说参加工作后， 随着工龄的增长， 工资也会随之相应提高， 这一部分工资与职工的业绩没有必然关系。另一部分是职能工资。员工到了一定工龄之后， 尽管职称上不可能得到提升， 但是可以根据技能评定等手段获得相当于某些职称的工资级别。因此很多日本大企业出现了独特的 “借进借出” 关系， 即员工在二三十岁时的收入少于业绩 （一部分业绩收入借给企业） ， 而四五十岁时收入则多于业绩 （从企业借回业绩收入） ， 而到退休时业绩与收入基本一致。可以说， 日本企业员工的收入制度再配合上长期雇佣制度， 体现了日本企业平均主义的特点。当然， 企业也得到了回报， 日本员工的敬业和效率都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也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发展。同时， 日本企业还在引进美国员工培训制度的基础上，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员工培训体系。企业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从事职工培训， 不仅保证了员工可以带薪受训， 还刺激了员工对工作的积极性， 客观上使在报酬和培训上的投入通过员工的贡献得到了回报。毫无疑问， 稳定的雇佣关系和有效的企业内职工培训体系是企业为了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