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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12 年第 4 期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吴思一、 德国人是谁我看不懂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 相当于北京前门及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地段, 有一片纪念碑群, 占地超过两个半足球场。2700 多个水泥碑, 长宽如单人床, 密密麻麻排列着, 没有任何文字符号。 参观者可以从各个方向进入碑群, 好像进入一个街区。地势高低起伏, 碑体高低错落, 低的不及膝盖, 高的足有四米。 行走其间, 越进越深, 严整逼仄, 眼前一片灰色, 困惑也愈发浓重: 这是什么意思?2008 年我路过这里, 转了一圈, 没有看懂,也没有深究。2011 年 11 月, 在德国绿党伯尔基金会的安排下,我随几位中国学者访问德国, 主题便是 “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 , 再访此地, 有机会请教专家。碑群东南角, 一道楼梯通往地下。地下有一个信息中心, 包括一道长廊, 七个展厅。 迎面是六位男女老少的巨幅照片, 有名有姓, 代表着被纳粹屠杀的 600 万犹太人, 凝视着每个来访者。长廊一侧排列着历史图片,从 1933 年到 1945 年,讲述着一个被屠杀群体的故事。一号厅, 地上有四行灯板, 展示受害者留下的日记、 书信和遗言的手迹。墙上是欧洲各国被杀害的犹太人数字, 最多的波兰, 290 万310 万人。少的丹麦, 116 人, 精确到个位。二号厅, 展示了 15 个被害犹太家庭的照片,有全家福, 有结婚照, 有的还有家庭电影。 每个家庭成员的下落都很清楚, 有生有死。三号厅是姓名厅。黑暗中, 一个声音宣读着被害者的姓名和简历,相应的文字在墙上流过。从头到尾听一遍, 需要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七天。四号厅是集中营展厅。 通过电影和照片介绍了 220 个集中营。五号厅介绍有关大屠杀和二战的纪念馆、 博物馆和纪念碑。六号厅摆放着电脑, 参观者可以查到 390 多万名受害者的情况。七号厅也摆放着几台电脑, 以不同的语言播放着对七位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在七号厅里,历史学家亚当 科佩尔 - 弗隆纽斯 (Adam Kerpel- Fronius ) 回答了我们的提问。我的问题是: 纪念碑占地面积为什么这么大?设计者如何解释他的设计思想?科佩尔从波恩迁都柏林说起,谈什么是首都, 翻译了几分钟, 还在解释首都的意义。 我怀疑翻译没有抓住要点, 便强调了一句: 我想问的是,纪念碑的设计思想是什么?科佩尔说: 我就要说到这个问题。首都不仅要漂亮, 还要代表德国。我们要寻找德国人的特性, 首都要体现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在德语里, 特性或身份认同 (Identity ) 的发音和英语相似, 我听懂了。这是一个不容易翻译的词, 有特性、 身份、 身份认同、 同一性等不同译法。但是, 不管怎么译, 这个词都在回答一个问题: 某某到底是谁?这个 “谁” , 不仅包括了当事人的姓名、 身份和种种特征, 还包括他在社会甚至历史中的定位。德国人到底是谁?他们认为自己是谁?他们进入纪念碑群的景象海外事862012 年第 4 期炎黄春秋的特性何在?我有点吃惊。 这位历史学者居然把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 联系起来, 这是我不熟悉的思路。科佩尔说, 建立这个纪念碑, 是几个公民在1988 年倡议的。他们征集签名, 声势越来越大,1999 年成为国家大事, 进入议会讨论。联邦议会投票决定建立纪念碑, 2003 年开始修建, 2005 年建成开放。既然确认了德国的历史责任, 德国人就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 就要有这个纪念碑。听到这里, 我明白纪念碑与 “德国人是谁” 有什么关系了。德国人以严谨著称, 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也体现于承担历史责任。纪念碑群规模之巨大, 体现了承担之大。 碑群位置之重要, 体现了承担之重。如此一想, 我对德国人果然有了新看法。科佩尔随后介绍了纪念碑的设计思路。 有成千上万个方案, 联邦议会采纳了美国人艾森曼的方案。 这个设计强调感性。 你越往里走, 越小心翼翼, 疑问越重, 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进入地下信息中心可以找到答案。