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和民众无法从军事和政治上获得尊严之后，民族主义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业领 域转移，商战的得失便寄托了国民所有的希望。意外的意外的“黄金年代黄金年代”文/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本刊特约评论员 1911 年，民国初立，人人期盼国家重建。但是，袁世凯的称帝和孙中山的“二次革命” 很快让脆弱的结盟分崩离析，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在很多人想来，这期间民生经济一定低迷不堪。但出乎人们想象的是，在今后的 16 年中，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 ，这也是百年中唯一的“黄金年代” 。在这期间，国营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民营公司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 明星企业家层出不穷，企业家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十分强大。工业增长率在 19121920 年间达到 13.4%,19211922 年有一短暂萧条期，从 1923 到 1926 年为 8.7%，居 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百年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 1950 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 1978 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当时的增长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国家一直处在军阀割据及分裂的状况中，是自“五 胡乱华”的南北朝以来，1400 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真空” 。于是，这段时间成了一个绝 对自由、而自由又变得十分可怕的时代；其二是一战的爆发，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 顾，中国民族企业家也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进口替代型进口替代型”的工业浪潮的工业浪潮荣家兄弟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缩影。从 1912 年到 1917 年，无锡的荣家兄弟一口气开出了九家工厂。每日夜可出面粉 4.2 万袋，已是无人可敌的“面粉大王” 。随着一战的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 增，中国面粉因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出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 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陡成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荣宗敬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1917 年，他出 40 万元买下上海一家 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 1884 年， “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 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 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除了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中国成了原料 的大供应商。开始于 1914 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热，被史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一直持 续到 1924 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洋务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由处于衰落期的清政府发动的工业化运动，它的主角是 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 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投注到铁路、矿务和钢铁 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这一轮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为主要动力的 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 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 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在 19121924 年，上海地区出现了 202 家机器工厂，主要是 生产针织机、小型车床和马达、农产品加工设备等，广东地区则是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 的集散地。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 。这一特征与 1978 年之后的中国民 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的相似。在百年企业史上，国营资本能够依赖政策优势在上游资源 性领域形成优势，民间资本则靠灵活的机制和竞争能力，在下游民生领域获得生存空间， 这样的格局从来未变。中外商战中外商战如果说荣家兄弟的成功令人欣喜的话，那么，范旭东式的崛起则显得更加的珍贵。这是一个外表温和而内心倔强的湖南人，他的兄长范源濂曾任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 长，他原本可走辽阔的仕途或成为一个轻松的官商，却甘愿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投身于艰 辛的民族工业。当时，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1915 年，范旭东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 毕业后，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 5 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将 纯度达到 90以上。久大精盐随即遭到国内外盐商的围剿，日商在报纸上散布“海王星” 有毒的谣言，英国驻华公使甚至企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运盐船出港。国内的盐商更 是群起攻击，数百年间，全国的食盐产销历来由官商合伙垄断，江淮大盐商们左右着盐的 价格，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错综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政府都不敢轻言改革。 范旭东一出，显然将颠倒现状。久大精盐在很长时间内无法销到长江以南，范旭东甚至还 被军阀绑架，靠他的总长哥哥四处斡旋才被放了回来。1917 年，久大精盐销出 1 万担， 1923 年增加到 4 万多担，1936 年达到顶峰，约 50 万担。在精盐上取得突破后，范旭东马上又转战制碱业，创办永利公司。永利经历的磨难 更甚于久大，其前后竟长达八年之久。直到 1926 年 8 月，范旭东终于研制出永利纯碱，并 在万国博览会上荣膺大会金质奖章。范旭东的坚持，可谓壮烈。在“黄金十六年”里，民族企业的崛起是一场与外资企 业全面竞争的大商战。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里，我们都看到了中外企业对峙的景象：纺织机械市场 上，华资大隆机器厂的对手是两个美国制造商萨克洛厄尔和维定机器厂；火柴市场， 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与瑞典火柴公司和日本铃木会社杀得难解难分；肥皂市场，是五 洲皂药厂与英资联合利华的竞赛；水泥市场，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厂与日本水泥及英资青洲 英妮公司打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对手仗这期间，支撑荣家兄弟、范旭东等企业家们的精神力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热情，而 这种热情甚至成为了一种商业竞争的武器。