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MP3 图片 视频 分类说明 首页 | 百科导航 | 地方导航 当前位置: 首页 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 数字中国全站搜索： 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 (胡文涛) | -摘 要：冷战开始后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加剧，美国政府通过采取创建新闻署、组建和平队、成立国际交流署等手段，逐步将文化外交融入对外宣传范畴，演变为一种冷战工具，其间政治文化和领袖的国家使命感起到关键作用。这种文化外交在为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使其国际信任度和软权力下降。关键词：文化外交；新闻署；政治文化；使命感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出现了一些与文化外交有关联的如何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之类的问题。美国学术界为此一边反思和批评冷战后美国政府在文化外交政策方面的失当行为，一边开始怀念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外交的辉煌。然而，美国学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情节，那就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所开展的文化外交事实上严重背离了文化外交的本质属性。从艾森豪威尔到老布什，政治文化和国家使命感驱使美国政府不断地对文化外交机制进行变革，从而使它逐渐演变成为与苏联进行文化冷战的工具。文化外交成为冷战工具，客观上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使美国的国际信任度和软权力相应有所下降。一、美国文化外交演变的过程：机制变革与冷战工具形成冷战全面展开后，美国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运用政治辞令(politicalrhetoric)、立法和经费支持等手段开展文化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1(P393)乔治凯南(GeorgeF.Kennan)在设计遏制政策时也考虑了文化手段：“让我们通过各种手段来扩大文化交流，以便与美国在海外的负面印象作斗争，因为这些印象主导了世界舆论。 ”2(P8)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外交因此一度变得炙手可热。美国政府也开始通过建立新闻署、完善教育文化交流立法、创建和平团、组建国际交流署、恢复新闻署的名称、以及支持东欧的“民主建设”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尤其突出对涉及文化外交的相关机构进行变革)，以适应与苏联展开的文化冷战的需要。二战结束后，世界霸权争夺战在美苏之间旋即拉开。杜鲁门总统不仅运用经济手段(推行马歇尔计划)、军事手段(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与苏联展开势力范围的争夺；同时还准备用信息、心理与文化手段与苏联展开所谓的“真理之战”(CampaignofTruth)。其中，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自由文化大会”(CongressofCulturalFreedom)1950 年在柏林成立，标志着美苏之间文化冷战序幕的拉开。1953 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美苏对峙局势加剧。面对苏联的“和平攻势” ，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对国际信息、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的管理机构进行全面重组，以应对苏联的心理、政治和文化挑战，建立世界人民对美国和平意愿和领导世界能力的信心。1953 年 1 月 24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建立国际信息活动委员会(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同年 6 月 1 日向国会递交了第 8 号机构改组计划，拟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务院的机构美国新闻署(UnitedStatesInformationAgency，简称 USIA，仍接受国务院的政策指导)，同年 8 月 1 日新闻署正式运作。新闻署的首要目标是“劝导外国人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而采取同美国国家目标一致的行动” 。3(P21)该机构管理所有新闻项目，包括先前属于国务院的“美国之音” 。1955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和新闻署签订协议，将美国海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日常管理任务交给新闻署，具体由其属下的教育事务局(BureauofEducationalAffairs，简称 EBureau)组织实施。这一协议的签订意味着美国文化外交的管理者由国务院变为新闻署。由于新闻署的核心任务是组织实施美国政策的对外宣传，所以当文化外交纳入该署之后，它也就基本上成了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辅助手段，新闻署也由此变成将美国文化外交纳入冷战范畴的组织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积极展开文化外交活动。例如 1962 年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利用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从第三世界国家招收 4000 名留学生，而与此同时，在美国 4800名留学中只有 3000 名外国学生享有美国的奖学金。(P28)当时，美国政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美国在赢得世界人民的思想方面将落后于苏联。为扭转这一不利形势，1960 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以国家安全需要为借口，采取了几项重要举措来加强文化外交的进攻型功能(cultural offensive)：(1)完善教育文化交流立法。1961 年 9 月 21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富布赖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Act)，该法案的宗旨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世界人民间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而改善和加强美国的对外关系” 。4(P527)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提供了可靠的经费支持。(2)强化政府管理力度。肯尼迪总统在国务院新设立一个负责教育与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职位。