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及其与农业的关系赵 仁 平摘 要 工业化的真谛, 在于以工业为主导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而传统社会 的基本特征, 又使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工业化变革中的核心问题。 近代中国 工业化起步的特殊模式及三种工业化力量不相融合的多极化态势, 决定了工业化虽 起步却难以得到独立、 正常和充分的发展。 而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与农业基础的脱 离乃至背离, 使以工业化为主导的新的社会经济结构难以建立, 因此, 本质上是不可 能实现近代化的历史使命的。 关键词工业化起步农业关系一近代中国, 以近代化作为历史发展的主题, 本质上是由工业化揭开其序幕的。近代中国所处的社会经济 环境, 决定了中国工业化起步的特殊形式及其发展的不正常、 不独立、 不充分。而这种工业化模式起步时就与 农业相脱离的迷误, 又决定了工业化难以成长为近代中国的现实。因此, 研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及其与 农业的关系, 不仅对于认识近代社会经济的本质, 而且对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中国 的工业化, 于 19 世纪中后期起步。它包含着紧密相联的三个部分: 一是鸦片战争后由西方各国在华设立的外 国资本主义近代工厂企业; 一是洋务运动时期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举办的近代军事、 民用工矿交通运输业; 一 是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由私人资本投资兴办的近代工业。 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和相互矛盾, 构 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的主要内容, 形成工业化虽已起步却始终处于不发展状态的历史现实。 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在华设立的外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开始时最早和最特殊的部 分。西方列强给古老的中华帝国植入的近代机器生产, 构成了中国工业化起步时的先导因素。外国资本主义 企业在华的开设, 表面上标志着近代中国已开始萌发工业化, 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目的, 本质上是为移植这 种更为有利的手段来适应其进行侵略的需要, 而绝不是要催生和推动中国的近代化。当然, 这些外国资本主 义在华企业的出现, 在许多方面对刺激和促进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无疑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但于其所带来的 阻碍作用, 这种推动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和资金、 技术等方面 的优势, 阻碍着后起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成为制约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仅仅因为西方列强 在 19 世纪中后期的对华侵略还处于主要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 其所举办的在华工业企业在 1895 年前也处 于非法的地位, 因而在 1895 年前, 外国在华工业资本 (包括航运业资本在内) 仅 27587673 美元, 只占此期各国 在华总投资的 23110% ; 同时, 外国在华资本所办企业资本额和工人数分别为当时中国近代企业总资本和 总工人数的 39141% 和 34167% , 从而使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步尚存有一线发展的契机。洋务运动时期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举办的一系列近代军事、 民用工矿交通运输业, 是近代中国工业化起 步时的主体。1895 年前, 洋务派所办企业资本额和工人数分别在当时全国近代企业总资本和总工人数中占45122% 和 41162% , 明显地是当时全国近代工业中的主要部分。而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之所以以国家资 本主义的形式为主导, 由清政府国家政权充当了工业化的发动力量, 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众所周60知, 国家在任何历史阶段上, 都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基本组织要素。工业化作为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 史主题, 国家的经济参与行为同样是其中不可排除的重要因素。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既缺乏有利的内外环 境, 又没有充足的动力机制, 没有国家政权的引导和扶植, 不借助于国家政治力量作为经济杠杆和推动力, 工 业化是难以脱胎而出的。因此, 人们不难历史地从工业化需要的角度, 通过洋务派举办近代工业的史程, 看出 “这是半殖民地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但是, 混糅于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中来 自于清政府的生产关系的封建性和来自于外部移植生产力的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严重依赖, 又决定了它不可 能获得真正的发展。整个洋务运动期间, 清政府对洋务企业的投资仅占其同期财政总收入的 412% 和财政总 支出的 410% 。这一数据清楚地表明: 清政府国家机器没有也不可能作为经济杠杆充分发挥推动工业化的 作用。在一定意义上, 我们完全可以说,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不患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患于国家资本 主义的不发展。当然, 外国资本主义也不会坐视中国的工业化顺利成长; 而国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不发展 及其在中国工业化起步时居于主体地位的状况, 又妨碍着私人资本投资于近代工业的工业化推进和发展。 稍迟于洋务企业兴办的中国私人资本近代工业, 是近代中国工业化起步时的新生力量和发展的希望。到 1895 年时, 私人资本近代企业的资本额和工人数分别只占当时全国近代企业总资本和总工人数的 15137% 和 23117% 。私人资本近代企业不仅存在着规模小、 技术力量薄弱及部门、 地区结构极不合理等不足, 而且还同 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国家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存在着深刻的依赖性和矛盾性。私人资本投 资兴办近代工业的出现和初步发展, 虽标志着工业化因素在近代中国的进一步增强, 但其力量的微弱及其在 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国家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夹缝中生存和挣扎的历史现实, 又使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在这 一途径上难以获得正常、 独立和充分的发展。二工业化的真谛, 在于以工业为主导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只有在工业化与传统相适应的基础上才 能得以实现。