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苏松棉布业的管理架构与法律文化邱澎生内容提要关 键 词 世纪的江南地区已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棉布制造和加工与贩售业中心， 无论是商业销售组织或是工业生产组织， 都随棉布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有重要变化； 特别是棉布字号的兴起， 重组了棉布市场中原有的生产与销售组织。在棉布字号与棉布工匠、 棉布小贩乃至棉布纺织农户之间， 其实存在不少重要的中介人， 部份中介人甚至借着本身对棉布原料品质与棉布加工流程与相关技术知识的娴熟掌握， 成为棉布字号不可或缺的重要职员， 这些中介人常自称为“ 贾师” 或是“ 看布朋友” 。三种不同版本的“ 布经”， 探讨贾师在 世纪江南棉布的生产与加工体系当中， 如何同时兼负起掌握原料品质的“ 配布” ， 以及检验染、 踹等加工工序品质的“ 看布” 两大工作职责， 提供了关键史料。不少贾师直接受聘于字号商人， 其在“ 配布” 与“ 看布” 职掌中所发挥的功能， 足以减少 商人面对棉布市场肇因于价格信息不完全以及交易对手信用程度不相同所带来的“ 讯息不确定”风险， 因而构成一种可以降低棉布市场交易成本的一种“ 管理架构” 。围绕这一主旨， 介绍苏、 松棉布字号的经营概况及其对当时棉布产销结构的影响， 分析贾师的“ 配布” 与“ 看布” 功能的具体运作， 藉以说明字号商人与贾师所共同构成的管理架构， 铺陈并评估字号与贾师制做为一种管理架构， 如何可与当时法律体系与文化理念产生某些重要关连。苏、 松棉布字号对产销结构的影响明清市场经济在 世纪间有不少重要的发展， 不仅长程贸易的基本框架具体成形并有大幅成长， 其商品结构也发生重要转变。至少到了 世纪， 中国国内长程贸易已具备清楚的基本框架， 这个基本框架由三条最主要商业干道所构成： 第一条为东西向干道， 是由长江下、 中、 上游水 运所组成； 第二条为南北向干道， 是由京杭大运河、 钱塘江、 赣江、 珠江以及其间包含玉山、 大庾岭山路在内的几段水陆联运线所组成； 第三条主干道则为由东北至广州间的沿海海运线。在这个长程贸易网络里， 商人组成不同的商帮团体， 进行种种商品的长程贩卖活动， 其中， 尤以稻米、 棉布、 食盐等民生必需品， 最为当时的大宗贩运商品， 从而改变过去中国历史上长程贸易主要以奢侈品为大宗的商品结构。同时， 虽然当时粮食仍占长程贸易商品的最大比重， 但棉布已取代食盐， 既成为长程贸易第二大商品， 也是当时国内最大宗的手工业产品。在 世纪的长程贸易扩张过程中， 江南地区的棉布手工业发展最引人注意。据学者估算： 在清代前期棉布盛产时期里， 每年由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数量“ 多达 万匹” ， 这些棉布大多进入市场贩卖， 每年棉布“ 商品量” 应当维持“ 在 万匹之谱”。至于一般所称的“ 江南”地区， 大约指的是苏州、 松江、 常州、 镇江、 杭州、 嘉兴、 湖州七府和太仓一州， 基本上包括了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带。江南棉布手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市场贩售， 至少自 世纪以来即已逐渐成为一种显著现象。随着棉布商品进入市场贩售， 更多商人加入了江南棉布业的买卖活动， 并表现为外来棉布客商以及本地中介牙行之间的交易行为， 家居松江府的叶梦珠， 在清初追忆晚明当地热闹的棉布贸易荣景， 有对江南棉布贸易最著名的描写： “ 前朝标布盛行， 富商巨贾， 操重资而来市者， 白银动以数万计， 多或数十万两， 少亦以万计， 以故行奉布商如王侯， 而争布商如对垒， 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 ”叶梦珠不仅记录了当时棉布贸易每年吸引巨大的外来商业资本， 也透露当时牙行从事棉布中介生意的激烈商业竞争， 牙行不仅要多方讨好客商， 有时甚至还要援引政治势力做为奥援。