设立此职位的首要目标是，将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司与其他涉及文化与教育项目的有关部门整合在一起，提高其运行效能，为其灌输新的思想和补充新的人才。5(P45)(3)创建“和平队”(PeaceCorps)。1961年 1 月 30 日，肯尼迪总统宣布成立“国家和平队” ，招募年轻人到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开展英语教学和卫生服务等活动，1963 年就有 7000 名和平队成员到世界 46 个国家志愿服务。肯尼迪总统采取的上述措施，强化了政府在文化外交中的主导作用和对文化外交运行机构的控制，为政府有效运用文化外交服务冷战创造了主动权。文化外交与新闻署捆绑在一起的情况，使得学术界和国会中的许多人认为它可能会对文化外交的诚实性(integrity)构成损害。6(P32)这些担心正好符合卡特总统欲借文化外交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人权外交的需要。1978 年 4 月 1 日，根据国会 1977 年第 2 号机构重组计划的授权，卡特政府将新闻署和国务院文化与教育事务司(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简称 CU)合并组建国际交流署(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gency，USICA)。美国有学者认为该署的建立，突出了卡特政府对世界人权和国际合作的使命感，以及至少把这个机构作为部分解决世界此类问题的途径的探索。6(P31)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国际交流署中的广播和新闻功能仍继续占据该机构的总预算、人员编制和活动项目的重要部分。因此，以“人权外交”为幌子的国际交流署名不副实，它只是为文化外交在发挥冷战功能时增加一件美丽外衣，以掩人耳目。1982 年 8 月，里根总统将国际交流署改回原来的名称新闻署，并任命查尔斯Z.威克(CharlesZ.Wick)为新闻署署长。威克以抵制苏联宣传的必要性作为增加该署拨款的正当理由，同时利用其与总统的特殊关系，成功地为新闻署增加了媒体曝光度和财政拨款。威克运用这些优势资源全力打造新闻署的形象，极为突出新闻署“将美国的故事告知世界”的思想导向，而逐步放弃了卡特政府提倡的文化外交的“相互性”(mutuality)。作为一个极端保守的政治家，里根毫不掩盖其极端“仇共”的政治信仰。他撕去罩在文化外交上的面纱，将国际交流署改回原名新闻署，文化外交充当冷战工具也因此变得赤裸裸。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东欧剧变使负责美国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新闻署面临新的挑战。于是该署调整了开支计划，减少在西欧和非洲的交流活动项目，用以资助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建立新的工作点。为此，新闻署增加了 26 个新的办公室。国会通过“支持东欧民主法案”Support for East Europe Democracy Act，简称 SEED为新闻署提供了新的经费来源，重点放在经济、教育改革、社会学和媒体等交流项目。新闻署也先后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建立富布赖特两国委员会(Bi-nationalFulbrightCommission)；新闻署的文化教育事务和项目司成功启动了新的交流计划，例如住所专家项目(Professionals-in-Residence Program)。尽管布什政府对文化外交的执行机构没有进行重组，但是他任命的第二任新闻署署长亨利凯陀(HenryCatto)曾尝试为新闻署建构有别于里根时期的新形象。老布什政府后期文化外交侧重点的调整，目的是巩固冷战的胜利“果实” 。美国政府冷战期间针对文化外交的机构变革，尽管运用的手法、采取的措施不同，间或也会听到要求维护文化外交“相互性”和“诚实性”的声音。但从整个过程和结果来看，几届政府都在文化外交演变为冷战工具中扮演了或重或轻的角色。而其中动因的相似和目标的一致决定冷战期间文化外交在美国的命运。客观上，由于文化外交的加盟，使得美国对外宣传的手法变得多样性和隐密性，在“赢得人心和思想”(towin heart and mind)的文化冷战中，为美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美国文化外交演变的缘由：政治文化与使命感使然美国文化外交为何演变为冷战工具，学界比较多归因于国际大背景的影响。毋庸置疑，冷战的国际环境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文化外交政策，但是，要真正演变为冷战的工具，美国的内部因素不可忽视。美国政府由冷战前对文化外交的较少介入，到冷战期间的主动全面介入，应该说与美国当时的政治文化和领袖的国家使命感密切相关。阿尔蒙特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P29)主要政治制度活动规范和政治参与规则方面的思想的形成在美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最初几代移民从欧洲带来的传统所决定的。对政治这种特殊的活动范畴的共同态度在美国由新教传统决定。新教传统认为，一切世俗活动形式都具有宗教仪式性，它们在上帝面前的价值只决定于人的信仰。8(P20)冷战期间， “”是美国社会的基本政治信仰。 “就像是骑兵的冲锋号，唤起美国还有另一项外交使命要去完成，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美国把世界划分为罪恶与美德两个极端。一直是决策者们要达到的目的。 ”9(P178-180)尽管期间有的美国总统起初试图维持文化外交的基本属性促进国与国、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但是在“仇共”的政治信仰方面，他们表现得相当一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二战期间指挥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的特殊经历，直接影响到他对文化外交在促进国家间相互理解方面的判断。入主白宫后，他同样相信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会使不同民族及时达成更大程度的谅解，并有助于加强世界的和平。10(P35)他甚至邀请一组外国留学生到他的办公室观摩“留学生日”(ForeignStudentDay)。但是，随着冷战局势日益紧张，除了以加入与共产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文化竞争为借口之外，美国文化外交已经很难找到正当理由向纳税人要钱。(P44)面对冷战的严酷现实和国内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文化压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前抱有的理想主义期望开始转向利用文化外交为国际文化斗争的现实服务。他推动新闻署的设立，就是强化政府对文化外交控制的具体表现。同样，卡特总统在其重组文化外交机构的指导原则中，虽然强调保持文化外交中诚实性的必要性，但是冷战的现实以及先前美国情报机构染指文化外交的事实使得教育文化界和国会中的理想主义者并不信任他的政治辞令。由于卡特总统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关注点，文化外交也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