百年以来，从巨额赔款到割让国土，从火烧皇家园林到外滩黄埔公园的一块“华人 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都烙在每个中国人脸上，虽死犹记，没齿难忘。于是，当国家和民众无法从军事和政治上获得尊严之后，民族主义的“地火”就曲 折地向商业领域转移，商战的得失便寄托了国民所有的希望。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带 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抵制洋货运动一直是民族企业最锋利的武器。“维持国货维持国货”运动运动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抵制洋货运动，每隔三五年就会大规模地爆发一次，这构成了 百年中国企业史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它似乎受到了国内各个阶层的欢迎。对民众而言， 抵制运动能够极大地满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发泄积压已久的耻辱感。 对政府而言，当然乐观其成，他们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矛盾，甚至成为对外谈判的筹码。立 足坚定的民族企业家更是抵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驱逐或打 击竞争对手。具有标志意义的日货抵制事件发生在 1915 年，这是一次仇恨爆发的总演习。一战开打后，日本乘机争夺中国利益，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当皇帝的支持， 居然接受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这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 了抵制日货运动。3 月 16 日，上海商会组成“劝用国货会” ，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 长。18 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 者近 4 万人。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多项决议。到 22 日，上海抵制日货的 声浪日益高涨，福州路、南京路等处的日本人所设商店均一律闭门，暂停营业。5 月 9 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 被定为“国耻日” 。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农商总长张謇愤然辞职。抵 制运动更是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抗议集会此起彼伏。商人拒卖日货，人人要用国货。不少 学校规定，文具一律用国货。一些大城市的报纸，天天刊登“国货调查录” ，鼓动人民选用 国货。在抵制运动中，中华国货维持会等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59”之后迅速 发表宣言，并印发 10 万份广为散发。在维持会的指挥下，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 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全年共进行了 383 次这样的检查。维持会在前一年 只有 100 多个企业家会员，到年底就增加到了 688 个。洛杉矶时报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 住机会进行发展。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 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 日货抵制运动对袁世凯政权和日本政府显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日本外贸也遭到重 挫，当年上半年，对华出口同比下降 1790 万美元，锐减幅度相当于 1914 年出口总额的 6%。更为严重的是，此后每年的 5 月 9 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日。抵 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1915 年的反日货只是一个序幕，一场更猛烈的抵制风暴正在酝酿中。五四运动的支持者五四运动的支持者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学爆发了一场惊天的学生运动，抗议“巴黎和会”将德国 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史称“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当时便被人敏感地预测到了。不过，从来没有人从企业史 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日后为人们所记忆的先驱者都是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然而，一起 重大的历史事件爆发， “那些生动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 ” 早在 2 月份，上海的商人就行动了起来，他们以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北京和巴黎，反 对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3 月，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组织，集合沪上 53 个会 馆公所，协调工厂的抗议活动。5 月 4 日，传来北京学生游行并遭镇压的消息后，商业联 合会当即与复旦大学和江苏教育总会联系，一起筹划抗议大会，5 月 7 日，大会在老西门 体育场举行，主题是声援学生，抵制日货。6 月 5 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 学生。在上海的示范下，抗议很快席卷全国。正是在工商力量的汹涌援助下，五四运动才 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企业家阶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为，并不仅限于声援学生。他们甚至还在产业经济的 重建中排挤日本势力。虽然当时日本报纸以讽刺的口吻写道， “这场示威将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烧时间不会 超过五分钟。 ”但是，五四运动在 7 月份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此后两年， 1920 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 1919 年下降 7.2%，损失达 2915 万美元，而其他国家的对华出口却增长 33.3%。1921 年日本对华出口又同比下降 8696 万美元，同期，其他国家的出口则 增长 30%以上。 与此同时，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在震耳欲聋的爱国呼声中，天性反对动荡的商人 们还十分注意抵制运动的边界，尽量把其局限在非暴力的范围内，不使之滑向社会秩序全 面崩溃的境地。此外，企业家们更利用这股爱国热潮，夺取到了产业经济的某些主导权。面粉和棉 纱“双料大王”荣宗敬就做成了两件很有利于民族产业的大事。从 1919 年的夏天开始，荣宗敬就四处奔走，联络面粉业内人士，自行组织面粉交易 所。当时在上海，日本商人开设了面粉取引所（交易所） ，经营面、麦的期货交易，基本控 制了上海市场的原料和成品的价格，华人企业多年仰其鼻息而无可奈何。荣宗敬乘群情激 愤之机，提出自办交易所，摆脱日本人的控制，此议得到同业的一致响应。1920 年 1 月 11 日，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后改名为上海面粉交易所）宣告成立，筹集股本 50 万元， 荣宗敬、王一亭等沪上面业大亨均为理事。同时，荣宗敬积极筹建纱布交易所。作为上海最重要、也是那些年盈利最强的民族 产业，棉纱的原料期货交易也被日商开办的取引所掌控。每年的棉花和纱布交易量非常巨 大，各棉纱厂虽有心挣脱日商控制，但是也很担心操作不当，重蹈当年胡雪岩的覆辙。所 以荣宗敬提出，必须协同一心，断流开源。在他的召集下，华商纱厂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