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1014 康凌 311.316.1.01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程论文课程：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任课教师：陈思和姓名：康凌学号：0511014现代话语中的性、爱与繁殖现代话语中的性、爱与繁殖以以上海宝贝上海宝贝和和秦腔秦腔为例为例1 自笛卡尔以来，启蒙话语指引下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深刻地影响着对于现代社会 的认知与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似乎一夜间接过了“五四”的大旗，以自己 的声音与行动不断介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飞速推进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以一种非正常 的速度推进，加之社会诸方面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步尤其表现在商品经济层面和思想文 化层面的巨大差异，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无数社会思想问题也几乎一夜之间被摆到了人们 面前。人们还没来得及享用现代化的丰硕果实，却已经被迫直面现代性的种种弊端。 文学不论是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 ，还是“抽象” 、 “升华” ，由于其对于周遭的敏 感体认，往往传递着作者生存在当下环境中时所感受到的痛苦、焦虑与疑问。 汪晖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写道：“（1989 年的学生运动） 不仅深刻改变了原有的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而且知识界自身的同一性也不复存在” 。“1980 年代的知识界把自己看作是文化英雄和先知，1990 年代的知识界则在努力地寻求新 的适应方式，面对无孔不入的商业文化，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当代的文化英 雄和价值的塑造者。 ” 这里的“同一性”指的是 80 年代知识分子的对于社会的集体反思与言说，并且以一 种“启蒙者”的姿态面对民众与国家，试图在为国家机器的改革需要提供的意识形态支持 的同时，使自己成为“文化英雄”和“价值的塑造者” 。这样的努力表现在文学层面，便显 现为一种“共名”的文化形态。同时，由于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 理想的耦合，使得一段时间内他们对于社会的关怀被默认为一种推进社会变革的正面力量 而释放出来。 然而这一蜜月期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当河殇作为一种流行现代性话语的“西方/ 东方” 、 “传统/现代”的两分法的极端化表述而遭到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激烈批判时，知识 分子与国家理想的分道扬镳也就近在眼前。 当然这种分道扬镳当然有着极为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而当它以极为激烈的方式呈现 在人们眼前时，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挫败。 “一方面难以很快地重 新获得重新明确统一的追求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精英意识自身浮躁膨胀的缺陷。”1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历史事变使得大部分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启 蒙姿态，开始意识到自己并非站在社会之外推动社会的变革与进步，而是身处社会之中，1 陈思和 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P321，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0511014 康凌 311.316.1.01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程论文从而被整个的现代洪流所裹挟、冲撞，继而开始各自寻求新的表述方式， “从寻求传统的价 值，到人文精神的呼吁，从职业责任的自觉承担，到重新呼唤社会使命感，当代中国知识 分子的这些各不相同又相互交叉的努力一方面是对当代社会变迁所做的一种批判性的道德 化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是以这些姿态来进行自我重新确认的社会行为。 ”2 这一“自我的重新确认”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关乎整个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本 文仅发其一端，对这一背景下对于性、爱与繁殖的文学叙述做一些极为粗浅的思考与分析。2 1989 年的事件并未使中国同苏联、东欧一样瓦解，相反，由国家主导的社会经济改 革进一步的在中华大地上加速进展，商品经济的意识不断渗透到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各个 领域，民众对于政治的冷淡与对于经济的极大热情呈现出一种怪异的对比，关于政治理想 的宏大叙述已经逐渐不为人所关注，80 年代对于知识的极大热情（以文化热标志）在经济 浪潮的冲击下迅速消解，这些变化反映在审美意识与活动中，便表现为种种大众化、世俗 化、庸俗化的美学倾向。新写实主义、新市民小说等等流派应运而生，而其中最为典型的 便是所谓“身体写作” 。 对于民众来说，随着种种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的宏大理想的小消解与破灭，对于知识 文化的敬畏的瓦解，社会的主流意识被划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范围之内，资本主 义话语的引入与实践在带来巨大财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的病症，资本逻辑操控下 的媚俗艺术开始广泛流播。 克赖门特格林伯格在先锋派与媚俗艺术中写道：“媚俗艺术是一种替代 性的经验和假造的感觉。媚俗艺术随风格而改变，但不离其综。除了钱之外，媚俗艺术假 装无所求于它们的消费者甚至不要求他们的时间。 ”3 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也使得文化“虚假化”愈演愈烈， “在大众媒体分发文化和美学 养分的过程中，文化作为一种仪式 （rite）所有的痕迹都丧失了，当旁观者面对强 加于他的各种不同传输物和表现形式时，这种仪式性要素的缺乏导致了他的一种无动于衷。 ”多尔富雷斯概括道。 “文化工业化”的背景之中，文学也被认为符合这一模式，这意味着审美从“形而 上的美”的追求中解放出来，成为广大民众的狂欢或节日。它不再企盼通过灵魂的攀升达 到至高至上的理念之美或美本身，不再承认审美活动的超越性，不再相信人们能够借由审 美形式而接近存在的本真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遗忘存在。 巴赫金曾写道：“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 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而精神 和理智的高级领域，向来主要就是某个统一的和唯一的独白意识所拥有的领域。