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元代青花瓷是近年来中国陶瓷考古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回溯到蒙元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的成就主要是创烧卵白釉瓷，以及延续宋代以来的青白瓷。从目前海内外出土和收藏的情况来看，当时青花瓷生产的规模和数量远小于上述两类，而且始烧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中晚期。与相对稀少的产量相对应的是，海外各国海上丝路沿线普遍发现元青花的踪迹，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都有相关出土或收藏，尤其是现藏于伊朗和土耳其两国博物馆的大量巨型精美元代青花瓷器，更是引人注目。这种反差说明这类器物有着较强的市场取向和扩散性，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它们进入海内外市场的通行路线问题。国内元青花的出土环境国内出土元青花的情况对我们获悉当时的销售渠道有一定的帮助。据初步统计，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内出土元青花有 170 余件。相对于伊朗、土耳其两国博物馆所收藏的被确认为元代青花瓷的而言，国内出土的元青花面貌更加复杂。不仅品种更多，而且品相参差不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文 图 / 黄珊对元青花的认识。除窑址外，另有 51处考古发现的元青花器物，出土背景环境性质明确，分别是窖藏、墓葬和遗址。考古学上出土环境是附加于出土物之上的重要信息之一，不同环境出土的同类器物，可能表达的是不同的含义。出土于窖藏者，说明在埋藏前是备受珍视的贵重物品，由于战乱或者其它江西萍乡窖藏出土香炉原因被埋藏起来，以待将来挖取。出土元青花的窖藏一共有 20 处，这类遗迹中出土的元青花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大型立件元青花主要出土于此。代表有江西高安窖藏和河北保定永华南路小学窖藏等。出土于墓葬，则需要视墓主人生前的经济状况而定。宋元时期的葬俗与汉黄珊从考古发现看 在海内外的传播江西高安窖藏出土梅瓶国陶瓷但回镇制瓷以及延内外出瓷生产而且始相对稀海上丝东亚、都有相朗和土美元代反差说和扩散海内外Silk Road丝路考古77内蒙古包头燕家梁出土青花碗唐时代的厚葬之风相去甚远，中下层平民墓葬随葬品通常比较粗糙，纸质和木质明器开始流行，说明墓主及其家人保持量力而行的谨慎态度 ； 富有阶层和贵族才有能力厚葬逝者，我们在高等级的墓葬中仍能发现许多豪华敛葬的实例。出土元青花的各类墓葬有 22 处，一般随葬不多于 2 件，常常为 1 件或一对。墓葬细分为两种类型 ： 一类是景德镇周边地区的平民墓葬 ； 一类是南京周边地区的明初重臣墓葬。前者出土元青花相当粗糙，很少见于其他地区 ； 而后者则出土了一批质量极高的立件大器，其中颇有可与收藏于伊朗和土耳其博物馆的元青花相媲美的优良产品。 至于遗址出土的元青花，则是当时当地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我们而言，是了解元青花在国内消费市场上所扮演角色的最佳材料。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完全相对立的，只是各有侧重，例如窖藏物品在被埋藏之前应该也可能属于日用品之列，只是其价值相对较高而已。目前，出土元青花的遗址一共有 9 处，以包头燕家梁遗址、北京西直门后英房居址所出较多，器物类型最为丰富，洋溢着生活情趣。南北差异纵观全国范围内出土元青花的地区，我们很容易发现，元青花的销售范围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区域分为南、北两大片。北片主要是今天内蒙古南部、河北北部以及北京，这是蒙元政府的统治中心，包括林西窖藏、翁牛特旗墓葬、包头燕家梁遗址、北京西直门后英房居址、北京旧鼓楼大街窖藏、保定永华南路小学窖藏等 17 处 ；南片主要是今天赣北、皖南到苏南、浙北一带，集中于产地景德镇附近， 其中南京附近及湖北、安徽、苏北、河南、山东 10 座明初藩王或功臣墓里集中出土一批元青花，此外还有九江至正十一年墓、高安窖藏、杭州古荡湾至元丙子墓、金坛窖藏、镇江吴家门遗址等 ； 另在新疆、甘肃、湖南、四川、广西、广东还有零星出土或征集品。不同地区的元青花出土环境的侧重不同，质量类型也有区别。大致上可以说，国内发现的元青花，其生产是有其市场针对性的，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各种需求。元青花的出土地点集中于南、北两个区块，北片分布较为分散，南片则密集得多，这应该是与当地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蒙元统治中心地区生活的蒙古人较多，游牧的传统生活习性使得他们活动半径较大，瓷器一经贩运到主要的集散地，便会迅速地扩散到较为辽阔的范围内 ； 而南片则是传统农耕区，居民安土重迁，活动半径较小。