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 决定了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工业化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核 心问题。而从世界经济史的历史比较中, 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到农业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原动力。近代中国工业 化起步时的不发展, 必然地与农业有极大关系。 近代中国工业化起步时, 中国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初步解体时期。落后的农业生产力的基本状况, 对 工业化直接产生深刻的影响。 有关学者一致指出, 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基本上已处于停滞与衰落状态。近 代中国农产品的商品率较低, 1840 年的粮食商品率约为 10% , 1895 年时为 16% , 至 1922 年也不过约 22% , 反映出粮食生产的不足; 棉花商品率 1840 年时为 27% , 1894 年时也只有 33% , 不仅产棉不足, 而且投放市 场额也甚少。在近代中国, 也没有日本明治维新后以地税改革为契机的农业资本主义革命, 传统农业的潜在 能量释放并没有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同步进行, 导致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 甚至没有增长; 而近代中国农业人口的人均产值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农业净产值增长速度的状况, 还表明近代中国农业人 口压力问题十分突出。可见,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肆虐, 人口压力下传统农业本身机 能的发挥殆尽, 从而使中国近代的农业危机日趋深化。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起步, 面对的是停滞、 衰退的或潜能 释放殆尽的农业; 农业基础和原动力异常薄弱和不足的状态, 成为了实现工业化的巨大障碍。而近代中国工 业化起步时工业与农业相脱节甚至背离的状况, 更对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及其在华企业在中国大肆掠夺廉价的农产品原料, 不仅使近代中国国内市场上的 农产品原料供应不足, 使中国农业的商品化畸形发展, 而且在与外国近代工业品的不等价交换中使农业危机 日益加深。 “无数的农产品廉价原料与农民血汗一起, 从海关毫无阻挡地流向国外, 中国农村剩下的只有贫困 和愚昧” 。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农业不仅与本国工业化的发展相脱节, 而且成为了外国资本积累的 源泉, 其本身也在支撑着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迅速发展中日趋衰败, 反而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化推进的障碍。 国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为近代中国工业化起步时的中坚, 本质上也是与农业的近代化相脱离的。洋务企 业的开办, 以军事工业为先导, 进而扩及为军事工业服务的能源、 交通运输等民用部门, 不仅在机器设备、 技术 等方面依赖于外国, 甚至连原料也多从外国进口, 很少与国内的基础产业农业发生关联。甲午战争前, 清61政府对军事工业的投资约 5000 万 5500 万两白银, 对民用工业的投资约 3400 多万两白银, 也主要地分布 于为军事工业服务的交通、 能源等部门。洋务企业的投资偏重于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畸形格局, 导致其对农 业的影响甚微, 从而使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又陷入单纯、 片面的工业化格局之中而难以发展。与此同时, 在 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中, 农业税地丁税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 乾隆 31 年 ( 1766 年) , 清政府地 丁税为 2990 万多两, 占财政总收入的 6015% ; 到光绪 17 年 ( 1891 年) , 地丁税降为 2366 万多两, 只占财政总 收入的 26139% 。“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清政府固守原有的观念, 没有增加农业税收,更没有依靠农业税来进行近代生产。洋务运动资金来源主要是厘金和海关税,” 。 而且整个洋务运动期间, 清政府也几乎没对农业采取任何改革的举措。由于农业没有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提供必要的资金积 累, 对照日本明治维新推行的地税改革使明治维新前半期进行的近代化事业有 70% 的财政来源来自农业税 负担, 我们可以窥见农业基础在日本推行近代工业化中的原动力作用。近代中国工业化起步时的片面方针 和狭隘的军事目的使其与农业较少联系, 不仅没有农业的推力作用, 而且也缺乏对农业的拉力作用。因此, 近 代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不发展不仅源于其本身, 而且更重要地源于其与农业关系的错位。 私人资本兴办的近代工业, 迫切地需要近代农业的支撑和推动。但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停滞、 衰退局 面, 决定了农业难以提供私人资本近代企业所需的资金、 原料和市场。尤其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总背景, 更使私人资本近代工业与农业间的关联阻碍重重。地主、 商人、 高利贷者 “三位一体” 的封建剥削不 仅是农业发展的根本障碍, 而且也是大量资财积累难以转化为近代工业资本的主要原因。高额封建剥削下农 业生产的滞困和农民的日益贫困化不仅造成国内市场的狭窄, 而且还导致近代工业资本经常逆转回封建剥 削的奇异现象的出现。私人投资兴办近代工业不仅得不到政府扶植, 反而要承受着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私 人资本近代工业的生存空间因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挤压以及其与农业间产业关联的脱 节和背离变得更加狭窄, 从而也使私人资本近代工业的不能正常发展除了受制于其自身的缺陷之外, 也受制 于缺乏近代农业这一社会基础。当然, 由于私人资本近代工业力量的微弱, 其对农业近代化的影响作用也极 小, 这进一步加剧了近代中国工业化与农业的矛盾。 总之,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以国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为中坚, 与一般工业化道路迥异, 具有了启动的 良好开端; 私人资本近代工业由轻工业开始的符合一般工业化的道路及规律, 形成了对国家资本主义重军事 工业化的一定互补; 而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作为工业化中的重要力量, 其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三股工业化 力量在近代中国的多极化发展, 形成了工业化虽起步却长期滞缓的格局和不发展的命运。同时, 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近代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不发展的近代工业的新生产方式不过只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 一种点缀。产业关联性微弱, 旧有社会经济结构未能得到根本改造, 生产力没有发生本质的提高, 近代中国工 业化的起步只是使原本就异常混乱的社会经济结构更加复杂化, 而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