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说， 通胀是美国的主动政策选择，对中国而言， 却成为奥运之 年不得不分心应对的心腹之患。中国“ ” ，关于物价的话题，成为继政改之外，最热的焦点之一。中国央 行行长周小川在此间表示， 人民币适当升值甚至稍微快一点有助于抑制中国的通 货膨胀，但抑制通胀不会成为汇率机制改革或市场汇率浮动变化的主要原因。正当中国朝野为可能逐步攀升的物价忧虑时，美国人的生活却显得有些波澜 不惊。美国人感受到了通胀，但通胀的冲击并不强烈。2008 年 1 月美国 CPI 同 比增长了 4.3% ，但主要体现在能源上涨19.6% ，其次是和能源相关的交通上 涨了 9.4% ，食品价格上涨为 4.9% 。通胀在日常生活中， 尤其是衣食住中的反 应并不显著，美国人也并不因此忧心忡忡。而同样面对通胀的中国， 1 月 CPI 同比上涨 7.1% ， 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8.2% 。猪肉等必须品的价格的大幅变动已严重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通 胀一起爬坡的是中国人的通胀恐慌。 这是中国通胀阻击战中的大难题： 民众预期。”在通胀问题上， 中美恐非同病相怜。 当通胀成为奥运中国的心腹之患，美国 人正从通胀中收割 “ 实惠” 。与其说纵容通胀是美国被逼无奈，不如说通胀是美国 解决次贷危机最行之有效的政策选择。和有习惯储蓄的中国人不同， 美国人习惯靠信用卡债务生活。美国人面对的 是债务缩水， 中国人面对的是财富流失。 而且被美国视为最新的崛起对手的的中 国 1.6 万亿的外汇储备基本都以美元债券的形式持有，这如同中国人向每个美 国公民贷款 5000 美元。放开通胀的猛虎，正在大口啃掉这笔债务。2007 年底 高达 17 万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人的储蓄也正遭受侵蚀。在经济上与西方关联度超过任何时代的今天，正感受 “ 通胀” 之痛的中国， 当 然会采取紧缩政策， 减少货币供应， 但与此同时， 用来对付通胀的武器： 无论是 利率还是汇率，哪一个运用起来恐怕都不会游刃有余。在美国通胀纵容政策之下， 中国的金融手段治理面临更为复杂的状况。美国 持续降低利息 125 个基点，大为增加中国调整利息的难度。当前中国通胀抗击战中的利率工具的应用确需高超的艺术，无论是时机还是 幅度。下刀过猛恐有吸引热钱之虞。而政府若不及时对利率采取大幅动作，则可 能损伤民众对政府对抗通胀的信心，增加通胀的恐慌。 当人民感到银行的存款如 同放在一个出现裂缝的水槽里，那排队取款，购入10 台彩电，几百盒火柴的抢 购囤积就有了重演的温床。利用汇率工具反通胀从两个角度起作用，一个是进口商品价格下降， 另一个 是减少贸易顺差。 进口商品对中国的消费物价影响非常有限，因此高汇率主要是 通过降低贸易顺差起作用。 但是即使放松人民币升值加速升值，如果高储蓄率不变，贸易顺差的降低效果恐怕难尽如人意。高储蓄率， 导致高投资率， 其后隐藏 的是消费不足。 这正如大禹治水， 疏导为先， 当前资金除了银行、 股市、房地产， 鲜少出路。因此如何疏导民众的投资。 也是中国决策层对抗通胀的题中应有之意。周小川在上称，中国GDP 中的储蓄率是比较高的，如果都用到国内投 资，必然导致投资过热， 并产生产能过剩 因此政府要鼓励国内居民对外投资， 过去采取的种种限制和审批，也将慢慢取消或减少。因此，2008 年，中国将进一步推动个人海外投资。这也成为通胀大背景下， “ ” 所传达出的政策信息。 但总体而言， 此次通胀之战的艰巨性， 主要还是滋 生于中国金融体系欠完善，这相信会是中国决策层未来最主要的着力点。也许是国情和起因很不同，两个国家应对通货膨胀的着力点是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我们也来学学宏观经济知识。昨天美联储降息申明透露，“ 核心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减轻，但能源与其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涨，一些指标显示通货膨胀预期在近几个月有所增强。”通胀的影响是：“ 家庭与企业开支受到抑制，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疲软。金融市场仍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信贷紧缩以及住房市场的恶化可能会压制未来几个季度的宏观经济增长。” 这就是美国当前要解决的问题。为此，美国采取的措施是：1、降息； 2、“ 向市场注入流动性”3 、目的是 “ 有助于促进未来经济的成长并降低经济风险。”据我所知， 美国历史上几次通货膨胀，政府调控都是通过降息和注入流动性防经济紧缩，以此来应对。我们也遇到了 “ 前所未有的通胀压力” 。我们的措施是：加息或提高准备金率；收紧银根、回笼货币；防止经济扩张即“ 防过热 ” 。美联储和布什讲话，都把就业作为监测和调控的最终目标。我们着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劳动力优势转向依靠技术和管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说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发生金融危机，政府采取措施救市是非常必要的。