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意义上辩证法是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在什么意义上辩证法是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发布时间：2009-04-26 20:08:41 王庆丰 内容摘要古希腊城邦以广场为中心，辩证法与修辞术是公民在广场上进行政治商谈的政 治手段。其中，辩证法是遵循逻各斯的，而修辞术被看作是对逻各斯坏的使用。辩证法是 认识至善理念的思想进程，从而实现社会“化多为一”的团结。辩证法从其起源、功能、及 其终极使命来讲都是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关键词 城邦 广场 修辞术 团结 辩证法“辩证法”是古希腊人的发明，也是其所独有的。那么在古希腊为什么会产生“辩证法”这一 概念呢？辩证法的原初意蕴是什么？它又是个什么意义上的概念呢？澄清这个问题，对于 我们今天的辩证法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城邦、广场与辩证法公元前 12 世纪，由于多利安人的入侵，迈锡尼文明土崩瓦解，迈锡尼势力的瓦解不仅仅 是一个王朝的灭亡，而且是一种王国制度被永远地摧毁，一种以王宫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形 式被彻底废除。自此以后，“神王”这个人物从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迈锡 尼王国的社会生活以王宫为中心，王宫同时具有宗教、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作用。在这种 被称为王宫经济的体制中，国王（其称号是“瓦纳卡”）集政权和王权的所有职能于一身， 依靠一个传统的固定职业阶层书吏，借助一种由王宫显贵和王室检查官组成的复 杂的等级制度，严密地控制和管理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迈 锡尼王朝的衰落，整个王宫体制都崩溃了，而且再也没有复兴。“瓦纳卡”一词从纯粹政治 词汇中消失。瓦纳卡的统治被废除后，我们再也看不到国王控制的痕迹，也再也看不到行 政机构和书吏阶层的痕迹。文字本身也消失了，仿佛被淹没在王宫的废墟中。希腊人不得 不从腓尼基人那里重新借来文字，文字不再是书吏阶层的专长，而用来满足公共职能的需 要，它可以把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内容都公布出来，置于所有人的目光之下。迈锡尼制度 瓦解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范围，直接影响了希腊人本身，改变了希 腊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心态。“神王”的消失为黑暗时代之后出现的两种相互关联的创新作 了准备，这两种创新是：城邦的建立和理性思想的诞生。城邦与哲学可能是古希腊留给后 世影响最大和最深远的成就。城邦不仅创造了西方意义上的政治，而且创造了哲学。与古 代世界的其他文明相比，古希腊的独特性就在于国家政权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在于古代城 邦的建立。在希腊人看来，这种社会生活形态和思维模式确定了希腊的独特性和它相对于 野蛮世界的优越性：他们取消了那个在秘密宫殿中不受限制和控制地行使最高权力的神王， 政治生活成为了一种可以公开辩论的公共事务。城邦是一个政治创新，“标志着一个开端，一个真正的创举”。那么这个体现古希腊独特性 的“城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我们先要问清楚什么是城 邦。可现在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古 希腊人也在争论城邦的性质，他们自己也并不见得能够非常清楚地界定城邦的意义。亚里 士多德相信理解城邦必须理解公民，他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 就说他是那个城邦的公民；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 公民集团”。亚里士多德从公民去理解和定义城邦，确实是看到了城邦的本质。城邦创 造了“公民”，这是以前没有的，它通过创造公民而把远古的部族公共原则发展成为一个至 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政治制度。组成城邦的公民，不论他们的出身、地位和职务有多么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同类人”。这种相同性是城邦统一的基础，因为对希腊人来讲，只有 “同类人”才能被“友爱”联系在一起，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这样，在城邦的范围内，人与人的 关系便表现为一种相互可逆的形式，取代了服从和统治的等级关系。