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末大乱到隋代统一，历时约四百年。我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 的状态，历史情况复杂，文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东汉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剧烈，宦官、外戚两个 集团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倾轧，更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腐败，再加上对羌族 的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黄巾大起 义，给东汉反动统治以严重的打击。起义虽被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 东汉帝国也已名存实亡。从献帝初平元年(190)开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扩张了 军事力量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在长期混战中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给 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繁盛的中原地区竟出现了“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 的凄惨景象。在割据的军阀中，曹操对现实具有较清醒的认识，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 他抑制豪强兼并，禁止豪民转嫁租赋于农民，并广兴屯田，用军事组织把广大 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并且广泛搜罗“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因而，发展 了生产，壮大了力量，逐步统一了北方。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汉，而分据东南、 西南地区的孙权、刘备也相继称号建国，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汉末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引起社会思想的变化。汉代自武帝以来，一直是儒 家思想占独尊的统治地位。这时，适应新的现实的需要，名、法、兵、纵横等 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建安 文学有了崭新的面貌。建安文学以魏国为主。吴、蜀很少作家与创作。魏国统 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围绕他们聚集了“七子”、蔡琰等 众多的作家。这些作家大都倾向于曹操的缓和阶级矛盾以迅速恢复封建秩序的 政策，思想上有进步的一面。他们又都曾卷入汉末动乱的漩涡，接触了较广泛 的社会现实，因此能够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 潮。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 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 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 而多气也。 ”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 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辞赋和散文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汉 代那种铺张堆砌的大赋消沉了，篇幅短小具有浓厚诗意的抒情小赋有了较大的 发展。散文则趋于自由通脱，无论抒情、叙事或议论都显得生动活泼。建安时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加之汉末 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 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 化的共同倾向。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建安时期，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采取了压抑豪强的政策。当农民起 义的风暴过去时，曹魏统治者为了取得豪门的支持，便极力团结他们。魏文帝 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表现了在用人方面对大官僚豪强地主妥协的 倾向。到了魏正始时代，曹魏统治集团已完全发展成为新的贵族大地主，政治 日趋腐败；旧的豪门地主势力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代表这种势力的司马氏在逐 渐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之后，便和曹魏统治者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 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消灭曹魏 集团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即正始以后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汉末清议之士，因批评政治招致了党锢之祸。接着魏代汉，晋谋代魏，又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人物。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清议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 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 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并注老子，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更为风行。这对当时的 土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是上述现实的产物。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 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看到司马氏利用“名教” 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 他们的创作也与建安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 功立业”的内容为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积极的进取精神为 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作品中带有更多老庄思想的色彩。 不过，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还是 继承了“建安风骨”的。司马氏与曹魏争夺政权的斗争以司马氏的胜利而结束。公元二六五年，司 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不久，并统一了全国。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一些 进步措施，如招集流亡、罢州郡兵、劝课农桑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出现了 太康年间的繁荣。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西晋王朝是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 朽政权，在它的统治下，各种现实矛盾迅速加剧。太康元年，继废除曹魏屯田 制之后，颁布了占田制，把官僚地主的经济特权制度化了，士族可以依据官品 合法地占有大量的土地。同时，九品中正制也日益发展成为保障士族政治特权 的工具，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严重情况。这样，便确立了反动的 门阀制度。士族依靠这些制度垄断了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特权，加深了阶级鸿 沟，也造成了寒门与世族的尖锐矛盾。司马氏为了巩固一姓统治，又大封同姓， 诸侯王都拥有武装。晋武帝死后，诸王争权夺利，演成“八王之乱”，前后达十 六年之久，中原地区又一次遭到兵燹的浩劫；国力也大为削弱，西北匈奴鲜卑 等酋帅见有机可乘，纷纷入侵，西晋王朝就在内乱外患相继发生下覆亡了。