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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讨与争呜人与历史历史与 人一一再评陈忠实的白鹿原王仲生编者说 明?陈忠实同志的新作面世后,产生了相当广泛 的社会影响。我们收到两篇看法绝然相反的评论文章,现将它们一 起刊出。我们认为讨一部有影响 的 文学作品有不同的看法,这 完全是正常的。通过相 互比较,相 互论争,相互辩驳,作品的真正价位就会在读者中达到一 定的共识。白鹿原既是西安地域图上一个真实的存在,又是陈忠实为我们虚构的一个艺术天地。并不存在一个先在的客体的白鹿原的固有的“美”,然后才有陈忠实的主体的对 白鹿原的美的发现。审美发现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撞击、共 同生成、共同提升的过程,是主体在直觉和想象中建构超验世界的过程,也是作品的形而?意义向主体生成和显现、敞开的过程。艺术创造如昆德拉所说,是人类对 自身存在的深层体悟。这样,当陈忠实构造他的白鹿原通过人的历史以写出历史中的人时,我们绝对不可忽略陈忠实笔下的人物乃是一种艺术虚构和 艺术创造。正是这种虚构和创造保证了白鹿原的主要人物形象具有了更为深广的社会涵盖性和历史穿透力。因为他们只能从清末民初的历史背景中走来,他们的生死沉 浮,沧桑巨变是与上半世纪矢中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的,我们特别要指 出,陈忠实在 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在“不仅感知过去的过去性,而且感知过去的现在性”?艾略特语?的历史联系中所获得 的深邃而冷峻的历史意识和热烈而痛苦 的历史情感。这使得陈忠实有可能在我们民族的整个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长河中,在理性与感性的交融里去审视我们民族的历史步伐是怎样艰难地走 向今天 和未来,去审视他笔下人物的历史存在,文化存在和生命存在,去塑 造 一个又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艺术典型。这种生活?空间?的历史性和历史?时间?的整体性,即广阔而深厚的时空把握和艺术视野在白鹿原的人物形象序列里,得到了充分的体验。历史固然只是一部阶级 斗争史。毫无疑间,阶级斗争构成了历史的主轴,但,围绕着这个主 线所交织成的历史之 网,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存在结构。在由社会的、政 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等等诸多因素构成的民族历史的复合状态里都存在着,或者说贯穿着阶级斗争。正如恩格斯所一再强调的,历史的发展乃是诸种合力的结果。白嘉轩和鹿子霖是作家倾注全力为我们塑造的两个地主形象,但又不 只是地主形象。小说告诉我们,在白鹿原两家合一的宗祠中,白嘉轩是族长。较之于地主,族长这一身份使得 白嘉轩拥有了宗法家族制度所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白鹿原作为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一张邮票,可以视之为我国社会 的 缩影。正如百年孤独的马孔多镇是哥伦比亚的象征一样。在白鹿原的社会结构中,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 政 权 势力,有以鹿兆鹏、白灵 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有以鹿黑娃、大姆指 为代表的农 民土匪武装,三方交织成的矛盾、你死我活的冲突,而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精神领袖,象征着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和人格理想,也有以鹿子霖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劣质、负质的沉重负荷。正是在这样的复杂政治、文化秩序中,白嘉轩以他笔直、挺直的腰杆巍然岸然地走过 白鹿村镇,予白鹿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以巨大的精神威慑力,成为白鹿村难以撼动的宗族之长。人们当然要间,既不是官,又不在党?无论 国共两党或我国近现代史上 的其它政党?白嘉轩的威严与权势从何而来?如果白嘉轩仅仅只是 一个地主,经济上的控制权虽然必然带来他社会地位的显赫,但却并不一定能够?至少不足以?成为全村的主宰生死祸福贤慧优劣的最后裁判者。事实上,作为地主,白嘉轩并不是拥地千顷的大富豪,而在政治上,他几乎从不介入党派斗争,从来无意 于进入官场,那怕是村保长之类的芝麻官,他也一律拒绝。我们 当然可以从白嘉轩自身的使命感、优越感中寻找到答案。白嘉轩的强大人格力量来 自他维护中国宗法家族制度的自觉使命和在履行与实践这一使命过程中的自信自持与顽强意 志力。他先后娶了七个妻子,是为了确保传宗接代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中得以实现。他可以在前妻死后不惜倾家荡产地续妻,而他不仅没有因此而危及自身,反倒因此人财两旺,家业振兴,除了正规的伦常范围内的婚姻,他绝不拈花弄草。他的巧设计谋,换地迁坟,无论心计与手段都不能说是正大光明的,他居然获得了成功,并由此发迹而一次又一次地战败了鹿家。为了发家,他第一个在白鹿原种植鸦片,进行 药 材生意,并不乏经济头脑。