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纪宝成（摘自纪宝成校长 4 月 2 日在南京财经大学的演讲）文化的特点是说高深就非常高深。说具体，传统节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然而，新文化运动、西方学科制度的引进等，却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不应有的鄙视。2005 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倡导国学教育，目的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无知和破坏当青年学生托福成绩达到令人惊异程度之时，却连中国的语言也难以理解，更不用说古文，很多学生连简单的古文也看不懂，一些博士论文在语言运用上十分不熟练，标点符号不会点，错别字连篇。不少人谈到外国的事情时了解很多，但在谈到屈原、司马迁时知道的就很少，再了解司马迁和屈原讲过什么、写过什么时知道的人就更少。文化大革命后，在政治上、思想上都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在传统文化上却始终都没有矫正到位。这种现象需要各方人士深刻反省。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受到列强的欺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战败后割地赔款，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此时中国人民开始向西方学习，即“西学东渐”，开始了学习欧美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民从蒙昧中走了出来，科学民主在中国大地上开始生根发芽。然而新文化运动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全盘否定态度，而且以后一代一代人把中国的落后都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落后。以至于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丝毫没有自豪感。这种状况令我们感到惊讶，外国人更为惊讶。1913 年，英国人庄士敦说：“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领导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早就预言：“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华文化全盘否定的激情方式，将对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埋下深层的隐患”。不幸而言中，它的确埋下了深层的隐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脱颖而出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阶段，但是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例如日本的三五七仪式规定，日本小孩在三岁、五岁、七岁的这一天必须穿上和服去神社拜祭，日本的国民无一例外，反复进行，这样在日本人心里深深地留下他们民族的印迹。韩国的很多文化也来源于中国，如韩国的端午祭和各种礼仪，以至于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汉学家在比较韩国和中国的时候，认为韩国对传统儒学的保存和继承发扬远胜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反传统文化，已经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形成了某种习惯。我在2005 年发表了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提出了要对百年来中国偏颇的传统文化拨乱反正。从狭义上讲，国学就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及其研究的学问，今天我们研究的国学，就是从狭义的概念上去探讨的。广义上的国学则包含了很多内容，传统节假日、中医、京剧戏曲、中国功夫、天文历算地理等都属于国学的范围。国学是一门综合学科。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精髓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文化蕴涵着优秀的传统，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认同始终如一。而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其根本因素就是国家统一的理念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人们一致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第二，为政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民本思想萌生于西周初年，当时的统治者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题。春秋时期，“重民轻神”、“恤民为德”成为较为普遍的思潮。儒家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秦汉以降，“重民爱民”成为历代王朝宣称的基本政治原则之一。这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相对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社会秩序建设上的和谐意愿。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阐发。比如，儒家提倡“中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海涵宽容，从而建立起自然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第四，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第五，事业追求态度上的自强精神。早在周易中，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事业追求上的奋斗精神。孔子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推崇大丈夫精神，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磨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第六，解决矛盾方式上的中庸选择。“中庸”就是合宜的分寸、合宜的“度”，恰到好处，收放恰宜。孔子提出“中庸”的概念。在孔子看来，凡事都必须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走极端。孔子把这种“中庸”之德定位为极高的道德境界与政治智慧，以之为人们处世接物的高明艺术。第七，个人理想追求上的“修齐治平”。礼记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当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的修养，个人道德的完善，是治家、治国、稳固天下的根本。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志士仁人，它也是古代读书人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追求。第八，社会理想上追求“小康大同”。小康，最早源出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它相对于“大道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第一，重振国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这方面的魅力正在日益显示。第三，重振国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意义巨大。在国际上，实行大中华文化圈、大中华经济圈，民族文化是极其重要的。第四，重振国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增强国际影响的意义重大。联想集团一位副总裁的感触可谓发人深省：联想现在已经走向了国际的道路，我们和世界上著名企业家在一起谈天，差别不在于技术、科学，而是文化。西方企业家对自己的文化了如指掌，而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得很少。当西方企业家了解了这种状况后，对中国的企业家十分鄙视，认为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制定规则，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都很陌生，又怎么对世界的文化作贡献？ 作者介绍：纪宝成，1944 年出生，江苏扬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