我 国又进入了南北长期分裂的时代。公元三一七年，司马睿依靠南北士族的联合支持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 它是西晋腐朽的士族特权政治的继续，各种现实矛盾继续发展。士族的经济力 量更加膨胀，他们不断地兼并土地，成为惊人的大地主，如刁协一家就占田万 顷。门阀制度也发展到了顶点，士族公然编订“百家谱”，并不与“杂类”通婚， 士、庶的界限越来越严格，地位相差越来越悬殊。士族阶级占有优越的政治地 位和社会地位，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过着苟安享乐的生活。他们不仅无意于 收复北方失地，甚至由于种种自私的目的害怕收复失地，对爱国志士祖逖等人 的坚决北伐行动也横加阻挠，使之无法成功。而内部则不断争权夺利，皇室、 军阀和掌握实权的大士族之间常常爆发尖锐的冲突。东晋一代，从王敦起兵到 桓玄篡位，不断发生内战，政局动荡不安。尽管东晋保有的江南地区比混战的北方安定，北方人口的大量南徒又带来 了进步的生产技术，南方经济较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腐朽的士族统治下， 人民并没有获得经济发展的利益。赋税徭役不断加重。如东晋初亩税三升，后 改为口税三斛，又激增为五石。繁重的剥削促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 了东晋末年以孙恩为首的江南诸郡人民大起义，给东晋政权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镇压起义中兴起的刘裕，于公元四二年代晋自立，东晋便灭亡了。两晋是士族制度社会，士族是一个非常腐朽的阶级。他们一味追求享乐， 不敢正视充满尖锐矛盾的现实，只是依靠门第，把持高官，却又要“不以物务婴心”。在这种情况下，清谈玄理的风气更为兴盛。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 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 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 掩饰精神的空虚。在两晋玄学的发展中，由于阶级关系的复杂，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玄学家 表现了不同的政治观点。郭象发展了何晏、王弼的儒道调和思想，主张自然与 名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士族统治的一切现行制度都是合理的，是士族阶级 利益的代表。鲍敬言则发展了阮籍、嵇康的思想，创“无君论”，认为“君臣既立， 众慝日滋”，只有“无君无臣”的“曩古之世”，人民才有富足安宁的生活。这是反 映了小私有者的幻想与要求。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正是和这种思想相通的。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重要现象。佛教由东汉 开始输入，经历三国时代，到两晋时期更为兴盛，佛寺日渐增多，佛经大量翻 译出来。不过，在玄学盛行的情况下，士族偏重于佛教义理的研究，他们吸收 了佛学中的唯心主义哲学，把玄学推到了更高的阶段。汉末开始创立的道教， 原来主要在民间流行，这时也产生了贵族道教，出现了葛洪这样的教徒，在士 族阶层中影响愈来愈大。天师道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两晋时期，垄断了政治和经济的士族阶级也垄断了文化。在他们的把持下， 文学离开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很少反映社会现实，主要成了表现士族阶级狭 隘思想感情和不健康艺术趣味的工具。为了掩盖内容的空虚，他们刻意追求形 式的华美，把文学推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晋初诗人傅玄、张华已表现出这样 的倾向，但一部分乐府诗还不失汉乐府遗意。到了太康时期，社会的表面繁荣 使士族文人更加无视现实，一味歌功颂德，形式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以陆机、 潘岳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不是机械地拟古，毫无新意；便是内容贫乏， 只追求词藻的华缛和对偶的工整。但是，西晋社会的现实矛盾也促使少数诗人 面向现实，写出了内容较充实的诗篇。出身寒微的太唐诗人左思继承了“建安风 骨”的传统，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抨击了腐朽的门阀制度。在西晋末年尖 锐的民族矛盾中成为爱国志士的刘琨，写出了有深厚的爱国感情的诗歌。郭璞 的诗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从西晋末年开始，由于清谈玄理风气的盛行， “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渐为玄言诗所统治，其代表作家孙绰、许询等人 的创作都“平典似道德论”。玄言诗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直到晋末杰出的诗人 陶渊明出现，才为空虚的东晋文坛带来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他的诗歌对腐朽 的士族社会表现了极端憎恶与否定的态度，表现了他的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 和躬耕自给的生活理想。由于在田园劳动中接触了下层劳动人民，亲身体验了 农村生活的贫困，后期创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剥削压迫，要 求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提出了桃花源理想。他的诗具有平 淡自然的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并能创造出很高的意境，大大提高了五言诗 的艺术水平。小说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我国自秦汉以来，神仙 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加之道教兴起，佛教传入，这些巫师、僧侣大都 “张皇鬼神，称道灵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整个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 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响。在这 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记录灵鬼怪异的小说，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 作者的主观目的虽在宣扬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编 造的神异故事，具有较高的人民性。魏晋时期清谈玄理、口评人物的风尚又促成了记录人物轶事小说的出现。它与志怪小说不同，是以现实的人物言行为对 象。刘宋初年出现的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小说集大成之作，它广泛地反映 了由汉末至晋士族阶级的思想、生活面貌，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我国小说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粗具规模，它们标志着我国小说的一个重要阶段。从公元 420 年刘裕代晋到公元五八九年陈灭于隋，共一百六十九年，南方 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南朝继续东晋的偏安局面，社会 情况比北朝安定，在广大人民辛勤劳动下，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业产量增 加，手工业发达，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活跃，并出现了许多经济繁荣的都市，如 建康、京口、山阴、寿春、江陵、襄阳、成都、番禺等。史载建康“贡使商旅， 方舟万计”， “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可见一斑。南朝个别帝王虽曾对门阀士族采取过某些限制政策，庶族寒门的力量也略 有抬头，但基本上仍是两晋士族门阀社会的继续。士族地主攫取了经济发展的 果实，大庄园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勾画出这种经 济的轮廓。这个谢家庄园拥有大量的土地：“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阡 陌纵横，塍埒交经。 ”除了耕地，还有“北山二园，南山三苑”，以及大片的湖沼。 庄园里种植着多种农作物、果树。在富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南朝帝王和士族日益腐朽荒淫。他们已经完全 变成了无用的寄生虫。 颜氏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