他坚持“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兴办学堂,送子女上学,也要求全村子女上学,但绝不是新学,而是传统儒学,他亲自参加农田劳作,也严格规定子女在有了一定文化后辍学务农。他绝不是一个伪君 子,他时时处处身体力行,以身 作则,烙守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人生信条,忠实地捍卫着一个家长的权威和地位。但,白嘉轩又不 只是一家之长,他同时还是一族之长,他在白鹿原顽固地、残酷地推行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和这个制度的全部封建礼教即儒家文化传统。白嘉轩的封建道德修养和人格意 志 当然保证了他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族长,但如果没有这个宗教制度和宗祠组织,如果没有小农生产方式构成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化,他也只能局 限在一个家庭范围内去做一个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的忠实信徒和 忠诚卫士。正是以宗祠形式组成的宗法制度和传统文化为白嘉轩这个族长施展他的全部顽固与全部抱负、才干提供了社会保障与现实可能。这 就 是说,白嘉轩与家族制度、与传统文化有着二而一又一而二的相互依存关系。这让我们想起了曾国藩。曾国藩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人们完全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对 曾国藩进行评价,但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正是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封建士大夫、官僚、政治家、军事家在维护 即将灭亡的满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中起了任何人也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封建制度之漫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 中重要一条就 是由于有曾国藩这样一 些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台柱式人物在支撑着这摇摇欲坠 的封 建 大厦。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不容低估。我们看到,在白鹿原的特定环境里,封建社会的结构与秩序风雨 飘摇正无可挽回地走向解体,即使如此,仍然有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这样一 些封建代 表人物活跃在白鹿原 的历史舞台上。他们虽 然要竭力去维护这个制度,却又 不得不与这个制度共同走向衰亡。正 是 白嘉轩在朱先生 的支持下创导并建立起乡约村规、镌刻在 白鹿 原 祠堂的大墙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明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村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 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 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陈忠实溺桥民间文学集成序? ? ?绝不可小觑了这一乡约村规,它既是道德规范,同时也是精神框定和精神枷锁。在这个白鹿乡约面前,黑奸与小娥的同居不仅得 不到承认,反而被驱之于村外,成 为了黑娃与小娥的 悲剧命运的 发端?白孝文因此而遭鞭答,以至堕落为一个败家子,鹿子霖因此在精神上蒙受了酷刑 而决计对白嘉轩进 行 无情报复,甚至爱女 白灵也被无情地永远地驱 出家门,断绝了父女恩情 封建文明的背逆人类天性的残酷与暴虐,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当然,白嘉轩并不是曾国藩,任何比拟都只能在相对的时空条件与范 围内成立,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血腥刽子手,而白嘉轩作为族长,却十 分微妙地、奇特地始终与政权保持着距离,与党派 斗争保持着距离。一般来说,封建政权与封建族权总是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但白鹿原的意 义恰恰在 于,绝不 固守历史的定见,绝不囿于历史教科书演绎的某些规律。历史的复杂恰恰在于它 既是可知的,有序的、有情的、无以言说的,又 是不可知 的,无序的、无情的、难以言说的。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定然与或然构成了历史的全部奥秘和意 蕴。白嘉轩这个生 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 的族长从不染指政治,虽然,政治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他的控制与影响。也许,正是这一例外,作为不例外的一 个补充,给我们的历史保留了一幅接近本来面 目的图画。