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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执政者权力 文明行为的重塑王建新内容提要 文明的社会需要文明的权力,而执政者权力行为的文明程度,则折射出一个国家权力建设水平的高低。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全面重塑执政者的权力行为既是权力运行的内在逻辑需要,更是降低权力成本,化解社会矛盾,提高执政者执政能力的根本一环。就当下而言,执政者的权力文明行为可表述为如下若干特征:贴近民众,服务执政;勤政、 廉政、 善政,科学执政;正义、 理性,依法执政;开放、 宽容,民主执政,进而建立起一套适合公民社会的民主理念、 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等。关 键 词 执政 权力行为 文明 重塑一在传统官僚体系和 “权力场” 内,有一种奇特的官场之病:官阶越高,架子越大,“官” 与 “民” 的距离也就越大。为什么会出现此种现象?埃利亚斯卡内提在 群众与权力 一书中撩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一则 “官” 与 “民” 之距离越大,则权力拥有者把握的秘密也就越多,他就越可以恣意妄为;二则在于 “这种距离感使他们摆脱了这种不间断的被抓住的恐怖”,“在这里,安全是距离的安全,统治者乐于建立起最大的、 最明显的距离”。在传统权力的平台上,权力拥有者高居民众之上,对内高度集权,对民高度封闭,它是专制权力的特有现象。而在现代权力文明的视域内,权力拥有者是暂“替” 民行使 “公权力”,如要获得并使 “公权” 为民造福,则必须走贴近民众、 深入民众之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关系首先是建构在现代公民这一普遍主体基础上的权威关系,是类似亚里士多德的 “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 。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系统中的权力关系,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种主从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公民之间的关系。 权力存在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增进公民的最大利益。因此,作为权力关系中的具体的行为主体,仅仅是一种职能上的区别。 只有在思想上重视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联系群众,在生活上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群众的真诚信赖和拥护。 对于这一基本权力理念,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要想工作做出成效,必须 “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形成了党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群众路线,并且把它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这条群众路线成为我们党的最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是26 天津社会科学 2007年第6期 毛泽东选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克敌制胜的法宝。如果进一步从权力合法性角度分析,公民的认同是权力的重要基石。要达到认同就需要公民的满意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公民这一基础,权力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而“没有满意,就不会认同” 。如果官僚习气浓厚,脱离民众,那么,就不能够与民众建立起良好的沟通,进而取得民众认同。所以,是否将 “亲民” 的价值观落实到 “贴近民众” 、“为民服务” 的权力行使中,是衡量执政者思想境界的现实标准。二所谓勤政,就是忠于职守,勤奋敬业,尽职尽责。勤政是对政府机构与执政者的共同要求,勤政是政府机制良性运行的体现,也是执政者高素质、 高效率与遵守纪律、 吃苦耐劳相统一的体现。执政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在其位谋其政,兢兢业业地工作是其天职,是执政者的第一要务。要做到勤政,当选择以下路径:一是要转变观念,确立勤政意识。现代民主社会的权力运行模式中,权力是为民服务的,执政者与公民关系是平等的,即公民通过纳税来雇佣执政者组成庞大的政府机构,他们则在选民的制约与监督下行使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这就形成了平等的交换关系与制约关系。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执政者要深怀爱民之心,才能思群众之所虑、 急群众之所难、 谋群众之所求,才能在与群众接触中倾注 “实情” 、 融入 “真情” 、 充满 “感情” 、 主动 “热情”,从而实实在在地体察民情,并将爱民之心付诸行动。 二是要摆正 “己” 与 “民” 的位置。 胡锦涛就政府、 干部、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过精辟阐述,这就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深入了解民意,认真倾听民声,并根据民之所需,去顺民意解民愁。所谓廉政就是廉洁从政,为官清廉。 廉政是执政者做人、 处事、 为官的基本原则和最起码的准则,是执政者的权力道德的底线。廉政要以去除官吏的物质贪欲为其基本条件,它的真正实现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以及普遍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 从廉政的内在机理看,廉政实现在内在动力上是个人品质的自我完善。它的形成和维持主要是通过精神(荣誉感、 责任心等)的力量激励。它实质上是一种以德抑腐的模式。它以善的意志指涉人们的心理,支配人们的行为走向,它强调责任感的内在性,力图使人们的义务观念依愿望而非法律滋生,即将义务视为一种发自内心的、 自觉情愿的观念。 而廉洁、 廉直是其道德准则。 由于执政者作为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和公共权力的天然垄断者,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社会资源的管理、 分配和协调的权力,直接关系着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因此,是否能够抵御权力的扩张,把廉政作为自觉行动,乃是衡量执政者素质的最重要标准。在 “勤政” 、“廉政” 的基础上,实现 “善政” 则是科学执政的更高境界。善政是我国权力文明建设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善政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 善政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政的要素一般包括严明的法度、 清廉的官员、 较高的权力效率、 文明的权力服务。在具体实施中,执政者应把握以下几点:首先,善政要求权力信息高度公开。 权力信息即有关政府活动的各种信息,包括立法活动、 政策制定、 法律条款、 政策实施、 行政预算等。只有信息公开,公民才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知识决定是否认同和该怎样执行政府的治理决策。 其次,善政要求转变行使权力的行为方式。从社会发展趋势看,执政者要关注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重塑新的权力行为。 