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感说之感文学创作本源物感说之感文学创作本源 “物感说”的理论核心是“感”， “感”具有双向互动性， “感”而有应。而且， “感”在“兴”先,其哲学思想源于易经 ，感之本源是“气”。作为文学理论之“物感”说，提出于礼记乐记 ，经六朝刘勰、钟嵘等人的发展，到唐白居易而完成。一“、感”的意义我以为“物感说”之核心是“感”。我们先看作为“物感说”提出的礼记乐记是怎么说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在“乐”的这一产生过程中，关键在人心之“感”、“动”，即“感于物而动”，我以为“感于物而动”的核心是“感”。深刻体察“感”的意义，便可以使我们领会到“感”是一种人的特殊实践活动，即文学创作的本源。何谓感？“感，动也。 ”但此“感”之“动”与人心密切相关， 说文解字心部：感，动人心也。从心，咸声。可以说“人心之动”就是“感”。又“，感，应也。 ”说文解字心部：应，当也。从心，雁声。段玉裁注：当，田相值也。引伸为凡相对之称。凡言语应对之字，即用此。也就是说， “感应”必须要有与心相对待的东西才能形成，这种“感”是有所“应”的。可见， “感”字本身就包含着交感的意义。而这个与心相对待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礼记乐记中所说的“物”。因此， “感”也就是说明了心与物之间的双向互动；既是物感人心，也是人心应物。或者说，既是人心感物，也是物应人心。二者互为彼此，互为感动。对于礼记乐记那段话，后世也都是围绕着“感”的意义、特征来阐发的。 礼记集说卷九十一：郑氏曰：宫商角徵羽，杂比曰音，单出曰声。形，犹见也。乐之器，弹其宫，则众宫应。然不足乐，是以变之使杂也。 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春秋传曰：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方，犹文章也。孔氏曰：自此至王道备矣一节，论乐本音之所以起于人心者，由人心动，则音起；人心所以动者，外物使之然也。人心既感外物而动，口以宣心，形见于声。心若感死丧之物，则形见于悲戚之声。心若感于福庆，则形见于欢乐之声。既有哀乐之声，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浊，相应不同，故云生变。变，谓不恒一声。变动，清浊也。声既变转，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谓之音也。音则今之歌曲也。以乐器次比音之歌曲，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谓之乐也。张氏曰：夫乐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乐，乐声从心而生。一是乐感人心，心随乐声而变也。物有外境，外有善恶，来触于心则应。触而动，故云物使之然。比音，言五音虽杂，犹未足为乐。后须次比器之音，及文武所执之物，共相谐会，乃是由音得名为乐。武阴文阳，故所执有轻重之异。由此可见， “感”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心灵的活动。文学作为人的一种实践活动离不开“感”，因此“感”是文学创作活动的本源，一切文学活动都由“感”而产生。同样作为反映心物关系的范畴， “感”与“兴”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感”“兴”常常连用，亦有以“感”释“兴”的。然细考二字，它们还是存在着不同的。 说文解字舁部 “：兴，起也。从舁同。同，同力也。 ”本义是同力举起的意思。初与人心无关，后来引入对诗解说，才逐渐产生“托物起情”的意义。因此，不论是从字的本义，还是从心理反应过程来说，都是感在兴先，感而后兴。故鹤林玉露卷十云：盖兴者，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义味乃可识，非若赋比之直言其事也。故兴多兼比赋，比赋不兼兴。这就是说先有“感触”，然后才有“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其次序可见。二“、感”的哲学思想基础“感”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周易的阴阳之学。 易系辞上：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虞翻注曰：“感，动也。以阳变阴，通天下之故，谓发挥刚柔而生爻者也。 ”这是说阴阳交感变化而揭示天下万物的化生规律。最能体现易经这一思想的是泰 、咸二卦。 泰卦辞云：泰，小往大来，吉亨。虞翻注曰：“坤阴诎外为小往，乾阳信内称大来。天地交，万物通，故吉亨。 ”彖辞云：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何妥注曰：“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为道，本以通生万物。