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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起源中国书法起源中国书法,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政治的产物,愚民文化的先锋,科举制度的专门工具,扭曲人们心灵的邪恶图形。书法问题,始终是一个以繁饰乱字、用书法字反对硬笔字即实用汉字的问题,扭曲人的心灵的问题,和以书法文化反对硬笔文化的问题。近 100 年来,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工具,书法理当随之而去,同古代缠足的“裹脚布”一样,进入历史博物馆。然而,在被边缘化大半个世纪之后,书法忽然又以所谓“艺术”之名,空前泛滥,行继续“愚民”之实。因此,在提倡“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和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今天,它必须受到应有的揭露和批判。书法萌芽于东汉末至魏、晋,成型、成制并发展于唐朝。此后至清末 1000 余年,书法与“法儒”、玄学等互为表里,同为历代专制统治者所支配和利用,遗害至深。在专制权力的高度扶植下,它不仅有纲领、有领导、有组织、有策略地扭曲汉字、干扰汉字应用,而且借此排斥和颠覆硬笔文化,将中国文明引向变态畸型、堕落之路。它甚至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历史公案、悬案。因此,书法问题就不是所谓“艺术”之说那么简单了。书法是专制统治者阶级处心积虑地、创造性地“发明”出来的“愚民”杰作,因之它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进步的艺术。书法缘于专制政治的愚民思想文化政策,是愚民文化政策在文字领域上的具体实施。秦篆为之提供了“乱字阻用”的历史、政治依据。硬笔汉卓(隶)字的诞生和流传使用,不仅成了书法“攻击”和“围剿”的对象,而且为书法的产生“提供”了“附身”的汉字原型。而软笔的某些特性,却被利用来当作“乱字阻用”、反对硬笔汉字的基本工具。.第一节 秦篆为后世书法提供了“乱字阻用”的历史政治依据.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嬴政(前 259前 210)用武力强行聚揽了七国政治权力,建立了变“公权”为“私权”的中国第一个专制王朝(史记秦始皇本纪 ) 。为了防范六国遗民的反抗,秦王朝采纳所谓“法家”商鞅、韩非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弱民”的行政措施。而“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穷则贵爵,民弱则尊官”(商君书弱民 ) ,则成为专制政治与生俱来的思想圭臬。要如何“弱民”呢?则以“穷民”和“愚民”两项,欺民最甚。所谓“穷民”,即一方面重税赋、薄给予,使民常困于“饥寒交迫”。另一方面,则销毁天下铜铁,使民“手无寸铁”,反抗乏器,遇暴无助。所谓“愚民”,即既变相地“封锁”文字,又“焚书”、 “禁书”、 “禁言”,甚至坑杀知识分子等。 “事智者则法败。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又“言无私议,民无私学”(韩非五蠹 ) 。 “民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商君书算地 ) 。又“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 ) 。民既又“穷”又“愚”,显然“弱力”、 “弱智”,无力反抗,注定是“傻民”一群,散沙一盘,就只得听任其摆布、压榨和奴役了,而“暴秦”政权则可由此一世、二世,以至传之于万万世了。这便是所谓“弱民”的最终目的。自此,由商鞅、韩非等所谓先秦“法家”提出的“弱民”主张,竟然成为后世专制政治的核心决策和基本模式,历代相沿;它连同由秦王朝确立的“以愚百姓”的“愚民”思想文化政策一起,此后竟遗害于中国2000 余年,至今仍存。综观历史,愚民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六毒”之上,即由“三硬”与“三软”组成。所谓“三硬”,主要指“硬件“,即“烧书”、 “禁书”与“囚杀”知识分子。所谓“三软”,主要指“软件”,即 “乱心”(“洗脑”) 、 “乱书”(窜改、伪造文献等)与“乱字”。 “三硬”主要从物质上毁灭;“三软”则主要从精神上也即意识形态上“围剿”。而“篆字”的出台,正是“六毒”其中之一即“乱字”的真实体现。它不仅是一篇“封锁”文字的“政治宣言”,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由官方“乱字”的第一个历史铁证。