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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中文第二版第 2 2 卷前言卷前言前言 本卷收入的是恩格斯 1833 年 12 月至 1842 年 10 月期间写的著作,其中除中学时期的几篇文学习作外,绝大部分是在不来梅实习经商时期和在柏林服兵役时期写的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过程。恩格斯的童年和中学时代是在故乡伍珀河谷度过的。他中学没有毕业就迫于父命辍学经商。1838 年 7 月一 1841 年 3 月他在不来梅一家商行当实习生。不来梅时期是恩格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时期。不来梅是个繁华的商埠,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活跃。恩格斯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在经商余暇阅读各种进步报刊,研读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各类著作,从中吸取思想养料。他同当时德国的一个激进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建立了联系。该派关于实行宪政、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取消宗教强制和反对贵族压迫等民主主义思想对恩格斯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各种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的向往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进一步升华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这一时期他为了摆脱家庭、学校和社会带给他的宗教影响,经历了内心的激烈斗争,实现了同宗教信仰的决裂,成为无神论者。在恩格斯的思想转变过程中,青年黑格尔分子大卫施特劳斯对他有重大影响。他不仅促使恩格斯同宗教信仰决裂,而且推动恩格斯研究黑格尔哲学,转向青年黑格尔派。恩格斯从 1839 年开始,为青年德意志派的刊物德意志电讯撰稿。本卷收入的伍珀河谷来信是他首次发表在该刊上的一篇政论文章。这篇文章反映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他根据在家乡耳闻目睹的事实对虔诚主义和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罪恶作了无情的鞭 笞。他揭露了虔诚主义的伪善和反理性本质,谴责虔诚主义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控制,充当有产者剥削压迫工人的思想工具。他对工人的悲惨遭遇寄予深切同情,对工厂主特别是他们中的虔诚派教徒压榨工人的行径表示无比愤慨。他深信,虔诚主义“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见本卷第 54 页)。他还写了一些诗歌和文学评论。在诗作中他用诗的语言道出了渴望自由、反对专制的心声:“你们这群恶犬对我有何妨碍?我照样高枕而卧,自由、大胆地憧憬未来。是的,清晨即将来临,晨星闪烁,昭示着黎明,自由的钟声把一切善良的人唤醒”(见本卷第 169 页)。在一些文学评论中,如卡尔倍克 、 普拉滕 、 伊默曼的等文章中,他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上评论了作家和作品的思想政治倾向,强调文学应当反映时代精 神,为争取自由、反对专制制度而斗争。他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指出,民间故事书应当反映当时德国日益发展的立宪主义、反抗贵族压迫和反对虔诚主义的斗争,它的使命是教育人民确立明确的道德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 们的勇气,唤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恩格斯密切关注当时德国的思想斗争和社会现实状况。他在知识界晨报和总汇报上以不来梅通讯为题写了内容各异的多篇通讯。在理性主义和虔诚主义 、 教会论争中评述了神学中虔诚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论,揭露了虔诚主义的神秘特征,肯定了理性主义的积极作用,要求人们在理性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同宗教黑暗势力作斗争。在不来梅港纪行中他记述了德国贫苦群众离乡背井外出谋生的情景,分析了他们亡命他乡的深层次原因,指出:“驱使这些人远走高飞的决不总是饥饿,更谈不上是利欲;驱使他们前往的是德国农民处于农奴依附地位和独立地位之间的不稳定境况,是世代相传的屈从地位以及世袭法庭的专横暴戾,这一切使得农民在下决心离开祖国以前食不甘味,梦寐不安。 ”(见本卷第 190 页)在手工业者联合会这篇通讯中他驳斥了污蔑下层群众组织秘密团体的言论,公开支持他们为反抗剥削压迫结成互助团体,为维护自身权益采取联合行动。1840 年 12 月恩格斯写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表明他在政治上更趋激进,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为鲜明。他在文中赞扬阿恩特作为爱国者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斗争中的作用,批判了民族解放问题上的两种对立的错误倾向:德意志狂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他指出,德意志狂无视历史的进步趋势,企图把德意志民族拉回到中世纪去;无视法国革命对德国进步的推动作用,煽动德国人民对法国的片面仇恨。 “这种片面性把德国人变成以色列选民,而无视一切不是在德国土生土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数萌芽。 ”(见本卷第 270 页)他同时揭露了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实质是“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见本卷第 271 页),指出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见本卷第272 页)。他还针对当时处于封建割据、专政统治下德国的现状提出了对德国进行民主改造的明确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见本卷第 277 页)恩格斯这一时期写的一些著作还反映了他研究黑格尔哲学取得的成果和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转变。在不来梅时期,他努力钻研黑格尔哲学,力图从黑格尔的发展学说中找到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思想武器。他在时代的倒退征兆一文中吸取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积极因素,又超越了黑格尔,提出了历史螺旋式发展的历史观。他说:“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它的螺纹绝不是很精确的。历史从一个看不见的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围绕着这个点缓慢盘旋移动;但是,它的圈子越转越大,旋转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灵活,最后,简直像明亮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时而擦过,时而穿插过它的旧轨道。而且,每转一圈就更加接近于无限。 ”(见本卷第 107 页)尽管当时的历史观整个来说还没有完全摆脱把理性看做历史发展动因的唯心主义,但为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打下了基础。在现代文学生活一文中他评述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之间的争论,对他们那些悲天悯人的感伤论调和华而不实的空谈表示不满,而把希望寄托于青年黑格尔派。