水路是景德镇瓷器销售运输的主要通道，烧成瓷器从景德镇外运，首先要通过流经景德镇的昌江进入鄱阳湖，然后从鄱阳湖运输到长江。皖南和苏南地区出土元青花的地点基本上都在长江两岸， 杭州古荡湾至元丙子墓出土元青花，如果联系济宁郊区墓葬和安徽濉溪至正十三年墓出土品来看的话，则为我们勾勒出了京杭大运河的轮廓。这样看来，安徽蚌埠明汤和墓出土青花大罐78宋元时期航海图（选自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粹）当时元青花的销售市场确实相当有限，国内只有大都附近和主要运输路线两岸有所消费。各个地区对元青花的消费取向差异很大。蒙元统治中心地区的青花瓷主要是在窖藏（8 处）和遗址（7 处）中出土，说明这些瓷器主要作为日用品使用，或者是当时的商品，准备进行贸易。例如黑城和集宁路， 都是当时著名的中转站。至于窖藏品，一方面它在埋藏之前也可能在日用物品之列 ； 另一方面，窖藏说明其价值之高，窖藏的集中，说明这个区域在当时是高档元青花的主要消费地点之一，这与该地区是蒙元的政治统治中心地位是相符合的。赣北、皖南到苏南、浙北一带可以分成赣北地区和从皖南到苏南、浙北一带。在赣北地区，将元青花作为随葬品使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有九江至正十一年墓、景德镇近郊墓葬、鄱阳磨刀石公社墓葬、上饶北门墓葬、至元戊寅墓（丰城文物商店征集） ，另外萍乡窖藏出土物品质与随葬器相接近，只有高安窖藏尤以其优质大量著称。这些随葬品大多火候欠佳，制作草率。有学者认为用劣质元青花陪葬是景德镇周边地区元墓独有的特点，这些青花器是高价值同类器物的替代品或明器，也不排除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可能性。对比萍乡窖藏出土物可以看出，元青花生产地周边的居民确实也将这类器物作为日常用器，并不是为了祭祀或随葬而专门生产的。皖南到苏南、浙北一带，窖藏占绝对优势，有 8 处，而且往往窖藏量较大。遗址和墓葬分别只有 2 处。窖藏的集中和藏品质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区在元代的富庶和文化特殊性。苏南、浙北是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十字地带，交通发达，经济富足自不待言。查至顺镇江志 ，金坛和丹徒两地在元代都有可考的回回户定居。这些回回人可能与金坛和丹徒发现的元青花窖藏有一定联系。总的来说，中上品质的元青花的主要发现于元朝和明初的统治中心地带附近，这些都是财富集中的地区。超级帝国的海运从 13 世纪早期开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铁蹄席卷旧大陆，迅速建立起 “混一声教，无远弗届”的超级帝国。其版图东起太平洋，西达地中海，超过了地理大发现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世界帝国，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理单元内的人群活动与文化交流。自五代十国以来，由于内地政治局面步入长期的分裂对峙阶段，以及西北地方政权的崛起，汉唐时期往来络绎不绝的丝绸之路一度归于沉寂，转而发展海路交通。进入蒙Silk Road丝路考古79元时期以后，不特陆上通道重新得到恢复，航海贸易也臻于极盛。但是，由于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 笃哇的长期战争，以及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不时发生争夺领地的战争，使得蒙元时期的陆上交通时断时续。而海路则相对畅通许多。元朝政府重视海外贸易，采用了许多具体政策，广开海路。至元十四年（1277） ，忽必烈大军取浙、闽等地后，就沿袭南宋制度， 在泉州、 庆元（宁波） 、上海、澉浦四地设立市舶司，重用南宋时期管理泉州市舶的官员蒲寿庚重新发展海运。从忽必烈时期到至治二年（1322）的 46 年间，元代的航海政策经历了前后“四禁四开” ，但四次海禁加起来不过十年时间。 至治二年 （1322）“复置市舶提举司于泉州、 庆元、 广东三路” 。不过之后直到元代灭亡，没有再发生过变动。在政府扶持和商业利益驱动下，元代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大发展，当时的史籍和笔记中记录的海路贸易的国家、地区的名称在 200 个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遍布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南亚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东非和北非，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前不见于记载的。