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握农民政治心理 构建汕头和谐农村冯祥武我们汕头虽然是最早开放的特区城市之一，但是城市化依然处于低水平。农业和农村所占比重大，农村面积和农业人口均占全市近三分之二。农民（其中也包括相当一部分洗脚上田的农民工人和农民企业家）是我们汕头市民的主体，也是我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服务的对象。可是，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汕头，当前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们汕头所发生的一系列农民群体性事件证明，农民对我们政府所提供的服务是不太满意的。因此，我们的共产党人，我们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志，完全有必要去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农民，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探求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上的心理需求。我们研究和把握当代农民现代政治心理的走向，对于我们从制度层面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和谐汕头和实现汕头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不无裨益。惟有我们准确地把握了农民兄弟们的政治心理，我们才能实现林木声书记在汕头市委八届三次全会上报告所提出的“提高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也惟有我们准确地把握了农民兄弟们的政治心理，才能真正实现代表他们的利益，为构建汕头和谐农村作出实质性贡献。 根据有关统计数字，汕头总人口 484.64 万,其中农业人口 302.92 万。参见广东汕头外砂镇一半农民“洗脚上田”成工人载于广东新闻网或者外砂毛织网 如 2002 年的潮阳 97 事件、2004 年发生在广澳深水港的 719 事件等。2从学理上讲，农民政治心理是指农民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对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表现为农民对政治生活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如果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是传统政治心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已属现代政治心理的范畴。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农民的现代政治心理迅速生成。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人民政权为中国农民现代政治心理的生成奠定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当时，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斗地主，分田地，他们的政治心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土地改革”的无比威力使农民坚信：他们就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真正主人。他们不再是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的“草民” 、 “刁民” ，而是共和国的“人民” 。他们不仅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而且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政治效能感也极大增强。可是，随着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随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手里的土地回归集体。此时的中国农民虽然摆脱了传统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对皇权、政权、族权的驯服和顺从，但由于缺少市场经济条件，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难以生成，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的进程受到阻滞。经过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对乡村政权的不断渗透，国家政权组织终于深入乡村社区，基层党政组织成为了乡村社区的核心力量。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组织，3它控制着农村基层几乎是全部的资源，生产资料几乎全部公有化，甚至劳动者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公有”的了。从此广大农民在超强的政治与行政手段的全面控制下，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全方位管理下，一切都依靠集体，一切都服从集体，集体的活动空间几乎就是农民个人的全部活动空间。也正是这种对资源的军事性控制必然导致了以国家代表出现的政府对资源的暴力性配置方式，同时也造成了农民在政治心理上新的人身依附依附于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和我们国家的基层政权。在此期间，中国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 包括自主意识、平等意识、自由意识、权利与义务平等意识等）受到压抑，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性色彩被淡化。1978 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进一步从传统向现代演进，适应中国政治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农民现代政治心理在生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就汕头农民而言，由于其特殊的潮汕文化心理的影响，他们的政治心理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现代性的同时，也折射出其传统政治心理的痕迹。因此，我们要努力采取有效的措施和途径，尽可能地消除汕头农民传统政治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培育现代政治心理中的积极因素，塑造潮汕农民积极健康的政治心理，培养 21 世纪的潮汕现代农村政治人。一、当代汕头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性特征从整个中国的农村社会来看，汕头的农民更是乘改革开放之先，其现代政治心理进一步发展并趋于成熟。笔者认为，当代潮汕地区4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性特征表现为六个方面：（一）政治主体意识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汕头地区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自主经营权，成了经济利益的主体。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在中国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催生农民的主体意识。从此，汕头农民的隶属意识和依附心理被进一步打破，农民自主意识、平等观念进一步发展起来。汕头农民从传统的缺乏主体民主意识，盲目崇拜权威的“草民”成长为具有自主权利意识的“公民” 。 “主体意识和相对独立人格的形成，是现代民主政治得以产生、发展的先决条件。 ”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潮汕人历来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20 世纪 80年代中期，汕头数以万计具有自主意识的农民加入了“订合同”大军，这批农民生意人离乡背井跑供销、闯市场，足迹遍及全国。这些农民商人内心深处以李嘉诚、陈弼臣等人为灯塔，怀揣着发家致富的理想。在他们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汕头潮阳铜盂一户农家的黄光裕兄弟。