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的小说获得了极为成功的传播,在文学传播史上谱写了华丽的一页,其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一经刊出,“半年间发行四万册,创下新文学作品在农村畅销流行的新记录”,“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仅在国内,就有新文化 、 胶东大众报 、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先后 15 次转载或再版。同时还在全国各地被改编成山东快书、弹词、电影剧本等。 李有才板话在群众杂志连载发表后,也在短短几年间,便被解放日报 、长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转载再版达 38 次之多。赵树理的小说不仅在国内洛阳纸贵,在国外也名动一时,“据不完全的统计,赵树理的作品已经在三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苏联翻译成多种民族文字,日本重译很多,许多作品有三种以上译本。加上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各种文字译本,赵树理的作品在四十多个国家流传”。在进行文学传播时,赵树理的得意一招是,精心培育了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手足之情。作为传播者,赵树理有着诸多有利条件:(一)对接受者(读者)的深切了解。作为传播者,赵树理对自己的接受者( 读者)作了准确定位:“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 ,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他不想当文坛家,决心做文摊家,也就是要做一个真正为广大农民所热爱的通俗文学家”。由此可见,赵树理十分明确而坚定地把自己小说的读者定位为农民。因其独特的身世和人生阅历,赵树理和他的接受者(读者) 朝夕相处,打成一片 ,从而对他们有了深切的了解和把握:“他住在农村里,首先就参加驻村工作 ,同干部和群众一起研究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等重大问题。住在农民家里,就首先了解自己的房东,随时随地注意调查研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著名的作家,但他不摆作家架子,他更象一个农民一样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他在群众的土壤里扎下了深深的根,他在思想感情上真正同群众打成了一片”。赵树理曾说:“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的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二)对接受者(读者)的真切关怀。先农民之忧而忧,后农民之乐而乐。在赵树理心中,他的读者朋友农民兄弟的喜怒哀乐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永恒话题,是一个一世化不开的情感死结。一方面,他为落后农民的愚昧麻木忧心如焚;为觉悟了的新一代农民的崛起欢呼雀跃;为解放区崭新的生活风貌放声歌唱 ;为被损害者的扬眉吐气真诚祝福。另一方面 ,对欺压善良民众的封建残余势力予以猛烈抨击;对立场反动、妄想继续鱼肉百姓的地主恶霸给予严正声讨;对蜕化变质、丧失革命性的农村干部加以毫不容情的揭露。与此同时,赵树理还对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有损农民利益的失当行为等等进行了及时曝光和预警。正是在这样一种真诚的为百姓服务的赤诚愿望下,二诸葛、三仙姑、二黑、小芹、孟祥英、福贵、催粮差、阎恒元、小元、章工作员等一系列人物赫然出现在赵树理笔下,深深烙印在读者脑海之中。为了农民兄弟的利益,赵树理甚至不惜个人荣辱、身家性命,犯颜直谏。在全国一片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浪潮中,1959 年春末,赵树理为红旗杂志写了篇长达万余字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旗帜鲜明地反对盲目制定高指标、瞎指挥。终其一生,赵树理始终忠诚于他的读者朋友农民。为农民写作,做农民的代言人,这是赵树理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其写作目的,即在于“用新文艺来挤掉那些充斥于农村的充满封建迷信或荒诞淫秽思想的旧文艺”,“用自己写的作品去挤垮那些才子佳人、状元招亲、鬼怪迷信之类的作品,一步一步夺取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的目的是用进步的思想去启发农民的觉悟,促其新生,促其成为一个真正获得了人之尊严和价值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深深包蕴着作者对广大农民真切博大的人文关怀。(三)博得接受者( 读者)的真诚厚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赵树理以赤诚之心,博得了他那些农民读者朋友的真诚厚报,“群众对待他,也象自己家里的亲人一样,欢迎他,信任他,离不了他。因此群众中发生的大小事情,他也就最先知道,而且根底摸得最清楚”。农民们打心里视赵树理是自己人,是最忠诚可靠的朋友,即使在那黑白颠倒、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农民朋友们给予他深切的关怀:“真正批他、斗他的只是极个别的人,更多的人关心他,爱护他,为他鸣不平。在他的临时拘留地,常常有一些人,有时甚至是戴着造反派臂章的人,偷偷地去看望。有的人拿着一本开明书店出版的赵树理选集请他签名留念。有的人把他的三里湾 、 灵泉洞当作地下读物,悄悄传阅。就是在太行山的另一边,在河北省的武安县,有人要烧县文化馆的旧书时,当听说那是小说家赵树理捐赠的,立即停了” 。 “当他惨死的消息传到太谷县北光村的时候,五个跟他素不相识的农民暗地开了一个追悼会,被发现后,定为反革命事件,还有些人,千方百计搜寻他的著作,准备保存下来,传给后代,作为自己的传家宝 ”12。人们对赵树理的敬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爱屋及乌,由于赵树理精心培育了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亲密友善关系,其文学作品得以在解放区畅销不衰,为农民读者爱不释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二、敏锐把握、及时发送传播内容。赵树理小说之所以不胫而走,之所以获得广大农民的衷心喜爱,与其小说所取之材、所表现的主题,即传播内容也大有关系。赵树理小说的取材,有一个显著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问题小说” 。 “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事与自己的关联越紧密,就越能引起自己的注意,越能激发自己的兴趣,反之,就较少引起自己的关注,甚至完全不能使自己产生丝毫兴趣。如果说拥有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亲密友善的关系是赵树理小说得以顺利传播的一大秘诀的话,那么,“投农民之所好”则是赵树理小说实现成功传播的又一重要秘诀。“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14。