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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有效供给”是供给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至于怎样扩大,或容讨论;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扩大有效供给”?答曰:因为“供给过剩” 。若进一步追问:既然供给过剩了,为什么还要“扩大供给”?按供给学派的逻辑, “扩大有效供给” 的看点,不在于“供给” ,而在于“有效”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 。也就是说,供给学派要扩大的“供给” ,不是“无效供给” ,而是“有效供给” 。什么是“有效供给”?在经济学的定义中, “有效供给” 通常是指与“消费需求” 和“消费能力” 相适应的供给(请注意“能力” 二字)。然而在主流经济学的语境下, 供给学派所诠释的“有效供给” ,其实是已经被抽象地解读为“符合消费者需求” 的供给。质言之, 在“有效供给”中, “消费能力”已经被抽离掉,蒸发掉了。问题在于,如果“有效供给”是指“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 ,与“消费能力”无关,那么“扩大有效供给” 就必须有一个预设前提, 即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 ,而不是“相对过剩” 。注意,这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过剩: (1) 所谓“绝对过剩” ,意味着相对于“绝对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 (2) 所谓“相对过剩” ,意味着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而言,供给过剩了。供给若是“绝对过剩” ,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既不是“扩大有效需求” ,也不是一般地“扩大供给” ,而必然指向“扩大有效供给” 。供给若是“相对过剩” ,那么解决过剩的重心, 就不是什么“扩大有效供给” ,而只能指向“扩大有效需求”扩大有购买力的需求。遗憾的是, “当下的供给过剩是绝对过剩 ” ,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 “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 ”现存供给过剩中有没有“绝对过剩” 的成分?当然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供给中“绝对过剩”的内容和品种还会不断扩大。但众所周知,在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谓供给过剩的基本含义,不是相对于人民群众需要而言的过剩 “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人民群众购买力而言的过剩 “相对过剩” 。换言之,供给之所以会出现“过剩” ,并不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需要而言是“无效”的,而是现存的供给对于民众购买力或资本利润率而言是“无效”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有什么关系。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 不是同绝对的必需或同占有商品的愿望相关联的生产过剩本身。 ” 在马克思看来, “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 ,才是资本主义供给过剩的本质。倘若“绝对过剩”是资本主义供给过剩的基本内容,那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就消亡了。因为, “在这种意义上,既不存在局部的也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它们彼此根本不对立” 。显然,供给学派“扩大有效供给” 的预设前提,并不是主流经济学自定义的“绝对过剩” ,而只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相对过剩”: “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预定用作收入加以消费,而是预定用来赚取货币(进行积累) 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预定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预定用来为它的所有者创造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 创造更大的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资本, 或者说, 扩大这个权力。 ”然而问题是一个建立在“相对过剩”基础上的“扩大有效供给” ,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有效”的呢?显而易见,只有在资本获得满意利润率的意义上, “扩大有效供给”才是“有效”的。马克思说: “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的基础是: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 如果扩大的供给不能给资本带来满意的利润率,即使扩大的供给是民众需要的供给,那也只能是“无效供给” (最近,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在谈宏观经济形势时,对记者这样说:“企业之所以叫企业,就是要有利润。 ” 这是一句大实话,也是理解何谓“有效供给”的要害所在)。所以马克思说:“工人实际上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但是,他们有东西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可供消费。 ” 如此一来,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扩大有效供给”就必然是这样一种供给。其一,必须摧毁、清除不能带来满意利润率的供给,从而使得幸存下来的供给能够产生出满意的利润率。换言之,通过破产和失业,强制性地消灭不能带来利润的所谓“过剩供给” 。这种强制也就是“市场出清” 。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达: “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 并且是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 ” 这里所谓“独立的因素” ,是指“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这两个本该“统一的因素” ,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却分裂成了各自“独立的因素”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暴力” ,虽然指的是经济危机,但“市场出清”同样也是一种“暴力方式” 。因此,若要实现“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 ,供给学派必须直面“市场出清”带来的社会震动。这当然是一个让市场经济万分纠结的难题(所以才会有“稳增长”政策诉求)。其二,必须推动供给结构的升级发展,从而使得新的供给形式或新的供给内容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换言之,通过创新驱动(供给学派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改革” 的要点),尤其是生产力维度的创新,发明创造出为消费者青睐,有更高技术含量,更能促进并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重建一个资本能获得满意利润率的市场均衡。必须指出,在供给学派的逻辑里,科技创新的理由不是因为供给“相对过剩” ,而是因为供给“绝对过剩” 。对于这样的逻辑,马克思深刻地反驳道: “就是说,因为绝对意义上的普遍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过剩,而只是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所以,据说,现实的生产过剩(它恰恰不是这种不存在的、自我扬弃的生产过剩) 并不存在。虽然现实的生产过剩所以存在,只因为它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 ” 从生产力的维度看,绝对的供给过剩意味着“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然而从生产关系的维度看,现实的供给过剩并“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 ,而是供给的相对过剩。为什么“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被供给学派置于那么高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里根经济学”在实践经验层面上所获得的巨大声誉。解决“滞胀” 难题,通常被认为是里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然而在学术界,对里根经济学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有学者用事实和数据证明:里根时期通货膨胀率之所以快速下降,并非里根经济学的功劳,而是诸多客观经济因素使然。这些因素主要有:金融投机汲取了大量资金,打压工运压低了工人工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降低了成本。尤其是, “期间美国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甚至并不比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严重时期好。而且,里根经济学还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里根大衰退 ,并让美国患上以巨额财政赤字和巨额贸易赤字为主要特征的里根综合征 ,至今还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安全与稳定” 。我注意到,除了对里根经济学在经验层面上的肯定之外,还有一个政策工具构成了供给学派极其重要的理论支点:不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 理论,还是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主张,其中蕴含的“创新” 语义,一直以来都是被供给学派作为相当正面的形象展开和表述的。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应对“供给过剩”的工具箱中, “创新”被寄予了无限希望。然而,如果以为供给学派语境下的创新能够彻底消除供给过剩,并拯救资本主义于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就未免太低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且不说科技创新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并非“心想事成”就可以达成的愿景,就说“供给过剩” 背景下的科技创新吧:只要能创造出令资本满意的“利润率” ,即使创新驱动被异化为各种花样翻新的资源浪费,资本也会在所不惜,并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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