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三晋文化区又称晋文化区，相当于山西省。春秋后期，魏、韩、赵“三室分晋” ，史称三晋。晋南是华夏文化发源地三河的一部分。尧都平阳（临汾） ，舜都蒲坂（永济） ，禹都安邑（夏县） ，都在晋南。晋商始末山西商人又称晋商，雄居我国商界 500 年。在晋商兴盛时期，山西形成重商的价值观念。民谚说：“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 ”雍正年间山西巡抚刘于义上奏折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村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雍正在奏折上批道：“联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 ”可见雍正深居内宫也了解山西重商的民风，只不过觉得有违传统观念，可笑可弃。晋商崛起有区位、资源等原因，也有历史发展的机遇。这一机遇与明代北部边防形势以及山西的军事地理位置相关。明初，蒙元残部退到蒙古草原地带。蒙古骑兵频繁南下，对内地造成很大威胁。为了确保内地安定，明朝加修长城，建立军事防御体系，沿线屯驻大量军队。长城九镇边关地带驻军达 80 多万。这些军队的粮食供应，是朝政大事。长城一线干旱缺雨的自然环境，不能满足粮食供给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开中法”诞生了。 “开中法”的实施与盐的销售直接相关。古代盐是政府专控物品。明朝政府利用国家食盐专卖权，让商人运粮到边关，然后换给商人贩卖食盐的许可证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贩盐。盐是生活必需品，贩卖获利极高。山西临近北边。 “九边”中规模最大的宣府、大同两镇就在山西北部，加上山西和延绥，四镇占“九边”兵额的 45%，军需供给繁重。 “开中法”的实施为山西商人发展创造了机会。山西商人利用区位优势，捷足先登，集盐商和粮商于一身。明代晋商的崛起还与当地的物产有关。在各类物产中，位于解州附近的池盐尤其重要。我国古代重要的产盐地主要有四川的井盐、山西池盐、沿海地区的海盐以及宁夏池盐，这些产盐地的服务范围，不限于当地，往往联州跨省。山西的铁和煤炭明代也已经开采，纳入商人经销的行列。位于晋东南的潞安府所产潞绸在北方颇有名气，也是晋商经营特色物品之一。明朝中期， “开中法”解体，晋商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和丰富的经验。为了适应“开中法”解体后的形势，晋商实行经营上的转型。活动范围由边关转移到内地，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国内扩展到国外。经营的物品由盐、粮，拓展到棉、布、茶、颜料、煤炭、铁器、木材、烟草、人参等。晋商利用山西地近塞外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经济上有较强互补性的优势，开展茶行互市。一部分晋商长期来往于草原与内地间，成为旅蒙商人的主力，对促进区域经济繁荣，推动城镇发展，扩大国外贸易作出贡献。张家口、包头、西宁、巴里坤、卜奎（齐齐哈尔）等北方城镇的兴起，与晋商活动直接相关。包头本无城，乔姓晋商首先在东前街设复盛公商号，此后其他晋商逐渐聚集，形成商埠。在西宁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传说，晋益老是西宁最早的商号。恰克图（旧称买卖城，在俄境部分今仍称恰克图，在蒙境名阿尔丹布拉克）和库伦（乌兰巴托）也是晋商集中的地方。康熙年间就有山西商人前来库伦经商，共有殷实晋商 12 家。当地商会组织由 12 家晋商各出一名商董组成，称十二甲首。在晋商活动兴盛的五百多年内，晋商的发展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一）经营范围广，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票号。清道光年间，晋商首创票号。票号经营汇兑与存放款业务，可以免除商人长途携带巨款的不便，为晋商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依托票号，晋商壮大了自己的经济力量，控制了全国金融活动。（二）采用了子母公司形式，总号在山西，分号遍及全国，远及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阿拉伯国家。19 世纪末，晋商票号广布全国 25 个省和直辖市，在 85 个市镇设点。日本、朝鲜、莫斯科、巴黎也有山西票号。（三）具有皇商的特征。清中期晋商实力雄厚，清内务府采办宫廷用品大都由晋商操办。政府的京饷，各省的关税、海防、铁路、河工经费、赈灾款项，由晋商票号汇兑。光绪二十六年月日（1900 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途经山西，向晋商借银 40 万两，解皇室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一时间山西票号几乎成了清廷的总出纳，大有半个财政部的功能。平遥城内的日升昌票号是最早开办汇兑服务的票号之一，在全国 17 个省45 个城市设有分号。在日升昌的影响下，票号、商号遍布平遥城内。全国票号51 家，山西占 43 家，其中平遥有 12 家。山西是一个四周环山、中间平坦的省份。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晋商主要集中有文化发达、交通便利、物资丰富的汾河谷地。明代大商人主要在晋西南蒲州一带。清代晋西南大商家相继衰败，晋中商人兴起，平遥、太谷、祁县以及介休、榆次等地成为晋商的核心，不少晋商家庭绵延二百年。晋商能够雄居我国商界五百余年，一些家庭能够绵延二百余年，与晋商良好的经营作风相关。