他指出:“处于最新的、自由发展中的黑格尔学派以及主要是所谓的年轻一代正走向联合,这种联合将对文学的发展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见本卷第 143 页)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中,他进一步评价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积极作用:“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将永远是划时代的。只是现在,模糊不清的思辨星云才变成照耀着世纪运动的灿烂的思想明星。 ”(见本卷第 273 页)同时也指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不足:“思想和行动相结合,一方面还没有被充分地意识到,另一方面还没有深入到国民之中。 ”(见本卷第 274 页)1841 年秋,恩格斯去柏林服兵役,同时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柏林大学是当时“思想斗争的舞台” 。这里是青年黑格尔派活动的中心。青年黑格尔派力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中找到批判宗教和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武器。普鲁士政府为了对付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为了“降服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把一切投入昏暗的烟雾的凶龙”(见本卷第 335 页),聘请哲学权威谢林来柏林大学讲课。谢林早年以其自然哲学起过积极作用,晚年则走向了反面,成为基督教正统思想的辩护士。他在柏林大学讲坛上向黑格尔发起进攻,并宣传神秘的启示哲学。恩格斯到柏林不久就投入了反谢林的斗争,写了谢林论黑格尔 、 谢林和启示 、 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等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揭露谢林否定和歪曲黑格尔哲学的卑劣行径,坚决维护黑格尔哲学特别是辩证法。他赞扬“黑格尔是一个开辟了意识的新纪元的人”(见本卷第 391 页),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强有力的、永不静止的思想推动力”(见本卷第 389 页)。他同时指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与保守的政治观点的矛盾:“黑格尔本人曾为他的学说所得出的强有力的、富于澎湃的青春朝气的结论规定了界限,这部分地决定于他所处的时代,部分地决定于他的个性。 他的政治观点、他的以英国为背景阐述的国家学说,明显地带有复辟王朝时期的烙印,他同样也无法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可见,黑格尔本人也要遵从他自己的下述名言:任何哲学都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内容。 ”(见本卷第 338 页)恩格斯批判了谢林的启示哲学;指出这种哲学的反动实质是背弃理性和科学的原则, “把信仰和知识、哲学和启示调和起来” , “宣布科学是信仰的奴仆”(见本卷第 34l、365 页)他还揭露了谢林充当普鲁士国王御用哲学家的面目:“他是要拿自己的体系来为普鲁士国王效劳,因为他的从未完成的东西,在国王一声号令下,居然立即完成了。他就这样带着装满信仰与知识的调和物的箱子来到这里,让人们注意自己并终于登上讲台。他带来的新东西,他想要用来创造奇迹的闻所未闻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他自从 1831 年以来就曾以同一方式在慕尼黑讲授过的启示哲学,是源远流长的神话哲学。 ”(见本卷第 342343 页)在批判谢林背弃其早期哲学的前提时,恩格斯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果,阐明了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理性只有作为精神才能存在,精神则只能在自然界内部并且和自然界一起存在,而不是比如脱离整个自然界,天知道在什么地方与世隔绝地生存着。 ”(见本卷第 355 页)他肯定只有费尔巴哈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透彻的认识。尽管当时恩格斯还没有彻底摆脱唯心主义,但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已明显转向唯物主义。1842 年 6 月恩格斯写了一个长篇书评评亚历山大荣克的 。他在这篇书评中批判了荣克在评述青年德意志派作家时暴露出来的各种糊涂见解和可笑观点。他明确指出:“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 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原则之间的斗争如火如荼,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基督教已岌岌可危,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而善良的荣克还在天真地以为, 民族除了急切等待谷兹科的新剧本、蒙特应诺的小说和劳伯老一套的离奇幻想而外,就没有别的事好做。 ”(见本卷第 446 页)这里清楚表明,恩格斯已同青年德意志派决裂而转向青年黑格尔派,并投入政治斗争了。在柏林期间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密切联系,经常参加鲍威尔兄弟为首的柏林“自由人”小组的活动,同他们一起批判宗教,抨击普鲁士专制制度。1842 年夏他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合写了长篇讽刺叙事诗: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 利 。诗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青年黑格尔派同宗教反动势力激烈斗争的场面,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青年黑格尔派内部辩论的热烈气氛和他们的各自主张。从这篇长诗中可以看到,恩格斯对某些青年黑格尔分子热衷于抽象批判和革命空谈表示不满,强调“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他用嘲讽的口吻描述了阿尔诺德卢格的观点:“我们的行动全在嘴上,今日明天始终一样,总是先有抽象,然后实践就会自行跟上。 ”(见本卷第 508 页)而他把自己比作法国的“山岳派”,说“他 只玩一种乐器,那是断头机” , “他总是哼着地狱之歌,反复吟唱: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公民们!” (见本卷第503、504 页)正是这一分歧使恩格斯后来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了。在这首长诗中他还对尚未谋面的“特里尔之子”青年马克思作了生动的描述,对他的革命气概表示了赞许之情。1842 年春,恩格斯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先后发表了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 、 一个旁听生的日记 、 时文评注 、 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批判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评述了对待德国现行社会制度的两种自由主义倾向,主张这两种自由主义力量应当取长补短,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反动势力。他要求人们重视理性和科学,要学习邻国法国的经验。他坚决维护言论出版自由,揭露普鲁士新闻出版法为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效劳的反动实质。恩格斯还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对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即位刚刚两年的普鲁士国王的真实面目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批判了他鼓吹的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主张,指出他企图在德国建立中世纪式的封建专制君主国家,但他的图谋必遭失败,普鲁士的现状很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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