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7从富士康事件正视目前的劳资关系和经济转型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当前， 正是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 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发生， 无疑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富士康跳楼事件的本质：收入分配关系恶化的集中反映富士康跳楼事件以血的代价和教训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必须高度关注中国日益恶化的收入分配关系及其问题。 中国在过去的30年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但是随之而来的突出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关系出现恶化， 收入分配不公趋于上升。 这里既有城乡差距扩大、 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 也有行业部门之间以及劳动资本之间差距扩大的问题。 据统计， 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大致在3.3倍左右， 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 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可见， 收入分配关系的恶化实际上使得 “中国奇迹” 大打折扣。 因为只有公平的高速增长才是真正的奇迹。从表面看， 富士康跳楼事件好像是少数年轻的劳动力不珍视生命而发生的系列坠楼事件， 然而这不是普通的坠楼事件， 其原因也不完全是 “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问题。 从本质看， 这其实是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分配不合理， 劳资收入分配关系恶化的集中反映。 因为从事件本身来说， 尽管富士康为工人设有浴室、 公共活动和娱乐空间， 而且工人月工资拿到20003000元左右 （前提是天天加班）， 但是由于基本工资 （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标准） 比较低， 他们要获得体面的、 有尊严的生活， 就必须 “被加班”， 也就不可能有更多时间留给自己休闲。 经济学上有一个简单的道理： 劳动与闲暇是替代的， 只有当劳动带来的货币效用等于闲暇带来的效用时， 人们才可以自由选择闲暇。 但是如果工资很低， 就会迫使工人为增加工资不断加班， 这时他们根本不可能有闲暇时间， 因此这个时候所有的娱乐活动对其而言都是奢望。 更何况， 面对高度紧张的简单的重复劳动， 富有 “七情六欲” 的年轻劳动力长期 “被加班”， 最后必然会产生系列问题。“跳楼”实际上是由于长期劳动资本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 劳动者报酬长期偏低而又长期 “被加班”， 最终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 试想， 如果工资水平再高一点， 他们可以有更多闲暇， 脆弱的劳资关系问题至少不会这么糟糕！富士康跳楼事件的教训： 正视劳资关系经过30年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 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诸多结构性的、 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关系， 诸如城乡不平衡关系， 地区不平衡关系， 行业收入不平衡关系以及不同部门之间、 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包括劳动资本之间的利益不平衡关系等等。 从微观层面看，在所有收入分配关系中， 最敏感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资本关系。 劳资关系往往从属于特定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资本劳动关系， 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剥削、 被剥削和压迫被压迫的关系， 因此本质上也是一种对抗和矛盾的关系。 这一点从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有关理论可以看富士康跳楼事件背后的社会、 法治问题2010年以来， 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深圳富士康公司接连发生青年员工跳楼事件， 造成10死2伤的严重后果。 这一连串的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人们纷纷质问： 富士康公司为什么接二连三发生如此令人震惊的悲剧？ 冷静下来思考，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背后隐藏的社会、 法治、 经济、 心理等问题发人深省。 近日， 我刊编辑部与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联合召开研讨会，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劳资关系、 经济转型、 工会建设、 企业文化、 精神文明建设、 国人精神心理疾病高发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期特刊发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主持人叶祝弟杜运泉圆桌会议10出。 社会主义社会， 尽管劳动者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劳动和资本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关系， 但是如果收入分配问题进一步恶化， 劳动和资本之间利益分配不合理， 劳资矛盾同样会进一步演化为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国民收入增长也出现了快速增长， 但是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合理，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劳动者的报酬在GDP中的份额逐渐减少，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也出现下降趋势。 这不仅不利于增加居民收入， 也不利于启动内需， 更无法实现劳动者和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目标。 劳动者报酬偏低固然与我国经济结构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等密切相关， 但是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强资本、 弱劳动” 的分配格局没有从根本上得以突破， 因此劳动者与资本之间围绕利益分配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增多，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前诸多问题中最敏感、最脆弱的矛盾。 富士康跳楼事件不过是这一矛盾冲突的极端化的个案而已。 因此， 富士康跳楼事件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必须高度正视收入分配问题， 高度正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劳动资本关系问题。富士康跳楼事件的意义： 加快中国转型的步伐值得关注的是， 富士康科技集团最近透露， 该公司将提升基层员工整体薪资水平， 涨幅达66。 在此之前，全国各地掀起 “加薪潮”， 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范围广、 力度大。 据悉， 目前已经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10多个省市， 平均上调17%左右。 这种 “集体涨工资” 行为引起了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即具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中国廉价制造业还能够持续多久？无疑， 增加工资， 对于长期习惯使用廉价劳动力的企业而言， 意味着成本上升， 利润空间减少， 甚至出口竞争力也会下降。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中国经济即将或者正在发生一场转型和变革： 即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 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强等， 劳动力成本开始出现拐点， 中国即将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 进入一个包括劳动力成本、 土地成本等上升的高成本时代。 高成本必然倒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迅速加快， 从而迫使制造业升级， 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个重要推动力。 就此而言， 富士康跳楼事件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事件发生以后增加了工人工资， 更在于让我们坚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唯有通过加快转型， 中国经济才能够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才能够真正洗清国外所谓 “血汗加工厂” 的辱称， 从而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启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协调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死者已矣， 不再复生。 富士康跳楼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甚多。 我们需要认真总结教训， 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 担当推动经济转型的重任。 其实，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都是为了让劳动者生活得更体面，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 因此，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更要关注经济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 经济学研究两大问题， 一是经济增长问题； 二是收入分配问题。 前者关注效率， 后者关注福利。 这30年来， 各级政府由于盲目追求 GDP快速增长， 往往会采取种种措施吸引和鼓励资本投资。 增长优先的目标和动力使得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收入分配问题， 更无暇顾及由于收入分配恶化导致的潜在矛盾和危机。 经济增长很重要， 收入分配也很重要， 如果只重视前者而不重视后者，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定会影响甚至制约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而言， 我们既需要效率， 也需要福利； 既需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 也需要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已经花了30年时间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 我们仍需要花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目前我们需要吸引资本投资， 更需要关心劳动， 防止已经脆弱的劳资关系进一步恶化并转化为社会矛盾和对立冲突。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协调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而劳资关系的和谐更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微观基础。 这也是富士康跳楼事件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解决富士康员工“连跳”事件的关键是澄明真相蒋德海， 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 教授自今年初发生第一起跳楼事件后， 短短半年内， 富士康已经发生十多起跳楼事件。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企业之一， 理所当然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富士康的 “十二连跳”？ 半年了， 真相始终扑朔迷离。 而有些所谓原因的解释， 不能不让我们怀疑真相是否被掩盖。 比如， 第十跳后， 网上曝出富士康为每位自杀员工提供40万元补偿金， 且死者父母每年还能有3万元赡养费的消息。 这一消息的导向很清楚， 自杀者是为了家人获得高额补偿金。 在中国目前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这一消息的真假确实让人难以辨别。 在中国的西部地区， 大部分农村代课老师的月收入只有人民币200元。 且不说40万补偿金， 即使是每年3万的赡养费， 对西部贫穷家庭的吸引力也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 对于一个基本工资还停留在900元的企业， 却在员工自杀问题上给予如此慷慨的补偿， 是不是另有所图？ 富士康的高额补偿反而引发人们进一步的猜疑。不仅如此， 现在网上、 公开媒体上对富士康 “连跳”圆桌会议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