赵树理的小说源自生活,源自工作,作品中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当时社会的农民所迫切关心的问题,如农村的土改运动,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意味着要彻底改变几千年中国传统的土地由地主占有的局面,意味着广大农民即将结束对私有土地的依附关系。土地是农民心中最神圣而宝贵的财富,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土改牵动着中国数亿农民的心。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出现任何一点失误与偏差,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农民利益,因此,如何少出偏差、怎样纠正失误,这就成了农民们迫切关心的重大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赵树理及时创作了邪不压正,旨在“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15。象这样为问题而写作的小说,在赵树理的创作史上是极为普遍的,“例如我写李有才板话时,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做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又如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合作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于是又写了这篇小说”16。小说内容的现实性、针对性,吸引了大批的农民读者,据说,当年在某些地区搞土改时,邪不压正成了很好的教科书。三、把握接受者(读者)特点,实行有效编码。 “我每逢写作的时候 ,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17,在这样一种明确思想指导下,赵树理的小说传播确立了一系列编码原则,保证了编码的有效,为作品的接受者(读者) 顺利译码提供了源头上的充分保障。概而言之,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编码原则有:(一)通俗化、口语化。 “即使给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 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 因此 ”18。赵树理小说的语言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具有口语化的鲜明特点,在赵树理的小说文本中,农民读者听到了自己钟爱的纯正的“乡音”,亲切之情,油然而生。福贵这个人,在村里比狗屎还臭。村里人说他第一个大毛病是手不稳:比方他走到谁院里,院里的人总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门才放心,他打谁地里走过,地里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头堰边放的烟袋衣服;谁家丢了东西 ,总要到他家里闲转一趟; 谁家丢了牲口,总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这是赵树理小说福贵中的一段叙述,读者阅读这样的语言,就如同与作家唠家常,心贴着心,感到格外轻松、自如、顺口,倘若将上述语言修改如下,读者就会觉得十分别扭:福贵在村里声誉极差,比狗屎还臭。大家 觉得福贵最大的缺点是 偷盗: 例如他走到谁家院里,院里的人总要紧盯着他走出大门才放心,他从谁地里经过,地里的人就得看好地头堰边所放的烟袋衣服;谁家丢了东 西,总要到他家去看一看; 谁家 丢了牲口,总要先看看他是否在家(二)结构完整、趣味性强。 “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买卖。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我以为那是另一个问题”19。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能叫大多数人读,这是赵树理进行创作编码时刻意追求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故事性特别强,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一直到五四民间文学,一脉相传着这一方法,赵树理的小说充分尊重中国农民的这种审美习惯,进行创作编码时,“最大的特点是故事性强情节环环相扣,引入入胜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来龙去脉也一一交代清楚”20。如使赵树理一鸣惊人的小二黑结婚,整个作品的情节由一个首尾一气相联的大故事组成,而这个大故事又由 12 个小故事联结而成,各小故事之间是环环相扣,一贯到底,先是交代刘家峤两位神仙的忌讳,由此引出了三仙姑,再由三仙姑引出小芹,由小芹引出金旺兄弟,由金旺兄弟引出小二黑,到此,交代了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而后通过斗争会、许亲、拿双等一系列情节逐步推向高潮,最后由于区长的介入导向矛盾的解决:恶霸势力受惩处,落后家长受教育,二黑、小芹有情人终成眷属,整个故事嘎然而止。(三)重人物言行刻画。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赵树理注重对人物言行的刻画 ,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表现人物性格。 “不着重在描写扮相,穿戴。只通过人物行动和对话去写人”21。西方小说喜用的心理描写,也为赵树理所不取,“我过去所写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 、 李有才板话 、 李家庄的变迁等里面,不仅没有单独的心理描写,连单独的一般描写也没有”22。总之,赵树理并不孤立的、静止的去写人物外形,也很少心理活动的描写和景物描写,完全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来刻画形象的,如二诸葛迷信、迂腐、懦弱而又老实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不宜栽种” 、 “神课” 、 “恩典恩典”等情节加以凸现的,而三仙姑迷信、放荡、撒泼等性格,则是在“米烂了” 、 “许亲” 、 “到区上喊冤”等情节显示出来的。(四)简约明快的叙事风格。 “我写小说有这样一个想法: 怎么样写最省字数。我是主张白描的”23。赵树理进行创作编码时,十分注重遣词造句的言简意深,如小二黑结婚中写小芹之美: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 ,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 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仅是八十余言,就把小芹之美叙述得活灵活现。(五)直面现实,干预生活。 “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 ,描写当时人们普遍关切的事和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赵树理小说的特色之一”24。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其创作目的就是为了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