从美国来看，政府的救助资金将在被救助机构渡过危机后逐渐收回；而中国的4 万亿资金已经被长期占用，退出很难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已近两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美国各大金融机构也在政府的救助下渡过了最困难时期。此时，大规模的救市措施要不要退出？用什么方式退出？何时退出？成了当下紧迫的问题。看看美国，刺激政策退出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已经有很多被救助的机构和企业在逐渐归还政府的救助资金， 把救助资金还给政府，刺激政策也就退出了。但在中国， 这件事就不那么容易了，刺激政策 “ 退出 ”比当初 “ 推出 ” 更难。就这个问题，新财经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救助资金投向不同新财经：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救助金融机构，中国也出台了4 万亿的救市计划，中美两国的救市措施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盛 洪：中美两国救市措施的相同之处，就是都采取了“ 半个凯恩斯主义 ” ，即在经济衰退时实行了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在经济高涨时并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不同之处，是在法律程序上的区别，中国的救市政策是行政部门也就是国务院决定的。严格来讲，这么巨大的政府支出，国务院是没有权力决定的。但是，中国的法律又没有规定国务院不能作这样的决策。救市政策既然没有通过人大审议，很多东西就非常模糊，资金投到哪，投给谁，都是不透明的。美国的救市政策是通过议会决定的，在程序上相对透明，8000 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是受到国会议员监督的。这样，从经济刺激政策的效率来看，美国的效率会比中国更高，因为美国把钱用到了更有效率的地方。袁钢明：区别很大，美国政府主要救助的是金融机构，中国主要是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的危机是自己造成的。中国只有很少的金融机构买了很少的雷曼债券，所以，金融危机不应该发生在中国。但中国的救市措施也是成功的，因为我们没有像美国那样把钱投到了银行，而是把钱投到实质的经营中了。金融危机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搞衍生品造成的，对美国来说是真正的金融危机。要解决这场危机，美国首先要解决金融机构的问题，美国政府通过国债投资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如果美国政府当初不用国家投资的方式，而是靠市场自己融资的办法来解决，这场危机是渡不过去的。所以，两个国家发生危机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能说谁好谁坏，两个国家做得都是成功的。新财经：美国的不良资产援助计划（TARP ）使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渡过了危机，如今，美国政府已经收回了被救助机构（比如花旗银行）的部分资金，并得到了一些股息。美国政府类似这样的救助措施，与中国的救助措施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袁钢明：美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美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进行了“ 压力测试 ” ，用最严格的条件来测试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问题。经过测试后，先对有毒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后对有毒资产进行“ 消毒 ” ，给予被援助的金融机构一定的优惠利率补贴，发动民间金融机构参与。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多金融机构不会去隐瞒坏账，尽量不去向国家要钱，机构也愿意自己解决问题。美国的这种做法，还没有哪个国家比它做得好，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加了。之前，日本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糟糕，日本从泡沫破灭以后始终在进行金融机构改革，结果越改革越糟糕，日本政府对金融机构采取了非常猛烈的措施，使金融机构发生震荡、倒闭，人们失去了信心。最后，日本政府才明白，对金融机构不能像对企业那样，说倒闭就倒闭。所以，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也有争论，有些人不同意把公共资金投入金融机构中。但是，金融机构毕竟有扩大连锁的影响，尽管美国国会对救助金融机构有反对意见，但最后还是突破很多阻力，筹措了大量国债资金，救助金融机构。尽管使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由此也表示了美国政府对处理金融危机的坚决态度，能分清形势的轻重缓急。盛 洪：美国把大量资金注入到民营企业中，而且注入的这些资金，政府回收是有时间限制的，不是永久性的。