是某个统 一而不可分割地自身内向发展的精神所拥有的领域(如在浪漫主义中)。 ”4 然而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下，由于人们不再向往任何真正的高贵与超越，狂欢体验只 剩下不断的感官刺激与欲望碰撞，审美的实现被认为必然是感官性质的，无数的“个体写 作者”从自己的身体出发，叙述当下即刻的体验和冲动，一时间乱花渐欲迷人眼，似乎一 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似乎正在来临。 然而，由于对于超越性的忽视与遗弃，这种表面的繁盛与其说是多元价值的众声喧 哗，还不如说是一元意识形态主导（甚或价值被完全抽离空疏）下的自言自语对于个2 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载天涯1997 年第 5 期 3 卡林内斯库（MateiCalinescu） 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P241，商务印书馆，2002 4 巴赫金 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920511014 康凌 311.316.1.01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程论文体的陈述、迷恋。 “身体写作”的出现正是这种喃喃自语的自慰式叙述的表现。3 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多次出现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 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前者是情欲，后者是爱情。 然而小说的女主角在情欲与爱情的摇摆中走向了身体。小说对于性体验的描摹细致 入微：我想象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 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象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 “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 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席尔维 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的呻吟，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 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着我的尖叫到来了。作者不断的细述女主角与其德国情人 Mark 的交媾，在这样的叙述策略中，情欲仿佛 显示出的巨大的力量，裹挟着女主角无法脱身。在高楼林里、精神空疏的城市生活中，人 们悬浮在物质的洋流中茫然四顾，无法确认世界，也无法确认自己。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叙述中， “性”作为一种符号永远是以“秩序”的反抗与瓦解者的 面目出现的，从梁朝的“宫体诗”到明清的情色小说，无一不是与传统道德伦理秩序的对 抗，对政治主题之严肃与宏大的消解。 “性”的意义就在与一种秩序的对抗中产生，并且确 立自己的位置。 然而在上海宝贝中，通过不断的对性幻想、自慰、偷情的描述， “性”作为一种 符号的意义被自行构建起来，也就是说， “性”无需再通过与某种秩序的对抗而获得其存在 的理由， “快感既不认为同允许或禁止的绝对法律相关，也不同实用目标相关，而最主要的 是同自我相关。 ”5，转而成为小说女主角把握自己在灵魂的空疏之中，把握自己的身 体的渠道。对此，作者直言不讳：“从大学开始我就被一种性本论影响了人生观， 尽管现在已有所矫正” 。 “性的正常与否几乎与他们的生命一样重要，这方面的任何残缺都 是一种不能承受的痛苦。 ” 小说女主角对于性伴侣的选择只是出于自身生活状态的要求：“与叶千相处的几个 月里正逢我的小说出版，我的精神处于浮躁、兴奋难捺的状态，叶千和他带来的性，正是 针对这种状态应运而生的。 ”而当生活状态发生改变，这种要求相应失去后， “我们也风平 浪静地分了手，不吵不闹，不伤感也不亢迸，总之非常科学非常无害地分手。 ” 由此我们发现，当小说女主角使自己的身体最终臣服于情欲，甚至可以为了欲望而 同“恨不得他死”的 Mark 偷情的同时，她也就可以自由的通过对性的把握而把握自己的 身体，把握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她通过对纯粹的感官刺激的选择与确认，完成了对自 我的确认，当外部事务无法成为可以赖以信仰的对象时，她在自身主体的内部构建了对于 自我的证明。 然而，这样的确认终究是凌空蹈虚的幻境：坐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被严重的沮丧感笼罩住了，激情和高潮已经过去，电影结束后 观众纷纷离场听到的只是一片椅垫翻转的扑扑声和脚步声、咳嗽声，屏幕上的人物故事音乐 统统消失了，天天的脸在我脑子里左移右晃怎么也不能静止下来。5 福柯 著性史P57，引自汪民安等 编福柯的面孔P196，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0511014 康凌 311.316.1.01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程论文此时，当女主角的爱人的脸庞在她偷情过后浮现在脑海中时， “爱”与“性”的矛盾 终于被呈现在读者眼前。然而，这一矛盾并没有阻止她继续向欲望的深渊滑落，原因在于 她的爱在本质上是无力的：他静静地看着我，这个离奇的故事一下子攫住了我，我天生就是那种容易被悲剧和阴 谋打动的女孩。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 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我温柔而热切地看 着他脆弱而美丽的五官，明白了他身上那种少见的沉郁从何而来。每个人孤独的“被抛”到世界上，作为一个寂寞的独体面对空旷的世界无法确证自 己的存在，而此时， “爱”的出现能够使你在与爱人的对视中发现自己，因此，爱情之所以 被热烈的追慕，其原因在于“爱”之中投射了“我”对于生命存在的激情，从某种程度上 讲，甚至是新生的喜悦。 因此， “爱”要求双方无条件的投入、开放、感悟与承担。然而在上海宝贝中， 小说女主角对其男友“天天”的“爱”并非一种相互的注视与恋慕，不啻于说是一种好奇， 因为他的故事满足了女主角对于“悲剧和阴谋”的要求，满足了她所准备的“凶兆、阴谋、 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这些自演字眼。 然而，天天的性无能却在此时衬托出这种“爱”的羸弱，它无法面对身体的缺失， 女主角多次试图唤醒男友的性能力，而终告失败，此时她感觉“所有粉尘扑向我们，粘住 了我和我的爱的咽喉。 ” 只有灵与肉的统一才能达致真正的爱情，人们无法承担爱情所赋予的责任，责任感 缺失的本质是主体的封闭与自怜，由于对于责任感的恐惧，孤独而封闭的主体便只能义务 反顾的走向情欲以求自证，然而对于成长与空疏的文化氛围中的一代人，这样的证明永远 只能臻于空幻的梦境，小说结尾的两句“我是谁？”的发问，不仅指向作者自己，也指向 90 年代以来整个人欲横流的社会，直白而尖锐。4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贾平凹的废都起笔就展示了一个混乱的、 无序的、众生喧哗的市井片断：大小的车辆再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