而且,正是白嘉轩站在一族之 长的地位上,救了鹿子霖一命,认可了 黑娃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认同,拒绝了鹿子霖、田福贤、岳维山多次让他出任乡约 的请 求,这使他的种种义举具有了超越党派之争的人格力量与道义力量。不要忘记,在民国初年,他曾发动过大规模的鸡毛传贴和交农事件?在大旱之年,他曾亲自扮演马 角,祈天求雨。在他身上,那种为民请命的优秀传统无疑闪耀着夺目的人性光辉。白嘉轩,我们很难对他进行简单的道德与历史判断,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复合形象,一个复杂的审美对象。在这个形象身上,溶铸了、寄寓了陈忠实对我们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复杂而深刻的思考。不妨说,白嘉轩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人格的艺术写照。这个形象的意 义早已超越了政治的层 面,阶级的层面,而包容了、涵 盖 了如同历史本身那样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站在白嘉轩对立面的是乡约 鹿子霖,这是一个阴冷的、淫乱的、脆弱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与白嘉轩所展开的延续三代人的争斗与较量,既是两个家庭的世代纠葛,又是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人格自身的内部矛盾与冲突的集中反映,更是晚清以来我们民族历史的政治风云紧紧纠缠在一起,特别是与国共两党的生死搏斗密切联系着。正是鹿子霖为了争夺在白鹿原 的统治权,为了击败 白氏家族,为了报复农协对他的游斗,极其卑劣地占有了小娥并且设下美人计拉白孝文下水,又千方百计地投靠国民党当局,成为白鹿原的乡约,自觉充当起国民党统治白鹿原的忠实走卒。作家的这一人物设计,应该说是寓有深意的。在某种意义上,国民党反动政权总是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劣质、负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在对国共两党的斗争的艺术概括里,陈忠实并没有简单化、极端化,而是力求揭示出历史的复杂性、斗争的复杂性。田福贤、岳维山,一个是白鹿原总乡约,一个是滋水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和以往将国民党代表人物脸谱化、漫画化的写作模式截然不同,陈忠实在无情揭露田福贤、岳维山的血腥镇压农民协会与农民运动,残暴进行反攻倒算,不顾人民死活地鱼肉乡里、贪污行贿、巧取豪夺、横征暴 敛,强拉 壮丁、追捕拷打鹿兆鹏、黑娃等等罪 恶行径时,并没有将这一切与他们的个人道德品质生硬联系起来。作家主要是从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反动性质这样一个总体把握出发来塑造田福贤、岳维山。从政治主张、政治立场看,田福资、岳维山始终与鹿兆鹏、黑娃站在势不两立的地位。但从个人道德与人格看,陈忠实也写 出了田、岳 二人在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统治方略时的顽固效忠与坚定不移以及不近女色、不落井下石、不鲸吞鹿卞霖的家产等等。在政党斗争与个人品质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复杂关系中塑造人物,应该说是陈忠实对我们民族历史深层思考与对人物命运深层开掘的艺术表现。这种努力揭示历史复杂性的艺术追求尤其表现在作品关于国共两党的斗争究竟给白鹿原带来什么影响与变 化的描绘中。在聚集了? ?多年的时间 沉淀之后,以一种长距离的大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廿世纪上半叶的国共两党斗争,陈忠实认为?“从清未一直到?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便从以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望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间答?这当然不是说,陈忠实要化解与稀释他的 历史情感,离开审美情感,审美创造将是不可思议的,而是说陈忠实力图摆脱狭隘的短暂的片面的功利目的与功利态度,尽可能从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联系里去重新回顾与反思历史,并且努力避免将个人的情感好恶强加于这一段历史。小说告诉我们,青年学生鹿兆海与白灵竟然以看铜元选正负面的方式来决定谁入国民党,谁入共产党。在北伐时期,国共两党的一度合作无疑让广大追求进步的青年认为两党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应该说这一判断并不违背而是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 实。其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国共两党围绕着革命领导权特别是农民运动产生 分歧,进而分裂,进而国民党 向共产党举 起了屠刀。鹿兆海与白灵的党派归属的易位也就从天真幼稚的情感要求演进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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