如:善政要求政府从传统管制型向现代民主型转变;善政要求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为此,执政者在使用权力时,一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用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并把成本管理、 效率管理纳入政府日常管理之中。 二是各级政府及官员必须增强管理意识,政府在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时,一定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杜绝铺张浪费,遏制为个人树碑立传的 “形象工程” 和 “政绩工程” 。三是政府应奉公守法,政府公共权威是否廉洁,直接关系到政治的清明和治理状况的优劣。 因此,从源头上遏制权力寻租,从制度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是执政者36 政治发展研究 林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B1 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崇高威信的关键所在。 同时,在行政理念上要强化服务意识,弱化官本位意识,做到用权为公、 执政为民,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在勤政、 廉政与善政之间,廉政仅仅是权力道德的 “底线”,勤政是基本要求,善政则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最高形态,把 “廉政” 、“勤政” 与 “善政” 统一起来,才能达到执政者的最高境界。三正义的实质是权力拥有者或者执政者的合法化问题,包括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方面。 从形式上来讲,执政者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取得权力,不得违反宪法、 法律规定的具体步骤与方式。 从实质上来讲,权力合法性来源于社会的认同和忠诚,即人心所向,这是权力合法性的现实基础。 如果权力缺乏社会认同感,缺乏社会对国家制度的支持和拥戴,权力势必产生合法性危机,一个政权的存在也将失去根基。 而且,缺乏合法性的权力是最危险的,随时都可能侵犯社会。 权力应当与权威相结合,权力的表现形式及其载体可能多种多样,但其价值在于保障权利,维护正义。从应然的角度看,权力应当是一种义务,这是权力的核心要素。正义执政,就要求执政者在处理问题、 解决矛盾时,必须坚持正义。 坚持正义、 维护正义是执政者的神圣职责。 只有坚持正义,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朝着正常、 健康、 有序、 向上的方向发展,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正义用权,要求执政者在处理问题、 解决矛盾时,要始终坚持公正。面对社会上的大恶与小丑,要弘扬正义之举,敢于运用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给以坚决而有力的惩治。 弘扬正义之举,要求执政者在处理行政事务时,要支持符合党的要求、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政令、 符合人民利益的人和事。 要救危助困,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解决困难和问题。而理性化的权力,指涉的是执政者在对权力的认识以及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保持理性的态度。 权力理性的标志就是权力不折不扣地按照固定的程序和规范运行。 这些程序与规范是以社会公益为指向的。其一切行为表现为坚守既定的原则,而权力最大的理性则表现在权力的限度和依法行使权力上。权力的限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时间边界,也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人不可能永远占据权力位置。 二是空间边界,如果权力超越执政者的掌权范围,就会出现“越权” 等一系列导致权力混乱的后果。所以,执政者 “在位” 不 “越位”,是权力文明的具体要求。 按照现代法学理论,执政者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授权,法有规定,执政者才有权力,法无规定,执政者就没有权力,法律规定了多大的权力,执政者就只有多大权力。 哈耶克曾指出,法治的意义是掌权者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所约束,这种规则使每个公民都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掌权者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会怎样使用他的权力,公民可以根据这种预见来进行个人的选择。 在这方面,我国依法执政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四把权力公开化作为权力运行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实现权力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必须实现 “完全的公开性”,“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公开原则是一项 “广泛的民主原则” 。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权力运行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传统权力的运行往往表现为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行模式很容易把权力变成少数人的秘密行为,把权力看成是自己手中特殊的工具,由此滋生以权谋私、 擅权弄政之行为,这也是阻碍我国权力正常运行的最主要因素。 暗箱操作的权力行为在逻辑上背离了权力对于权利主体的政治承诺,使后者因为信息的阻却而无能力行使对国家和社会重大事务的基本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权力透明对于权力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第一,可以增进公众对自由民主法治的认识和理解,推动社会公众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从而促进权力民主化进程,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政治、 法律制度。第二,可以将执政者的行为和权力运行过程置于公众更直接的监督下,防止其滥用职权,减少权力寻租和遏制腐败蔓延,特别是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 第三,通过大众传媒的贬恶扬善,可以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权力文化氛 围,促进权力制度更加完善和(下转第106页)46 天津社会科学 2007年第6期 朱昔群:呼唤政治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刘丹、 傅治平等:政府行为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33页。是不会喜欢爱默生和梭罗的。而像海子那样喜欢梭罗的人,最终仍然投入了死神的怀抱,至少可以表明:梭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救海子的灵魂!以这样的眼光看去,爱默生和梭罗在当代的不那么 “走红”,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情绪浮躁和狂欢。至于惠特曼,他的坦荡、 豪放仍然为一部分热衷于狂欢化生活的青年诗人所喜爱,这堪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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