有元一代涌现出大批著名的使臣、航海家和旅行家，关于海路交通的记载丰富，这些都使我们相信，元代航海技术得到极大发展，通往波斯湾甚或北非的航线已趋成熟。对于陶瓷运输和销售而言，海运无疑是更合适的选择。陶瓷沉重且易碎，陆路运输显然成本高、难度大，海船不仅容载量大，装载陶瓷还能起到压舱的作用，是陶瓷外销的主要途径。目前在从中国到北非一线的沿海地带都能发现许多陶瓷遗迹，数量巨大，而且能够相互衔接复原出一条连贯的海运路线 ； 但是陆路则不然，目前只有数个城址有相关发现，彼此之间关系并不紧密，至中亚、西亚地区甚至会失去线索，无法构架出一条有始有终的销售路线，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增进我们的认识。从考古出土材料来看，元青花瓷输出的范围很广，从东南亚、南亚、西亚直到北非和东非等地的沿海城市和重要内地城市都有发现。东南亚地区出土或传世的元青花许多都属于尺寸较小、纹饰简单的小型器， 但也出土了一些大型元青花的残片。例如在中爪哇的麻诺巴歇（Madjapahit）王都遗址，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大件元青花残片，包括玉壶春瓶、梅瓶、花口盘、荷叶状罐盖等器物 ；纹饰主要有凤纹、龙纹、莲池纹、折枝花卉纹、杂宝纹、云肩纹和变形莲纹等 ； 釉色发青。与中东和印度地区的大型青花器非常相似。印度德里图格拉克宫殿 (Tughlaq Palace) 遗址出土元青花 67 件，是目前为止考古发掘出土元青花数量最多的一批，这些瓷器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有个别基本完整，现藏于印度考古调查局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这批瓷器的直径在 2450 厘米之间，形体较大，纹饰包括凤纹、麒麟纹、鱼藻纹、莲池纹、束莲纹、折枝花卉纹、蕉石纹、瓜果纹、浪纹、杂宝纹、云肩纹和变体莲纹等。装饰繁复，构图严谨，与中东地区大量收藏的元青花非常相似。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是原阿迪比尔陵清真寺（Ardebil Shrine）的 32 件元青花，包括莲池纹圆口大盘、蕉叶瓜果纹圆口盘、蕉叶瓜果纹圆口盘、鱼藻纹圆口盘、外缠枝莲内八宝纹菱口大碗、外番莲内竹石瓜果纹敞口大碗、牡丹走兽纹大罐、牡丹凤凰纹梅瓶等。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宫博物馆（Topkapu Sarayi）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王宫，1918 年随着土耳其帝国的灭亡而成为博物馆。这里的陶瓷藏品多达 10000 余件， 约 8000 多件原产中国，据美国学者波普（J.A.Pope）研究，托宫藏瓷里有 31 件 14 世纪的青花瓷，包括花草飞凤纹折沿盘、花草飞凤纹折沿盘、花卉孔雀凭栏纹圆口大盘、莲池鸳鸯纹圆口大盘、蕉石瓜果纹圆口大盘、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博物馆藏元青花扁壶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博物馆收藏元青花葫芦瓶80外松竹梅内莲池纹大碗、外缠枝莲内八宝纹菱口大碗、外松竹梅内莲池鸳鸯纹大碗、外番莲内竹石瓜果纹敞口大碗、鱼藻纹广口大罐、云龙牡丹纹大罐、开光虫草纹八棱梅瓶、云头开光海马牡丹纹梅瓶等。波斯湾和红海附近的许多城市也发现不少元青花碎片，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埃及开罗福斯塔特遗址。这处遗址位于开罗的南部，公元 642 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所建，14 世纪中期之后被废弃，并被其北面新建的开罗城当做堆放垃圾的场所。19121920 年，在福斯塔特一共进行了次考古发掘。本世纪以来，在福斯塔特出土的中国瓷片的数量，超过两万，瓷片的生产年代延续千余年，可以说中国各名窑瓷器在福斯塔特几乎应有尽有。这些瓷器中，一些较完整的移交开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另一些瓷片分藏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各博物馆中。据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统计，福斯塔特遗址中出土的元青花瓷片超过 200 片，器物种类丰富，装饰多样，有开光卷草纹八棱梅瓶残片、蓝地白龙瓶残片、缠枝牡丹梅瓶残片、庭院景观盘残片、模印缠枝牡丹纹盘残片、蓝地白花罐残片、鸳鸯莲纹碗残片、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