美国政府只是在非常时期伸出援手帮一把，等危机过后这些企业和机构就会把钱还给政府。这种偿还其实也不是强制性的，由于美国人比较坚信产权制度，坚信私有制，他们的理念和传统促使他们有积极性来偿还政府的资金。美国人非常清楚，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不能成为永久性的行为。但在中国，大量的钱涌进国企，尤其是央企。这种国有化是永久性的，与美国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中国的央企会变得越来越凶猛，因为它们除了不交租、不交利、少交税外，还获得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央企获得大量资金后，又没有去恰当地运用，甚至扰乱了楼市和股市。经济复苏的实质不同新财经 ：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相比，为什么会率先复苏？深层次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得当？还是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强大？还是其他原因？盛 洪：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既不是中国救市措施得当，也不是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强大。是因为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没有完成。美国、欧洲、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80%90%，中国只有 50%；美国、欧洲、日本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完成了，而中国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会持续存在。中国每年的城市化率提高1.2%左右，这就意味着城市每年要增加2000 万人口，这么多人进城，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相应的住宅和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这就需要数万亿的资金投入。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巨大投资需求，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一旦出现危机，也就是需求不足，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投资需求，这样，经济就掉不下去。所谓政府的执行力，政府的救市措施，都是辅助性的。新财经：目前来看，中美两国的经济复苏程度如何？盛 洪：中国经济基本复苏了，但中国的问题不是衰退，而是扩张过度，未来很有可能带来较大的通胀压力。中国经济复苏迅速，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似乎只是一个扰动。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就经历了一个高通胀时期，金融危机使中国的贸易下滑，贸易顺差减少，这就化解了通胀压力。虽然现在经济复苏了，但又会很快面临着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 通货膨胀。通胀会带来新的经济衰退，因为会使物价迅速上涨，大量的投资会被错误的信号误导，导致大量的亏损，亏损的结果实际上就是通缩。所以，现在看起来是经济复苏，但最可怕的是复苏之后带来的新问题。美国相对来说比中国要缓和，但美国在经过了这次危机后，没有真正解决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问题，比如华尔街过度冒险的金融交易，不断推出高风险的金融产品，这些过于冒险的经营行为，其实并没有受到惩罚。美国政府没有让那些大金融机构倒下，但恰恰是这些大金融机构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导致了大量的亏损。现在，这些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有的还拿着联邦政府的救助资金去发奖金，这是美国的问题。不过，类似的问题如果再次出现，应该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但中国的问题马上就会显现。袁钢明：中国经济复苏给体制造成了损害。中国经济本来就没问题，到 2008 年的时候经济发展得很好，但很多人认为是经济过热，采取了防通胀、防过热的政策。中国的金融危机是紧缩货币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结果，很多企业已经破产倒闭了，想恢复也恢复不了，最后只好采取了更大程度的放松政策。现在看来，太宽松的政策造成了很大的结构性问题。第一，房地产泡沫增大。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恶劣，2009 年初经济下滑， 出现房地产下滑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