值得注意的是： 吸引商业资本进入江南地区的商品， 其实也不仅仅是棉布一项， 其它诸如棉花、 蚕丝、 丝绸、 稻米、 豆饼、 铁器和木材， 也都是 世纪之间联结江南与全国其它地区长程贸易的重要商品。这些商品的流通贩售与棉布一样， 共同为江南地区带来巨额的商业资本以及活跃的商业活动。在巨额商业资本进入以及牙行中介商业组织发展的同时， 某些外地商人也开始经营与染布、 踹布等棉布加工程序有关的手工业， 遂出现了棉布“ 字号” 这样一种同时结合生产与销售的经济组织。当时江南的棉布加工业， 主要分布在苏州城内， 以及松江府、 嘉兴府交界的枫泾、 洙泾等城镇，这些地方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棉布加工业中心。苏州城在 世纪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棉布加工中心， 这里存在三个最主要的缘由： 一是苏州城在全国商贸网络的优越交通位置； 二是苏州城地近全国棉布原料生产中心的松江府地区； 三是苏州城内的染坊、 踹坊工匠， 对“ 青蓝布” 等棉布加工工艺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尽管开设踹坊的城镇可能不多， 但许多江南市镇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染坊 ， 不过， 以加工技术和营业规模而论， 苏州城的染坊与踹坊在江南地区都可算是独擅胜场； 特别是在乾隆年间以后， 苏州城的染坊业更加兴盛， 不仅技术精良， 并且能够印花， 时称“ 苏印” 。总之， 由于苏州城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染坊与踹坊工匠， 使得当地的染色、 踹整技术确有独到之处。加工技术的优良， 再加上众多棉布字号为染坊、 踹坊带来更多的商业契约与承揽机会， 技术加上资本， 共同推动了苏州城棉布加工业的兴盛。以现有资料看， 世纪棉布字号最发达的地方， 主要存在苏州、 松江与嘉兴的几个城镇。特别是苏州城内的棉布业“ 字号” ， 至 世纪即已成为城内颇为显著的地标， 根据时人记载： 棉布字号与绸缎业商铺， 都聚集于苏州城西北郊内外的商业繁华地段： “ 金、 阊市肆， 绸缎与布， 皆列字号，而布业最巨” 瑏瑡， 所谓的“ 布业最巨” ， 具体反映着当时棉布字号商人的资本规模已相当引人注意。苏州棉布字号并不始于 世纪， 早在明末即已见诸记载。经营字号的棉布商人以预发资本的方式， 逐渐加强对染坊、 踹坊等棉布加工业者的直接控制， 并且也对染坊、 踹坊所属的众多工匠以及原先在各处乡镇收购棉布的中小商人， 渐渐增强了各种影响力。 瑏瑢 世纪 年代的康熙初年， 苏州棉布字号家数大约在四、 五十家到六、 七十家之间 瑏瑣， 而康熙中后期乃至雍正年间则为棉布字号 世纪苏松棉布业的管理架构与法律文化的最兴盛时期， 当时连同苏州城、 松江与嘉定所属城镇的棉布字号， 据估计应在一百家以内。 瑏瑤以苏州城棉布字号为例， 这种棉布生产组织虽然并不采用集中所有工人在同一地点生产的现代“ 工厂” 制度， 字号主要是以相互订定承揽契约的方式， 将散处于不同生产空间的各种生产与销售组织连结在一起， 以乾隆年间对“ 字号” 的描述来看， 其组织与经营概况大概如下： “ 自漂布、 染布及看布、 行布， 各有其人。一字号， 常数十家赖以举火， 惟富人乃能办此。 ” 瑏瑥这段描写具体点出众多以按件计酬方式领取字号商人发放工资的棉布从业人员， 无论是职司漂白与染色的“ 漂布、 染布” 者， 以及负责验货与行销的“ 看布、 行布” 者，都由字号商人所雇募， 他们并不聚集于一处共同的“ 工厂” 厂房， 而是分散或来往于各个染坊、 踹坊等不同工作地点。尽管不聚集工人在同一地点生产， 但一些字号商人间接或直接雇用的工人总数却也十分众多， 因而字号所需用的庞大资本也非常人可负担， 是以时人称“ 字号” 经济组织“ 惟富人乃能办此” 。在棉布字号兴起之前， 商人委托踹坊、 染坊加工生产， 以及商人委托布庄、 牙行在市镇中收取农民生产的棉布， 可以同时存在着各种短期或长期不等的生产与销售契约； 这些契约都涉及买卖双方如何具体界定、 确认、 监督、 修改与执行权利义务关系的复杂问题。