所有参与国家事务的 人都被定义为“同类人”，后来又以更抽象的方式被定义为“平等人”。尽管在社会实际生活中， 公民之间有很多相互对立的地方，但在政治上，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可以互换的个体，处在 一个以平衡为法则、以平等为规范的体制中。“城邦”就意味着全体公民都参与公共事业的 管理，所有的集体活动都具有完全的公开性。古希腊是通过公民大会的形式保证全体公民都参与公共事务，公民大会是古希腊政治的最 大成就。公民大会的首先是标准的直接民主。由于没有中间环节，直接民主能够相对有效 地排除阴谋、背叛和隐私舞弊之类的弊病。公民大会是在广场进行的。广场作为一个专门 的公共空间的出现，对于确立政治公共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神庙和广场足够聚众， 而且严肃神圣，是城邦的象征。当人们在广场聚集，所有的事情就公开化而成为共同问题， 必要的信息在此公开而被分享，话语获得同时性的传播和反馈，不同意见可以在一起比较 和讨论，正是神庙和广场在客观条件上使公众集体活动成为可能，而且赋予严肃地、分享 的、共命运的气氛，它在城邦的政治化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韦尔南说：“城市一旦以公众 集会广场为中心，它就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城邦”。城邦的诞生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 政治的变化，也意味着思维方式的变化，意味着打开了一片完全不同的思想视野，建立了 一个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空间。广场上的商谈类似于竞技者在奥林匹亚赛会上的较量。而且，政治本身也表现为“对赛”的 形式，它是一种口才比赛，一种论据对抗，赛场就是“广场”，这种广场是一个公众集会的 地方，任何敌对性，任何厄里斯（Etis，争吵），都意味着关系平等，竞争永远只能在同 类人之间进行。广场作为城邦的中心，意味着“话语的地位被提高了，它以自由的论辩和对 立的论证形式运用到世俗事务中，成为最有效的整治武器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工具”所以， 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 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希腊人后来把话语的威力变为一个神：说 服力之神“皮托”（Peitho）。这种话语的威力让人联想到某些宗教仪式中使用的警句格言的 效能，或者联想到国王威严地宣读“法令”时所发出的“法言”的作用，但实际上这里的话语完 全是另一回事，它不再是宗教仪式中的警句格言，而是针锋相对的对话、讨论、争论、辩 论。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 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必须能用演说的形式来表述，符合证 明和证伪的模式。这样，政治和逻各斯就有了密切的相互联系。对话是公民的真正的政治 活动，修辞术和辩证法在广场对话、辩论、商谈当中产生了，辩论的技巧就是修辞术，辩 论当中论证的规则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种真的逻辑，它是理论认知所特有的，与指导 实际活动中随机性争论的可能性逻辑和或然性逻辑相对立。二、辩证法与修辞术广场上的政治商谈导致了辩证法与修辞术的诞生，讨论、辩论和论战也就成了思想和政治 的游戏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腊理性是城邦的女儿”，希腊人的这种以语言为工具、 可以用来制约人而不是用来改造自然的理性是一种政治的理性，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 政治的动物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理性，这种话语的力量不是依靠修辞术（一种辩论技巧）， 而是依靠辩证法（逻各斯）的力量来制约人，从而达成富有成效的商谈结果。可见修辞术 与辩证法是相对立的，是故，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是辩证法的对应部分”。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从亚里士多德 的定义看来，希腊人的这种修辞术其实就是雄辩术或者花言巧语的技术，其目的就是不择 手段地去说服别人。修辞术在智者学派哲学家那里更是被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从而变 成了诡辩术。