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2012 年 07 月 31 日16:44 来 源 ： 经 济 研 究 2012 年 第 5 期作 者 ：宗 芳 宇路 江 涌武 常岐字 号打印纠错分 享推 荐浏览量 141 大量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BIT 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促进投资作用互补。这些文献指出，作为国家间的法律协定， BIT 是东道国出于国家经济目标和安全考虑而不会破坏国内现有制度对外资的保护的信号，因而 BIT 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互补（Hallward-Driemeier，2003 ）。如果一个国家制度环境很好，又与母国签订了BIT ，那么投资者会判断该国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内的制度对外资的保护，从而去投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时，BIT 与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制度环境作用互补（Hallward-Driemeier，2003 ；Desbordes&Vicard，2009 ；Busse et al. ，2010 ）。现有文献中，除Neumayer&Spess（2005 ）发现了不稳健的替代作用以外，关于BIT 和东道国制度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大都是互补作用。以上研究结果与采用国家层面的投资数据是分不开的。国家层面的投资数据和国家间BIT 签订情况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内生的。例如，两个国家可能是因为投资关系密切而签订BIT，而不是因为签订BIT 导致了投资关系更加密切。采用企业层面投资数据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因为单个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难以影响国家间 BIT 签订的决定。此外，发达国家的潜在投资目标国家基本都是制度环境质量不高于母国的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目标国家可能是环境比母国更好或者更差的东道国。研究背景的差异使以上研究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普适性受到质疑。结合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现实和文献，我们认为BIT 作为促进投资的特殊机制，能够替代较差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发展中国家的潜在投资目标国家的制度环境往往差距较大。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法制薄弱、政策多变，外国企业的投资很难得到东道国一般性制度的有效保护，风险非常大，对投资保护的需求也更高。如果东道国与母国签订了BIT ，为企业投资提供了特殊保护，企业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就能减少（张鲁青，2009 ）。 BIT 代表了东道国对保护签约国投资提供的特殊性制度保障，对签约国投资的保护和待遇一般不低于本国和第三个国家的待遇。相对一般性的东道国制度对外资的诸多限制和较少保护，BIT 为签约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不低于、且往往高于东道国制度质量的制度环境（UNCTAD ，2009 ）。当东道国制度环境较差，即促进和保护投资的一般性机制较差时，BIT 能够发挥特殊的促进和保护机制的作用，给签约国的企业提供高于东道国制度的产权保护。同时，基于法律效力和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考虑，东道国也会履行BIT 对签约国投资的承诺。因此BIT 作为特殊机制在东道国制度环境这种一般性机制较差时更能够发挥作用。当东道国制度环境较好时，产权保护制度成熟，即使没有与母国签订BIT，也仍然能够为企业提供较好的投资保护，BIT 的特殊保护作用的重要性降低。因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假设 2：BIT 对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四）母国制度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支持母国的制度也是促进企业对外投资的一般性机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支持和促进本国企业对外投资而制定了大量政策（UNCTAD ，2008 ）。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纲要（2001 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 年）中，都提出了促进对外投资的规划。2001 年以来，我国制定了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和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等多项政策，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较好的支持环境。但是，由于我国转型期间的制度还不健全，促进投资的一般性机制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的支持程度仍存在较大差异。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代表了国家战略，能够享受到更多资源支持。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不仅有盈利目的，还常常包含国家寻求资源等战略考虑，更容易得到政府支持。其次，在不成熟的资本市场结构下，金融类资源被大多国有企业控制。出于对政府号召的响应和对国有企业的信任，国家控股的金融企业更偏好国有企业。此外，不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一度向国有企业倾斜（陈颖，1999 ）。企业凭借“国有”的标签就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融资机会和便利条件（Nee ，1992 ）。阎大颖等（2009 ）对中国企业2006 年至2007 年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国有企业能够得到更多政策扶植，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的平均规模比起国有企业小，对外投资起步晚，非常需要各类资源的支持，但由于没有国家战略的主导，能得到的资源支持相对少，受到的制度约束大。张宇（2009 ）指出，我国制度对民营企业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民营企业准入的限制大，审批障碍多；另一方面，现有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体系都以国企为主要服务目标，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不同类型企业在母国制度环境里受到的支持程度不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倾向也有差异。国有企业在国内受到制度支持大，区位选择的约束相对小。非国有企业接受到的母国制度支持比国有企业少，在国外面临的风险也更高，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影响作用更大。