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 林85观察思考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密切配合。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顺周期问题研究表明，在经济上升期，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税收大幅提升、债务融资更为便利，政府购买性支出随经济增长而迅速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政策变量具有快速增长的顺周期性；在经济下滑期，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下降，税收减少，政府不得不依靠债务融资提高财政收入，进而弥补财政支出赤字。此时债务融资(发行国债)的规模和幅度决定了财政收入及支出是增加还是降低。更为常见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萧条期，不但国际贷款融资环境恶化，而且国内居民也不愿意购买或无能力购买国债，从而导致财政收入迅速减少。即使政府有加大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意愿和计划，但却受到收入的制约和融资的约束，无法实施。塔尔维和维格（Talvi and Vegh，2000)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税收制度缺陷，个人消费变动直接反映在财政收入的波动上，政府部门顺周期行为导致个人消费顺周期。立法部门无法快速执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财政刺激措施有可能在经济刚刚走出下滑时生效，紧缩措施却在经济进入衰退期时生效，这不但使经济过热持续时间更长，而且也会使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此外，发展中国家财税制度不完善，更加依赖于间接税，因此私人部门的西部大开发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 孙天琦20消费较发达国家而言更为不稳定，私人部门消费的波动性直接反映在财政收入的不稳定性上。塔尔维和维格（2005）利用56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析，通过建立最优财政政策模型，推理认为在公共投资一味增长的压力下常形成政治扭曲，进而使保持预算盈余的成本较高。因此，对于政府来讲，任何时期都保持公共投资的增加并非最优选择。为避免经济下行时保持财政支出增加的压力，政府面临公众理性预期下税基的大幅波动，最优选择就是在经济运行好的时期选择低税收。然而，由于最优财政政策形成的扭曲，导致正向冲击税基的因素发生时，政府选择降低税率、提高支出；相反，如果导致消极冲击税基的因素发生时，政府选择提高税率、降低支出。由此可见，在政治扭曲下，最优的财政政策呈现顺周期特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财政收入受经济周期影响显著，同样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财政支出总量波动顺周期行为显著，但结构变量波动周期特征不一。从类别上分析，购买性支出变量比转移性支付变量顺周期特征明显；从时间上分析，财政支出在1998年之前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之后逐渐呈现出经济繁荣期的顺周期与经济低增长时期的逆周期并存的非对称性特征。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相机执行了更多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在经济低增长时期表现出更高的逆周期性，在经济上升时期具有更高的顺周期性。相机抉择效应大于自动稳定器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顺周期特征。鉴于外国的经验，中国财政应建立类似银行拨备的“以丰补歉”长效机制。一是提高税制累进性，增强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功效。二是进一步提升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及时度、透明度、可信度，发挥更大的治理效果。三是合理规划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在更长的周期内逆风向行事，每年结余、超收、超支部分应该作为重点规范的部分之一。四是合理安排财政改革节奏。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收入类改革，应选择在低谷期推进，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而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类改革，则应选择在通胀期推进。五是财政政策须与货币政策珠联璧合。因为，不同的政策具有不同的职能领域，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作用。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总体上是总量调控，更多地是通过市场机制，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运用支出、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工具实现调控目标，结构调整的作用更大。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只有两种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实现预期目标。西部大开发中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问题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不平衡。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0年来，西部与东部的相对差距逐步缩小，但绝对差距不容忽视。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西部地区迎来新一轮大开发重要机遇期的第一年，西部地区有着非常强烈的发展经济、缩小差距的渴望。要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必须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确保西部地区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86中国金融2011年第12期观察思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调结构”一方面，要加大对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完善结构性、差别化的减税政策，促进企业增加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型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重点产业、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消费、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小企业和“三农”等方面的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按照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促消费”在财政政策方面，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完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信贷政策方面，要推动发展消费信贷，培育消费信贷增长点。改进消费信贷管理方式，探索制定差别化的授信条件。创新担保方式，开拓潜在的消费信贷市场，引入更多的适合实际需要的信贷品种。扩大发展消费金融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加大对耐用消费品和汽车等大宗消费的信贷支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扶三农”就财政政策而言，“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要落到实处。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应优先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工程，继续向重大农业农村建设项目倾斜。土地出让收益优先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坚持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进一步扩大良种和农机具补贴范围，落实和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就货币政策而言，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如对农村信用社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发展的信贷投入。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及时发放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贷款，有效加大对农田水利、抗旱救灾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放。推动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加大创新力度，提供符合农村实际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逐步扩大涉农企业债务融资规模，鼓励更多的涉农企业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来增加融资。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有序发展小额贷款组织，改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强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认真落实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等政策。探讨对偏远地区新设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费用补贴等制度，为消除基础金融服务空白乡镇提供制度保障。探索建立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发展农村小额保险，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确保中小企业信贷投放的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探索适合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中小企业特点的融资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利用承兑贴现、授信开证、押汇、融资租赁等多种融资手段，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做好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信息咨询和代客理财服务。创新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抵押方式，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增加有效担保抵押品种，规范发展应收账款、股权、仓单、存单等权利质押贷款，鼓励金融机构依托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探索扩大动产担保范围，推出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担保信贷产品。建立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多层次直接融资体系，扩大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鼓励更多中小企业依据自身特点灵活运用集合票据进行融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扶持力度。扩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改善对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探索设立国家、省地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继续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实好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增加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设立包括中央、地方财政出资和企业联合组建的多层次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税前扣除的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和财政性投资力度。加快建立按因素法确定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在平衡地区间财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增加对西部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标。面对东西部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实际情况，应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通过人均基本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实现人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对西部地区支持东部发展所受到的环境破坏予以补偿。在坚持以总量调控为主的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对西部地区实行适当倾斜的金融支持政策。增加对西部地区的再贷款限额，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西部地区的信贷支持。考虑到西部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较低的情况，应建立考核机制，鼓励银行业非法人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积极改善地区金融生态，增强西部地区对资金的吸引力，推动区域经济金融和谐发展。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责任编辑 张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