这些答案也是感性的, 先认识一个个具体的受害者,认识他们的家庭, 再深入了解整个事件。一轮提问之后, 我追问科佩尔: 你认为 “德国人是谁” ?在这个问题上, 纪念碑能说明什么?科佩尔说:“至少可以说明, 德国人是有担当的。我认为德国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承担责任。以德国名义所做的事情, 我们都要记住, 要承担。有了这一点, 才有可能彼此理解和深入交往。如果你们见到日本人,他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中国人恐怕不愿意和他们交往。”从信息中心出来,我试图消化科佩尔的思路。 我们熟悉 “以史为鉴” 的思路, 却不熟悉 “我们是谁” 的思路。 我向陪同的德国人征求意见, 问他们 “德国人是谁” 。伯尔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梅凯琳女士说, 那个年轻的历史学家说得太轻了。 德国人, 不仅意味着有担当, 还意味着有罪责, 必须认罪。翻译考尔夫(Oliver Corff ) 先生说, 我们是负债者。还不清的历史债务, 影响了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 也影响了我们和巴勒斯坦的关系。这不是可以随意解脱的。在重复问答中,我努力进入这种新思路, 以这种思路审视自己: 我们是谁?我们对历史责任有承担吗? 如何承担? 如此一问, 历史居然直逼当下, 闯进了我们的人格和生活。二、 身份之争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首府,德国东部的政治、 文化和经济中心。 城中有易北河穿过, 二三百年前的巴洛克风格建筑比比皆是, 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1945 年 2 月 13 日,盟国空军轰炸德累斯顿, 两万左右平民死亡, 漂亮的老城被炸成一片废墟。纳粹政权立刻开动宣传机器, 宣扬盟军轰炸没有军事意义的无辜城市, 屠杀妇女儿童。东德建立后, 大体沿用了这种口径, 说资本主义的邪恶势力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每逢 2 月 13 日, 德累斯顿都举行纪念活动。两德统一之后, 新纳粹对“2 13” 纪念活动特别热心, 大轰炸 60 周年纪念日那一天, 欧洲各国的八九千名新纳粹分子云集德累斯顿, 在游行中呼喊口号, 说 “2 13” 轰炸是一场大屠杀。 于是, 在把盟军描绘为屠夫的同时,德国人也被描绘为受害者。右派的游行, 激起了左派和普通公民的反游行。一些年轻人还设置路障, 阻止右派和新纳粹游行, 左派的阻拦引起了冲突。“我反对把我们看成纯粹的受害者。” 安妮塔 乌里希 (Annita Urlich) 女士说。她发起了一个项目, 七个人组成一个小组, 调查纳粹时期德累斯顿犹太人遭受的迫害。 她们把调查结果放到网站上, 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事。访问者可以听到当年受害者的叙述, 还可以下载一幅标出迫害地点的地图。2011 年 11 月 11 日,在伯尔基金会德累斯顿办事处, 我们见到安妮塔 乌里希女士。 她的祖父母都是纳粹党员。她说他们不愿谈那段历史,但她不能沉默。她说, 我们想告诉大家, 在 2 月13 日之前, 德累斯顿发生了什么。当时德累斯顿有 62 万人口, 受害的犹太人, 我们统计到的就有1.4 万人。 很多人忘记了这段历史, 我们要告诉各位, 我们并不是那么无辜。这些迫害与大轰炸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奥利弗 莱茵哈特(Oliver Reinhard ) 先生是海外事87炎黄春秋2012 年第 4 期红光: 德累斯顿与轰炸 一书的作者, 在伯尔基金会办事处, 他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说,“2 13” 大轰炸已经成了一个神话。真相被神话掩盖了。真相其实很简单, 德累斯顿一直在后方, 战线推进后, 作为铁路运输中心, 这里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目标。于是就有了大轰炸。 美军轰炸了火车站和油罐, 英军轰炸了市中心和居民区。 正因为炸坏了火车站, 最后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才没有发出, 一批犹太人得以幸存。他说, 所谓德累斯顿在军事上不重要, 这是神话。在神话传说中, 德累斯顿把自己夸张地描述为无辜的受害者, 把自己的迫害者和帮凶身份淡化了, 甚至遗忘了。我们这里没有进行过如何承担自身责任的讨论。东德时期不讨论, 他们说自己是反法西斯的, 法西斯分子都跑到资本主义西德了。两德统一之后, 德累斯顿的单纯受害者形象被右派和新纳粹进一步利用和宣扬。