总结起来晋商的经商之道主要有以下方面。1、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具有良好的心智素养。“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是晋商价值观的体现。晋商敬奉关羽，晋商会馆把关羽作为义利相通的偶像供奉。晋商主张儒贾相通，延聘运筹帷幄的人才掌管经营大权。2、树立商业文化。晋商有比较完整的商业文化，以乡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会馆为活动场所。商号都立有号规，提倡敬业进取，发挥群体作用。3、创新商业制度。晋商实行股分制、经营负责制、学徒制、人身顶股制、账簿财会制。晋商与当地商人合作经营，立有契约，规定出资者与出力者分息比例。安徽文化徽商纵横安徽文化区的范围大体相当于安徽省。江西省婺源县历史上隶属徽州，可以划入安徽文化区。在自然地理上，安徽地跨长江、淮河，从北到南，有淮北平原、江淮丘陵、皖西山区、沿江平原和皖南山区五部分。以淮河为界，安徽省分别属于我国北方和南方。按照禹贡九州的区划，安徽省地跨豫、徐、扬三州，行政上长期分属不同的建制，内部文化差异较大。清康熙六年（1667年）设安徽承宣布政司，是安徽省建制的初始。安徽是我国中原建省最晚的地域。在安徽省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是徽商文化。明人谢肇浙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1新安是徽州旧名，山右指山西。徽商和晋商一南一北，是有全国影响的商帮。东晋时期徽商在社会生活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发展成一个大商帮是在明代。徽商的地域范围是明清时期徽州府下辖的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六县。徽州地处皖、浙、赣三省交汇处，是典型的丘陵山区，能供耕作的土地有限。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与人口间的矛盾尖锐。山区盛产杉木、竹子、茶叶，是重要的外销商品。婺源杉木质量最好，是栋梁材。竹子红茶和屯溪绿茶称“祁红屯绿” ，全国闻名。徽州还盛产纸、墨、砚、笔、漆器。用古松作原料制成的徽墨是重要贡品。徽州虽然处在重山中，沿穿行山中的新安江顺流而下可以到杭州，由祁门沿阊江河可以到鄱阳。依靠这些水中路，徽商将家乡特产运向全国。1 明谢肇浙， 五杂俎 ，卷四，地部二。徽商在淮盐运销中占有优势。清光绪年间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自明嘉靖到清乾隆扬州名商八十名，徽商占六十名。扬州商人中的主体是经营淮盐的盐商。清朝后期，徽商向金融业拓展。由于从业人众，休宁话是江南典当业的行话，黟县话是江南钱庄的行话。儒贾相通和宗法色彩浓郁是徽商文化的两个特点。徽商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宋元以来徽州是文风炽盛的地方，人称“程朱阙里” 。北宋程颐兄弟故籍河南洛阳，侨居歙县黄墩，朱熹原籍婺源，他外公祝確是歙县富商，人称祝半州，朱熹幼年得到祝家教养。朱熹手订文公家礼是徽商膜拜的信条，各地徽州会馆都供奉紫阳朱公，犹如晋商会馆供奉关公。徽商致富后延聘名师，教授子弟。无论是徽州当地，还是徽商集中的扬州、南京，都有不少子弟参加科举进入仕途。根据何炳棣研究，13711804 年间两淮盐商子弟有进士 106 名，大都是徽州籍人。在新安理不基础上，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篆刻、微州印刷、新安版画，相继兴起。徽商有抑商政策和专卖政策夹缝中艰难成长，凭借宗族势力与官府有多方联系。徽州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成为徽商寻求支持的重要目标。歙县在清代有大学士 4 人，尚书 7 人，侍郎 21 人，御史 7 人，内阁学士 15 人。按照今天的级别，有正部级以上官员 54 人。在徽州，外出经商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一般男孩到十五、六岁就要远离家乡。当地流行一首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五六岁，往外一丢。 ”徽州一带宗法制度盛行。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渗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甲，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 ”2徽商大贾往往兼营坐贾和行商，需要众多人手，伙计大都是同乡族人，利用宗法思想控制，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在购、销、运各个环节安置亲信，构筑商业网络。凭借族人乡党一致行动，降低典利，排挤本薄利高的外地商贾。会馆在徽商中发挥联络同宗同乡的纽带作用。民居、祠堂和牌楼是徽州建筑三绝。 歙县志说：“商人致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 ”20 世纪 50 年代歙县保存明代祠堂、住宅、庙寺、道观、牌楼、路亭、园林等建筑二百余处，清代建筑随处可见。由盐商鲍氏修建的歙县棠樾牌坊，十余座接踵排列，蔚为壮观。徽州民宅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高峻腾飞的马头墙，逐层挑出的飞檐斗拱，形象生动的木雕、砖雕和石雕，极富文化内涵。在徽州古建筑中，有木的地方必有花雕。2 越吉士：寄园寄所寄 ，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