而当棉布字号普及， 并掌握更大的产销能力时， 则包含棉布采购与委托加工在内的各种契约， 便由短期而经常更换的形式， 逐渐转变为长期而较稳固的形式。 瑏瑦学者指出： 江南棉布销售市场可区别为三个不同环节： 第一， 由外地客商透过牙行协助采购可以直接卖入市场的棉布成品： 客商携带巨款来到江南， 透过本地牙行的居间交易， 购入大批已加工完成的棉布， 并向全国各地甚或是海外输出（ 所谓“ 富商巨贾， 操重资而来市者” 瑏瑧） ； 第二， 本地布牙接受客商委托， 代为收购棉布（ 所谓“ 代客收布” ） ； 第三， 由客商或牙行开设“ 布庄” ， 也就是在市镇开设店铺， 或是直接派人下乡选购棉布， 或是由外地进口棉布原料。 瑏瑨准此而论， 则棉布字号的出现， 实意谓着某些商人开始对上述三个棉布销售环节进行垂直整合， 形成一种同时整合第一类“ 操重资而来市” 、第二类“ 代客收布” 以及第三类开设“ 布庄” 店铺的一种综合性商业组织。要留意的是， 字号兴起之后， 客商、 布牙与布庄三种商业组织并不消失，而是形成一种字号、 布庄、 布牙、 客商四者彼此合作而又彼此竞争的复杂互动。开设字号的棉布商人， 透过自身资本的运作，而使“ 漂布、 染布、 看布、 行布” 这些原先只是彼此各自私下建立买卖关系的生产者与销售者， 共同形成一种更加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棉布字号在苏州、 松江地区的普及， 致使愈来愈多的染坊与踹坊等加工业者， 更加依赖特定字号的大量棉布委托加工， 乃使这些与字号有长期契约关系的染坊、 踹坊， 逐渐转变成“ 为商人进行加工” 的状况。 瑏瑩随着字号将更多棉布原料交付经常来往的染坊、 踹坊加工， 一种更长期的承揽契约， 便逐渐出现在棉布市场。与长期契约同时出现的， 即是字号派出专门负责“ 看布” 的专门职员， 作为连接字号与踹坊、染坊的中介人物， 透过定期检查与登录专门“ 折子” 的“ 写账” 制度， 验收染坊、 踹坊加工棉布的品质高下。至于对那些在农村、 市镇中从事棉业生产的广大农民家庭， 字号也派出负责“ 配布” 的专门职员， 作为字号与农户的中介人物， 透过亲身到苏州各处乡镇的棉布原产地， 或是坐镇于字号在某些市镇开设的收布店铺， 瑐瑠等待小规模收购乡镇棉布原料的其它中介牙人上门销货， 或是直接与较大规模“ 布庄” 派出的“ 庄客” 相互议价。更有效地鉴别各地农户生产棉布的品质， 使农户与字号商人在收购棉布上形成更长期的契约关系，进而促使更多棉布农户被字号商人的商业资本间接地统整在一起。字号的兴起， 也连带影响苏松地区棉布业的产销结构。其影响主要发生在乡村“ 男耕女织”生产模式的日益市场化， 以及城镇染坊、 踹坊加工业的劳资冲突加剧化等两大领域内。这两个领域的变化过程， 可简述如下： 一、 在苏、 松许多生产棉布原料的农村与市镇， 字号依照其对不同时段棉布市场消费需求的评估， 由贾师按市场消费倾向 与行情变动进行“ 配布” ， 从不同地区农户购入不同材质与价格的棉布原料。贾师“ 配布” 的基本原则， 即是棉布市场的价格波动与消费倾向， 生产棉布的农户家长因为长期与字号贾师或相关的布庄、 布牙打交道， 也因而促使苏、 松地区农户的“ 男耕女织” 家内人力资源配置模式愈来愈“ 市场化” ， 许多农户生产者也需要灵活地面对棉布市场的行情涨跌与消费时尚变动。二、 字号加速了批发商与加工生产者之间的垂直整合， 使得任职分散各处的染坊、 踹坊工匠， 愈来愈将字号商人做为争取较高工资的抗争目标， 苏松地区劳资关系也日益紧张； 复以代表字号进行“ 看布” 或是“ 质检验收” 的贾师， 持续性地以“ 写账” 制度维系字号商标在市场上的价位水准， 尽管没有集中式的工厂制生产， 但也依然加剧了棉布工匠与踹坊老板对于字号商人的抗争力道。苏、 松地区地方政府官员也愈来愈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各种棉布商标与劳资纠纷、 劳资讼案当中。（ ） 字号对“ 男耕女织” 产销模式的影响“ 男耕女织” 既是一套有关“ 妇职” （ ） 如何有机地构成理想社会秩序的政治论述 瑐瑡， 也是一种家庭内部由“ 男女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