与母国签订BIT 的东道国能够提供产权保护和有效的制度环境，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能够获得鼓励优惠政策和有效的产权保护，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足。国有企业受到的母国制度支持较多，BIT 提供的投资保护作用弱。假设 3：BIT 对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三、计量方法和实证结果（一）实证背景本文选取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投资为研究背景。从2001 我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进行了对外投资。截至 2009 年底，中国名列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累计净额第三位（商务部，2010 ） 。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为研究背景能够更好地了解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现象。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区位覆盖面广又相对集中，尽管向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投资，但投资集中的地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截至 2009 年底，中国已经与125 个国家签订了BIT ，总数量仅次于德国（UNCTAD ，2010 ）。从内容上看，由于“走出去”战略实施前中国对外投资很少，20 世纪 80、90 年代我国签订的BIT 在争议处理方面的条款相对简单，主要发挥吸引外资的作用。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BIT 逐渐发挥保护对外投资的作用，近期签订的BIT 在争议处理方面的条款越来越具体（UNCTAD ，2009 ）。（二）数据本文的样本包括中国沪深两地股市2003 年至 2009 年期间持续存在并新建海外子公司的105 家上市公司。根据年报，105 个上市公司在2003 年至 2009 年间到 63 个国家和地区新建了351 家海外子公司。在此基础上去掉了三类企业：（1）股票代码虽然持续存在但实际企业已发生重大变更的企业（主要为借壳上市）； （2）由于向避税地的投资动机与一般的投资差别较大，本文去掉了仅向避税地（样本中为“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投资的企业，并在东道国集合中删除了避税地国家；（3）排除了金融类企业。最后样本包括2003 年至 2009 年 92 家上市公司在60 个国家新建的283 家海外子公司。数据结构包括152 个企业 -年份组合，每个企业-年份组合都有多条观测，每条观测代表企业的对外投资的一个可能的区位选择。每年某个企业对外投资可能的区位选择集合由所有样本企业当年以及以前投资过的国家和地区组成（Holburn&Zelner，2010 ）。随着样本中企业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投资，区位选择集合逐年递增。每年进行了新的对外投资的企业数与样本企业当年以及以前投资过的国家和地区数的乘积构成每年的观测数。整个样本共有7724 条企业 -年份 - 区位的观测值。（三）变量测量1.因变量因变量“投资” Yijt 是一个哑变量。如果第t 年企业 i 在国家 j 新建了一家及以上的海外子公司，因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因变量可以用以下函数表示Yijt 0+ 1BIT（t-1 ）+ 2BIT（t-1 ）东道国 j制度环境质量 + 3BIT（t-1 ）企业 i 是非国有企业 + 4控制变量。2.自变量（1）BIT BIT 为哑变量，如果我国与国家j 在第 t 年以前签订了BIT 则取 1，否则取 0。BIT 的签订年份和生效年份都曾被政治经济学文献采用。尽管BIT 从签订到生效常常需要一段时间，但是BIT 签订后已经能够起到引导企业到签约国投资的作用，因此本文采用BIT 签订年份。数据来自UNCTAD的 BIT 数据库，并与中国外交部网站的BIT 记录进行了双重验证。样本中海外子公司分布数量前十位的国家中只有美国和加拿大没与中国签订BIT 。（2）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本文用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中“法治情况”（Rule of Law）维度来测量东道国的投资相关的制度环境质量。“法治情况”测量了一个国家的法律对于契约履行、产权保护和司法治理的质量，与投资直接相关。（3）企业类型非国有企业该变量是哑变量。如果一个企业最终控制人不是国家，则该变量取1，反之取 0。样本中共有26 家非国有企业， 66 家国有企业。3.控制变量我们控制了国家和企业层面可能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有影响的因素。（1）国家层面控制变量东道国 GDP ：用每年 GDP（现值美元）的对数来测量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人均 GDP ：人均 GDP 本身与东道国制度质量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因此本文用每年美元现值的东道国人均 GDP 与中国人均GDP 的差的平方，测量东道国人均收入与中国的差别。如果东道国人均GDP 低于中国人均 GDP ，则将该变量值前加负号。人均 GDP 增长：用人均GDP 增长率测量东道国的市场吸引力。以上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WDI ）。FDI 开放度：用每年FDI 的存量占 GDP 的比例来测量东道国对FDI 的开放程度。贸易依赖度：根据Holburn&Zelner（2010 ），用两国之间进出口的贸易总额占东道国国际贸易总额的比例来测量东道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以上数据来自UNCTAD的 FDI 和贸易数据库。行政距离：本文采用了Berry et al. （2010 ）的行政距离（ Administrative Distance）的测量和数据。该数据测量了两个国家是否有殖民关系、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口比例、信仰同一宗教的人口比例以及是否拥有同样的法律体系。地理距离：本文用东道国首都到北京的地球球面距离来测量两国的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 距离数据库。两国之间不同年份的管理距离和地理距离数据都是相同的。东道国政权更迭情况：虽然BIT 中明确了东道国发生战争和政权更迭对签约国企业的补偿条款，但这些情况往往使企业投资受到重大影响，短期内难以撤回投资， 因此需要控制东道国政权更迭情况。“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1800-2010”数据库中的“Polity IVd Polity-CaseFormatl800-2010” 数据记录了163 个国家从1800 年至 2010 年的政权统治时期和更迭变化情况。我们据此编码了每年东道国在前六年内发生政权更迭的次数，测量政权更迭情况。其他企业东道国经验：如果其他中国上市公司在第t 年以前在国家j 进行过海外投资，该变量为1，否则为 0。该变量衡量了母国企业在东道国层面的经验。（2）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用员工数量的对数来测量企业规模。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测量企业绩效。用企业建立年份到第t 年的年数来测量企业年龄。我们还控制了企业东道国经验和对外投资经验。如果企业在第t 年以前在国家j 曾经有过投资，企业东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