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各自闭塞，不能相交，则万物无由得生。明万物生，由天地交也。 ”輯訛輥易咸彖辞中更有明确的阐释：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以见矣。輰訛輥周易孔义集说卷九引述诸家注：郑康成曰：山气下，泽气上，二气通而相应，以生万物，故曰咸。张子：咸，皆也。男女相配故为咸。感如影响，无复先后，有动必感。咸，感而应，故曰咸。速也，无所不感者。虚也，感即合也，咸也。以万物本一，故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则无合天地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能通天下之志者，为能感人心。圣人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梁孟敬曰：观其所感不言圣人之情者，盖圣人之情，即天地之情；万民之情，即万物之情也。輱訛輥对此， 易经蒙引卷五解释的更为透彻：本义云，咸，交感也。又曰，感有必通之理。盖有感便有应，所应又为感。如所谓父慈则感得子愈孝，子孝则感得父愈慈的道理。故为交感也，如此安得无道理。盖天下原无无对之物，感字固是对应字。无应亦不为感矣。有感斯有应，感而应则通矣。此感应、感通之别也。二气感应以相与，此二气指刚柔，兼造化人物，言莫非感应也。不可专指人事说。三“、物感说”的理论发展“物感说”由最初的乐论，发展成为重要的中国古代诗论，则是经汉魏六朝，至唐而最终完成。所有的论述，都是围绕着“感”动、 “感”应，而展开对文学创作之论述的，都突出了“感”的双向交流互动的特征。汉代的诗大序在阐发了“诗言志”之义后，也发挥了礼记乐记之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輳訛輥在这里诗序的作者一方面阐明了诗来源于“情动”，另一方面更强调了“诗情”的感动天地、鬼神，乃至“正得失”的巨大作用。在南北朝时期，陆机、刘勰、钟嵘，丰富了“物感说”的理论内容。陆机文赋开篇即云: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凛凛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輴訛輥“玄览”是人对宇宙万物的“感”， “颐情志”是对先代文献的“感”。具体地说， “投篇援笔”进行创作，一定要有所“感”，包括对四时物候之“感”，对人生社会理想之“感”，对祖先道德事功之“感”，以及对历代文章丽藻之“感”。刘勰文心雕龙中物色篇专门论述心物交感问题， 明诗和神思两篇也都谈到了有关物感说的问题。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疑。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里刘勰直接汲取周易的思想精华，从阴阳二气之“感”物谈起，进而阐明物色之感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更值得注意的是揭示了“随物宛转”、 “与心徘徊”的心物交感的特征。其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輶訛輥这里刘勰明确指出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情感是应外物而产生的，由此对这些情感的吟咏，都是自然而然的。钟嵘诗品序同样强调了“感”在创作中的作用：“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这里指出了“舞咏”的产生，不论在“动物”、 “感人”，还是“摇荡性情”哪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一个“感”。接着，更具体地阐明了自然、社会、人生等诸种“感”：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輮訛輦到了唐代，孔颖达撰毛诗正义序 ，在解释诗序的同时，充分发挥了前人诗学理论思想：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乐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輯訛輦其中“，情缘物动，物感情迁。 ”精辟地阐明了交感互动的特征，这也是其诗论的理论核心。而“诗理之先”，源于周易阴阳理论。并以提出其“诗迹所用，随运而移”的社会诗论。而白居易撰与元九书 ，系统地阐明了传统诗学理论，更突显了诗歌创作的交感特征，因此可以看作是“物感说”的总结：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輰訛輦诗之所以为人文之首，就在其“感人心”。世间万物虽“群分”“形异”，但相互间都能产生感应。诗之所以得到圣人的极大重视，就在于其能“感”而“通”，从而至于“天下和平”。总之， “物感说”的关键在“感”，重在阐明心与物的交感互动的关系，揭示了文学创作活动的本源，成为古代社会诗学理论的核心，发展至白居易而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