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约束与地方产业集群发展*? 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升级的互动研究张 ? 杰? ? 提要: ? 通过对大量实践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 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 事实上已成为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关键因素。依据这一发现, 本文首先剖析了这两种制度因素是如何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 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关系, 然后, 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完全嵌入式和混合嵌入式两种基准模式入手, 深入分析了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 是如何具体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不同选择动机、 竞争优势来源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差异性。考虑到集群分工结构形态的差异, 我们进一步将混合嵌入式集群区分为短距离型集群和准层级型集群, 并结合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 阐述了二者因竞争优势和升级能力不同所表现出的不同发展能力。关键词: ? 制度约束? ? 经济学院? ? 全球价值链嵌入? ? 地方产业集群升级作者张杰, 男,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3)? ? 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贸易市场的客体对象并不是单个孤立企业, 而是以地方产业集群作为载体( 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 Giuliani, Pietrobelli and Ra ?bellotti, 2005) 。这也就是说, 地方产业集群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出口竞争优势和拉动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载体和引擎之一。这种事实特征下, 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是如何参与到全球贸易体系, 如何切入到全球价值链, 如何在现实的全球贸易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控制格局中实现产业集群的动态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策决策者必须重点关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命题。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 发展、 衰退与消亡, 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方式, 以及掌握全球商品价值链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营造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紧密相关。因此, 多数研究都将视角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 在国际贸易交易活动中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的形成, 以及二者在升级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主要是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动力和阻力问题。近年来, 一些学者,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注意到, 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在升级过程中, 遇到了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掌握全球市场销售终端或品牌国际大买家的? 俘获效应?和? 纵向压榨效应?。大量实践也表?171?*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06AJL005)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5 年度重大项目( 05JJD790084) 的资助, 特此致谢。明, 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 虽然在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和增强即时供货柔性能力的工艺升级, 以及提升产品式样、 质量、 安全、 环保的产品升级方面, 取得了一定进步, 但是, 却在进入诸如核心自主研发能力、 品牌能力和全球市场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过程中, 遇到了来自掌握核心技术、 全球品牌以及全球市场销售终端渠道的发达国家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的压制, 难以实现功能升级和跨部门升级( Humphrey and Schmitz,2004) 。然而, 这其中, 有一个核心问题并没有引起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足够重视, 这就是,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发达国家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商品价值链过程中, 会受到来源于发达国家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拥有的不对称垄断市场势力和纵向压榨? 与以往研究视角所不同, 我们并不把探索的视角仅仅拘囿于劳动、 技术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技术层面因素, 而是另辟蹊径且转换视角, 从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所处的制度环境入手, 来探讨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制度层面因素是如何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 如何影响到发达国家国际大买家对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俘获型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的形成和纵向压榨效应的实现。换而言之, 立足于对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内在激励因素, 以及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发展困境的长期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 我们力图陈述和刻画的是, 正是由于我国转型过程中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机制缺位的制度层面因素, 影响了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中企业的竞争行为和出口动机,影响了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出口竞争优势来源, 进而影响了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现实分工格局下的升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一、 制度因素如何激励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 ? 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出口扩张呈现出某些? 独特?