其对后世汉字字形的成型,影响至为恶劣。战国后期各国文字多趋于简化。秦王朝既以武力“吞并天下”,要“书同文字”,本无可非议,但究竟采用哪一种文字,成了问题所在。摆在面前的,至少有两种现成的文字可供选择,即秦国文字与楚国文字。楚国是秦之宿敌,是战败国,且楚文字又较为便于应用,不合于“愚民”策略,故不用亦罢。那么,秦国文字应该就是首选文字了。然而,秦王朝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另造“新字”,即所谓“篆字”(也称“秦篆”) 。传世的秦诏版铭文,是秦王朝用来推行“书同文字”的所谓“范字”,也即“法定”之标准字,颁布于秦王朝建立之初。从铭文上看得出来,篆字是以秦国文字为蓝本,经过“繁化”加工而自成一个字符模式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着眼于笔划的引长,即增加笔划的长度,通过直接引长和加强笔划的弧曲度来实现。一是着眼于字体结构的繁化,即增加笔划数量和增加副字数量,通过强行穿插或强行植入来实现。其基本特征,是笔划和副字分别密布于其间,笔划纷呈曲屈、缠绕之势,而字体构图则多呈封闭之状。如此一来,既极不利于古硬笔在简牍上书写,即便要认识或记忆,恐怕也不甚容易了。如此繁琐、封闭的文字,勿说一般人民不容易识、记、写,就连官吏也是“奏事难成”(卫恒四体书势 ) 。在这个角度上说,秦篆不仅是一种“怪字”,而且简直成了一堆“废字”。后世之所以不将秦篆与秦国文字相提并论,原因即在于此。如果说,将秦篆当成“非常态”字来对待,似乎可另作别论,但将秦篆当成一个国家的所谓“书同文字”的法定标准字来对待,问题就显得尢其尖锐化、复杂化了。秦王朝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将秦篆这种“繁饰”之“怪字”,当作常态之字、 “应用”之字颁行于全国,本质上即是一种反理性、反实用、反文明的措施。它的出台,是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逆转”,是对古字简化字的一次颠覆,是造字史上一次严重的大倒退,其实质要害是“乱字阻用”。当人们联系起秦始皇,前曾欣赏商鞅、韩非思想,秉承其“弱民”、 “天下无书简之文”等愚民主张,后有“焚书坑儒”等反文明事件接踵发生时,即不无猛然醒悟,秦篆的出台决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愚民”思想文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是说,秦篆是秦王朝用来打前站的愚民文化先锋。其基本策略是,以篆字制约硬笔,也即“以字制聿”(“聿”,古硬笔的本字) ,从而达到滞阻文字应用即“乱字阻用”、 用文字反对文字的罪恶目的,如此而已。所以说,在秦朝,是有字等于无字。秦篆的唯一用途,是秦始皇出巡时拿它立了几块碑文。随着陈胜“反秦”起义的爆发,秦篆也随之被废止了。尽管如此,它对后世汉字的成型,影响极其恶劣。如果说,秦篆与后世书法有着哪些历史联系的话,那便是间接地为之提供了“乱字阻用”、用文字反对文字的历史依据和政治依据。而后世书法界之所以振振有词地为书法进行辩护,秦篆的存在是所谓依据之一。此外,中国专制政治对硬笔、硬笔应用和硬笔文化的抑制和排斥,可以说与秦王朝的愚民文化政策,也不无关系。第二节 汉卓(隶)字的诞生,是对秦篆的一次文字革命.公元前 209 年,即秦二世胡亥元年七月,中国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反秦农民起义。反秦起义的宗旨,是“灭秦”、 “兴楚”, 推翻秦朝的反动统治, “除秦苛法”(史记陈涉世家 ) 。 而随之废弃那种根本不可能使用的秦朝文字即秦篆,并以由“隶”人创制的“卓”字取而代之,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无可讳言,稍为便利于人民使用的卓(隶)字的诞生,是对秦篆的一次文字革命。卓(隶)字是古硬笔的出品。它不仅在古今文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一举解决了七国文字“异形”的历史难题,尢其在整理古籍、传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居功至伟。战国后期,各国文字多趋于简化,反映了文字的进步,楚字是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其中一种。秦始皇灭六国,借“书同文字”之名,用根本无法使用的所谓秦篆“统一”全国文字,致使稍为进步的古字简化字遭到空前的颠覆。其时天下有字等于无字。反秦起义军中人,首先多由秦朝“罪隶”(徒隶)组成,其次才是由六国旧贵族和遗民所组成。 “卓”字正是由反秦义军中叫“程邈”者所创制,同时首先在反秦义军中实施使用,再逐渐流传、普及于整个社会的。