但是智者学派并不认为修辞术是一种有害的技艺，相反，例如高尔吉亚就相 信修辞术是一项伟大的技艺，它能够通过说服人而支配人，并且修辞术是遵循逻各斯的。 在柏拉图的对话高尔吉亚篇中，高尔吉亚认为：“用你的话语去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 事会的议员、公民大会的民众或其他任何公民集团。拥有这种力量，你可以造就医生，你 可以使教练成为你的奴隶，使你的商人不为自己挣钱，而为他人挣钱，因为你能对众人谈 话，可以说服他们。”这就是修辞术的威力。据此，苏格拉底指出，高尔吉亚“断定修辞学 是说服的创造者，它所有的活动都与此相关，这就是修辞学的全部与本质”。高尔吉亚 本人认可了这一说法，说服正是修辞学的全部与本质。可见，修辞学家有能力谈论任何主 体，反对任何人，可以在民众面前就他所希望谈论的每个论题上证明自己比其他人更有说 服力。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修辞术一般用于各种煽动性演说，“有三种不同的修辞演说：议事 演说、法庭演说和展示性演说”。议事演说（也即政治演说）意在劝说或劝阻，私人场 合的劝告者或在公众场合的平民领袖都使用其中某一种方式。法庭演说或是控告或是辩护， 因为诉讼当事人必须做其中某一种事情。展示性演说或是赞颂或是谴责。三种演说分别对 应于不同的时间。议事演说涉及未来的事情，因为演说者无论意在劝说还是劝阻，都围绕 将会出现的结果。所以议事演说是肯定或否定某种未来的事情；法庭演说涉及过去发生的 事情，因为总是围绕已经做过的事情一些人控告而另一些人辩护，所以法庭演说是肯定或 者否定某种过去的事情；展示性演说（典礼演说）最主要涉及当下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赞 颂或谴责都是针对业已存在的人或事，所以展示性演说是肯定或否定某种现在的事情。在 这三种演说中，修辞家可以运用修辞术去说服任何一个人，而不论其结果是好或坏、公正 或不公正、高尚或丑恶，这些对修辞学家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就像斐德罗所说的：“打算 做演说家的人丝毫不需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只要知道那些将对演说做出裁决的听众 对正义会怎么看就行了；他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和真正的美，只要知道听众对善 和美的看法就可以了，因为说服的效果取决于听众的意见，而不是依据真理。”所以， 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最终被归结为意见与真理之争。从逻辑上看，修辞术往往采用希腊原本意义上的 enthymene 式推论（修辞式推论），后来 被称为省略三段论，修辞式推论确实在形式上是三段论，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修辞术与辩证法是同类的技术，两者不限于任何一种确定的事物对象。在表面上看来，两者的论 证方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根据众多同类事物的证明在辩证法中称为归纳法，在修辞术中 则成为例证法。给定了某些条件，从这些条件中推出另外某一结论与它们并列，这在辩证 法中被称为三段论，而在修辞学中被称为推理论证。尽管如此，辩证法与修辞术有着本质 的区别，“辩证法的推理不基于偶发的事实，而是从所需论证中推出结论，修辞术则从已经 是约定俗成的东西中得出结论。”11辩证法用逻辑论证来保证结论，而修辞术只是从经验 是事实推出结论，其结论并不具有必然性。其论证模式大概是这样的：前提 p 是一个或然 事实，然后以可能 p 蕴含 q 而推出 q。这样的推论并没有必然性，事实上只能可能 q。12 在实际论述中，滔滔之词很容易掩盖这个不很显眼的逻辑错误，而且这个推论方式在风格 上最为积极肯定，有鼓舞人心的功效。所以修辞术的三段论只能是一种省略三段论。苏格拉底对修辞术甚是厌恶，认为它是对逻各斯的坏的使用，是对人们的思想误导，于是 他努力发展据说是源于芝诺的辩证法，苏格拉底相信辩证法才是使用逻各斯的正确方式。 真正的辩证法，它能够使人更好地通过理性去发现真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怀抱更高理 想，他们承认语言的力量，但决心从语言中发现正确的力量，修辞术所发现的语言的力量 并不是正确的，这就是从 logos 发展出 logic 的理由，以便把语言引向真理。真理被认为是 判断什么是正义的和不义的可靠依据，而正义又是城邦（国家）的最高目的和合法性依据。 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推崇辩证法。辩证法和修辞术是亲缘性的论辩技术，都是关于如何说 话的技术，修辞术是叙述式的滔滔之词，而辩证法是回答式的论证与反驳。辩证法就是从 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