的经验事实特征: 在发达国家或某些新兴工业化地区的直接投资、 产业转移与外包( outsourcing) 订单式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驱动下, 地方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竞相以代工或贴牌( OEM )方式, 参与到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国际大卖家或跨国公司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技术、 低创新、 劳动密集型的低端(low-road)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地方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似乎并不看重国内市场, 也不力图通过打造国内品牌获取国内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 在国外市场也不追求构建产品的自有品牌, 而是使用国外采购商或发包者的品牌、 依赖于国外发包者的销售终端渠道, 以低廉的产品价格来获取国外发包商的生产订单。很显然, 这一现象是与 Krugman( 1980) 和 Melitz( 2003) 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 发生了? 背离? 与? 冲突?。Krugman 于1980 年提出的? 母市场效应?( home market effect) 理论认为, 一国出口的产品应该是那些已在国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的产品。Melitz(2003) 指出, 由于企业进入国内或国外市场都需要支付一定数量有差异的固定成本, 比如广告品牌、 建立销售渠道等, 企业在规模、 技术创新、 生产效率等方面的自身异质性特征差异, 会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 自我选择?( self- selection) 影响: 边际成本最高( 生产效率最低) 的企业将退出市场, 边际成本居中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 而只有边际成本最低的企业同时进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与这些经典理论描述的所不同, 中国地方产业集群中的大量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 并不依赖于国内市场来实现诸如规模经济、 自主技术能力提升等基础竞争优势, 而是竞相以代工方式直接切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组装与生产制造环节, 这种与西方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相? 背离?的现象背后, 是否昭示着处于转型背景中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企业的这种? 反常?出口行为, 暗含着某种外在特殊环境制约条件下的? 合理?行为逻辑。经过长期的大量实践观察和深入访谈, 我们发现, 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 有两个方面的制度层面因素值得重点关注。1、 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 金融体系发展滞后和金融抑制是较为普遍现象,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众多以地方产业集群为载体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普遍面临信贷配给式的外部融资约束困境。产业集群中的众多中小企业乃至家庭作坊, 通过对某一产品或产业( 特别是针对低技术含量、 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或产业) 的生产流程上下游生产环节的垂直片断化、 网络化分工, 使得集群内每个独立生产环节的资本进入壁垒降低, 从而促发了拥有有限资金和有限融资能力的企业家(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民营企业家) , 能够依赖产业集群中对产品链或产业链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 克服外部金融体系发展滞后所带来的资本进入壁垒障碍。但是, 对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来说, 当产品面临对外销售, 特别是面临本土市场销售时, 则面临着不可克服的货款拖欠现象。这种由外部经销商和终端用户对集群内生产企业货款? 恶意?拖欠的社会信用体系缺失普遍现象, 以及由此产生的集群内下游配套企业对上游企业的? 纵向传递?式的?172?浙江学刊 ? 2009 年第 1 期被动货款拖欠现象, 在企业外部融资普遍受到约束情形下, 就会成为严重干扰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企业资金流运转和正常组织生产的关键因素( 张杰、 刘志彪、张少军, 2008)。然而, 相对于国内市场销售商和终端用户企业对集群内供应企业的? 恶意?拖欠行为, 集群内企业选择出口, 虽然利润比在本土市场低( 面临掌握国外市场销售终端或品牌的国外大买家或跨国公司的压榨) , 但是考虑到在出口贸易信用证和 FOB 贸易方式保证前提下, 绝大多数出口企业都能在一个确定的预期期限内(国内出口企业的信用证期限一般为三个月), 收回销售款。另外, 再加上集聚效应内含的成本降低型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如集群所拥有的地域品牌效应)出口竞争优势, 综合来看, 集群内企业的出口净收益要大于本土市场净收益, 因此, 集群内多数企业偏向于选择出口, 就成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普遍缺失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一种理性行为选择。2、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的缺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的微观企业之间普遍盛行着一种? 技术模仿? ? 套利? ? 低成本竞争? 行为特征( 张杰、 张少军、 刘志彪, 2007) 。所谓套利原是指在金融市场内, 如果出现一种无风险的收益产品, 就会吸引大量资金以借贷杠杆的方式一拥而入, 直至收益降低到资金成本,整个套利活动才结束。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微观企业某种新产品的引入, 或者某项技术创新的发明, 也遭遇如此的? 套利?行为, 具体表现为: 某个企业通过大量研发投入开发出一种新产品, 或者通过设备引进消化吸收生产出一种新产品后, 在获取先入利润和较为明朗的市场前景条件下, 大量后发企业或跟随企业迅速? 一哄而上?, 模仿性引进设备甚至是更先进的设备。对于通过自主研发开发某种新产品的先入企业来说, 无论是在技术开发, 还是在选择技术设备、 先进度、 组织管理和市场开发方面都面临很大风险。对于通过引进国外生产设备生产某种新产品的先入企业来说, 在技术开发上风险低, 但在选择设备、 市场开发等方面所面临的风险较大。当经过先入企业连续的前期研发或引进投入所生产出的新产品, 得到国内消费者的认可后, 跟随企业在这两方面的风险都低, 这就为跟随企业提供了低风险或者无风险的套利机会。对于产业集群来说, 集聚效应所带来的最为显要的一个优势就是信息和技术的可迅速外溢性。借助于依附产业集群中的三种特殊技术或知识信息溢出渠道: 一是无介质的技术和知识信息溢出渠道, 无介质的知识与信息溢出渠道来自于集群天然的地理位置接近性特征、 企业技术能力的相似性所内涵的技术吸收能力同质化、 以及嵌入在产业关联分工网络内的信息外溢和互动渠道。同时, 也来自于基于血缘、 亲缘、 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文化圈等因素。例如, 参与企业网络成员之间有意识地开展一些高频度的互动和合作, 掌握先进技术创新能力和具有核心创新能力的企业有意识地向参与自己分工协作网络的关联企业提供或转让一些技术,以促进以其为中心的企业网络协作体系整体的技术提升和核心竞争优势的持续领先; 二是通过人力资本介质的技术和知识信息转移渠道。即跟随企业或后发企业通过挖先入企业的关键技术人员, 来获取先入企业的隐性技术知识和技术诀窍; 三是通过产品介质的反向工程技术和知识信息溢出渠道。以产品为介质的知识溢出途径与产品的可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程度关联, 主要通过对产品的解体和破坏性研究, 运用各种科学测试、 分析和研究手段, 反向研究该产品的技术原理、 结构机理、 设计思想、 制造方法、 加工工艺和原材料特性, 从而从原理到制造、 由结构到原料全面系统 地掌握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技术, 获取先入企业的显性技术知识和产品工艺流程。甚至在通过反向工程获得产品技术后结合自己已有的技术和工艺创新能力研制出比原产品更实用、 成本更低、 技术含量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