关于这一点,古文献有所记载,如汉书刑法志记称:秦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又汉书艺文志记称:“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说了二件事,其一,陷身于秦牢狱的众多“罪隶”伺机决狱溃散,有的投奔了反秦起义军。其二, “徒隶”身份者创制了简约便利的“卓”字,同时率先施用于反秦起义军中,再逐渐流传开去。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性的文字演变事件。后世汉文字学界称此为所谓“隶变”,所据即此。“卓”字的创制,虽说是对古字的一次集大成,却是以战国后期的楚国文字为蓝本,通过创新而自成一个造字模式的。 “卓”,古义通“直”。徒隶以“苟趋省易”方法创制的新字,改曲为直,改圆为方,具有笔划平直、字体方正和富于节奏感等全新特征,自成一个造字模式。故楚、汉之人赋称之为“卓”字,以示同秦篆等字相区别。旧本说文解字十部记称:“卓,高也。隶作卓。 ”所谓“隶作卓”,所指即是“徒隶”身份的程邈创制了卓(隶)字。这是笔者迄今所能见到的唯一古代文献记载。卓(隶)字,也就是自创制相沿至今的最早的硬笔汉字。因成型于西汉初,故笔者称之为“汉卓”;又因后世专制统治者将其鄙称之为“隶”、 “隶字”、 “隶文”等,故笔者又称之为“汉卓(隶)字”。考古上从湖南云梦龙岗和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其实是“三楚”时期之物,其简文正是初期“卓”(隶)字在流传使用中的历史实物见证,由羽管笔(即“翰笔”)蘸墨书写。由于稍为便于使用,后人如五代宋初的文字学家徐铉(916991)将其表述为“便于末俗,人竞师法”( 上说文解字校定表 ) 。也有将其诬之为“隶体失真”(后魏江式论书表 ) ,甚至诬之为所谓“俗字”(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等的。卓(隶)字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除本身具备稍为简易的条件之外,具备“楚印记”也是其中重要因素。自公元前 209 年陈胜(?前 208)起义,到公元前 202 年项羽(前 232前 202)乌江自杀、刘邦(前256前 195 在位)建立汉王朝,历时 8 年。其间经历了两个时期、三个“楚”政权。两个时期,即指“抗秦时期”(前 209前 206)和“西楚霸王”时期(前 206前 202,也称“楚、汉战争”时期) 。三个楚政权,即指陈胜之“张楚”政权、项梁拥立之楚怀王(义帝)政权,与项羽之“西楚”政权(简称为“三楚”) 。前“二楚”属于相继与秦相割据, “西楚”则属于“主命”天下之时期,故司马迁有所谓“五年之间,号令三嬗”(指秦、楚、汉)之说(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 。8 年间, “张楚”、 “复楚”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于是,社会上讲楚语、唱楚歌、跳楚舞、吟楚辞、用楚字,甚至兴楚俗、造楚器、承楚法统等,一时蔚为风尚。因之,由旧楚字创新而来的、具备楚印记的“卓”(隶)字,获得了时代的青睐,不胫而走,迅速流传开去,深深地根植于“七国”人民心中。卓(隶)字的成功使用,不仅为消除“七国”文字的历史隔阂,增强民族的团结和凝聚,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而且为保存、延续和发展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换言之,卓(隶)字之所以在短期内获得如此高度成就,与具备下列因素不无关系:其一、旧楚字是战国后期诸国文字中最为简化的(如郭店楚简文字)文字,由于楚国疆土广阔,历史悠久,故拥有广泛而坚实的社会使用基础。卓(隶)字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使之在应用上比以往任何文字更具备便利性和实用性,故无疑广受认同和欢迎,也反映了人心所向。其二、反秦、兴楚的时代呼声,使其时具备“楚”印记的思想文化,更能获得认同。其三、人民对一切“暴秦苛政”及其专制思想文化的痛恨和仇视,有如干柴烈火。三条中,文字稍为便利于使用本身,无疑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优势,使得卓(隶)字能迅速地获得人民的普遍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卓(隶)字无疑是对秦篆的彻底否定,是对秦篆的一次文字革命。西汉初期,卓(隶)字的流行和使用得到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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