莱茵哈特先生说, 十年前, 他在报社写历史专栏, 写了一篇关于大轰炸采访文章, 提到没有所谓的低空轰炸。第二天, 报社就遭到读者来信的 “轰炸” 。他一头撞上了这个神话, 从此开始还原真相的写作。在上边的讲述中, 我又听出了 “我们是谁” 的思路: 关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神话传说, 制造了无辜受害者的身份。恢复历史真相, 突显了迫害者和帮凶的身份。德国人究竟是谁, 过去是谁, 现在是谁, 这种定位, 决定着他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 不能不搞清楚。 深入一步说, 如何预防害人及受害, 还决定着德国人的未来身份和命运。三、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过去是迫害者, 现在就要承担责任。“回忆、 责任与未来基金会” 专门负责赔偿纳粹 时 期 的 强 征 劳 工 。 会 长 贡 特沙 特 霍 夫(Gnter Saathoff ) 这样解释基金会的名字:“回忆不是中性的, 回忆要带来保护受害者的责任。吸取教训, 承担责任, 走向未来。”这个基金会成立于 2000 年, 直属联邦议会,以 51 亿欧元的财政拨款作为赔偿基金,在总计400 万强征劳工和战俘中, 找到并赔偿了 166 万劳工, 包括两名中国劳工。2007 年, 赔偿工作基本结束, 但基金会依然存在, 工作重点转向保护人权, 帮助受害者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类似的想法和工作模式, 我们在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又领教了一次。2011 年 11 月 8 日, 我们访问了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委员会专员乌利克 普珀 (Ul-rike Poppe ) 。这个委员会负责向受害者提供咨询, 帮助他们获得赔偿, 同时也支持各种形式的政治历史教育。普珀女士说, 按照联邦议会通过的专制问题处理法, 三方面的受害者可以获得赔偿。一是受政治迫害坐牢的人, 可以获得退休金补贴。二是职业方面,由于政治原因不能继续从事原职业的, 养老金可以按此职业发放。三是因政治迫害而失去财产的人。普珀说, 除了处理赔偿事务之外, 委员会还支持历史教育, 包括活动、 纪念建筑、 出版物和展览等等。她说, 让青年了解在缺乏自由的条件下的生活, 可以提高人们对自由的敏感性, 让人们感到自由是值得保卫的。当代德国人为二战中德国人的罪行赔偿, 这我们完全理解。二战那代德国人还在, 即使不在了, 也是德国的债务德国还。但是, 当代纳税人,尤其是西德纳税人, 他们没有迫害东德人, 为什么要向东德的受害者支付赔偿? 朱学勤教授提出了我们的困惑。普珀说:“首先, 西德人同意统一, 统一是共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 (选自纪念碑基金会网站 www.stiftung- denkmal.de)海外事882012 年第 4 期炎黄春秋同的目标。其次, 统一之后, 公民的权利是一致的, 这也是共识。 在新的统一的德国之中, 公民同意承担公民的义务,包括支付其他公民的养老金。 最后, 对西德人来说, 他们也得到了东德的很多好东西。除了在新德国担负的新义务之外, 也获得了新权利。”这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逻辑, 而是公民权利义务的逻辑, 尤其是保护人权的逻辑。这个逻辑从何而来?如何保障?沙特霍夫先生在介绍基金会任务的时候说:“纳粹时代不是法治国家,所有人的权利都受到侵犯。基于这一点, 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支持人权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是人的尊严的保护。这是我们从历史教训中得来的。” 德国人把这条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写在了宪法的开端。基本法 第一章: 基本权利第一条: 人的尊严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2德国人民信奉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 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 在纳粹之前的魏玛宪法里, 排在第二编。二战后提到开篇的位置, 并且增加了 “人的尊严”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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