农民富裕起来了，他们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如基础设施建设和计划生育）发挥出“主人翁”的作用。比如：汕头澄海农民自发捐资 10 年建成炮台山公园；汕头农民香火观念强，过去不愿意计划生育，有些竟然花钱请人代替结扎。而今年汕头潮阳 48 位农民在领到了广东计划生育奖励金发放证和奖励金后，向省领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3. 聂运麟.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45. 澄海农民自发捐资 10 年建公园. http:/gzdaily.com/content 5导写感谢信。这些表明当代汕头农民政治主体意识已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二）政治效能感进一步增强。政治效能感是制约人的政治积极性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只有当农民感到有能力影响选举和决策时才能积极参与政治，否则会对政治持疏远态度。经过改革开放和基层民主政治实践的洗礼，不少的农民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能够对政治体系施加自己的影响。农民的政治诉求意识非常强烈。现在，大多数农村资源掌握在农民手中，国家、集体向农民要税收（我们汕头今年已经免除了农业税） 、提留，农民知道自己时纳税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政府和村委会收取资金的去向。改革开放以来，汕头农民因“三乱” ，基层干部违反计生殡改政策、乱卖土地、贪污受贿和宗族观念严重，村镇财务混乱，集体资产私有化和村镇债务沉重等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联名向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写信反映情况，表达民意，甚至派代表或者集体上访以求问题得到解决。有些农民甚至连家里养的鹅因环境污染不生蛋，也要上访政府部门，要求污染企业赔偿。广大农民正是感受到他们政治行为的巨大效能，才如此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的。例如：2003年 4 月 8 日，福建省福安市下属几个镇的农民，通过学习中国宪法和法律，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公民连署，向宁德市人大和福安市人大递交了要求罢免福安市市长以及其他官员的罢免理由书，这成为震惊海内外的首例“农民罢免市长案” 。这些也足以说明，当代中 汕头农民致省领导感谢信. .http:/news.tom.com 参见汕头今年免征农业税百万农民零税负载于 2005 年 1 月 14 日汕头日报6国农民政治效能感的进一步增强。汕头农民也不例外。（三）政治参与意识进一步提高。建国之初，尽管农民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但是农民在所谓“当家作主”的政治口号下的广泛动员起来的政治热情仅仅是一种运动式的参与而非制度性的参与。在整个过程中，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受到了严重压抑，盲从性十分明显。这种政治参与不是他们自觉参加的，而是他们听从党和政府召唤的结果。而从根本上也就无从要求农民能够依据自身的利益而进入政治领域寻求实现利益诉求的途径，只能是在对口号的虚幻中盲目跟从。这种政治参与下的政治运行是封闭性，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于政治运行过程之外，对政治不仅没有制度性的参与权，连知情权都没有。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过去那种非自觉的政治参与，演变成了自觉的政治参与。国家通过立法，对村民自治权利在制度上给予确认和规定，使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有了法制保障。特别是 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标志着汕头农民的政治参与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1999 年 1 月，汕头市理顺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撤销管理区办事处，设立村民委员会试点工作顺利完成，68 个试点 282 名村委会主任依法当选。在有些地方，农民对选举人大代表或对村委会换届选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各地农村的投票率一般在 85%以上，相当多的地方的村民的参选率高达 90%以上。浙江省一些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在选举日大都长途跋涉回乡参选， 击活宪法 ，滕彪，中国法律思想网。 潮汕百年大事回顾.http:/www.sanrao.net/chaoshan/cswh/chaoshanbnhg.htm 罗岗.90 年代思想文集第三卷C.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388.7甚至集体包乘飞机回乡参选。广东佛山市富湾镇的一个管委会换届选举，一共 300 多位选民，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就提了 100 多个。这些都说明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大大提高了。（四）政治动机利益化趋向进一步明显。在政治参与活动中，利益动机始终是农民政治参与的直接诱因。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文化理念上，我们由过去“为公混合人” （即追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性假定，发展为“利己的理性人” （即利人利己，追求双赢）的人性定位。农民“趋利”的本能和愿望被尽情第释放出来了，成为他们政治参与行为的首要的动机。为了他们的私利，他们往往敢于参与一些大胆的政治行为。尽管一些大胆的政治参与有时容易演变成违法的非政治参与。广澳深水港区的“719”事件可以说是农民利益动机驱使下的一次非政治参与事件。但是农民们在政治参与中也将学会了行使合法的政治参与权。例如：至 2004 年 3 月，河北省唐山市、秦皇岛市、福建省福安市、闽侯县和福州市数万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分别发起了罢免当地党政领导的行政职务和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的活动；2004 年月日，北京的岁老人黄振沄手持新宪法抵制拆迁（五）政治心态由保守走向变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农民成为经济利益的主体。经济上有了地位，政治上也要有声音。农民支持经 董郁玉,施滨海.中国政治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263. 例如 2001 年潮阳仙城镇农民焚烧镇政府的事件，2002 年的潮阳 97 事件，这两个事件都属于农民的非政治参与，参与事件的为首农民均以冲击国家机关的罪名被判刑。参见汕头电视台 2005-04-30十二分关注节目：“719”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部分村民法律意识淡薄外，主要还是为了他们的补偿款的问题。 滕彪.击活宪法.http:/www.law-thinker.com.(中国法律思想网).8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心态更加稳定和成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的冲击很大，农民为了在世界性的农产品贸易竞争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更加强烈了要求政府允许他们再一次组织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等社会性中介组织。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他们在国际市场经济中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汕头农民在政府的支持下，走在全国的前列。目前我们汕头全市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20 多个，其中澄海区莲华镇碧砂果蔬协会、潮南区雷岭镇荔枝技术协会、澄海区莲下镇建阳芥兰协会等发展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