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阅读末页的重要说明 什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什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 丁安华（S1090511030013） 2011 年 12 月 26 日 国人喜欢讨论长期问题，这一点从中央的政策文件和经济学者的著述中清晰可见。似乎长期增长问题才具有更高层次的意义，而短期经济周波问题都是短视的、肤浅的和庸俗的。华尔街的经济分析师们通常是非常短视的，大多不那么热衷讨论长期问题。但在中国情况有些不同，券商分析师的研究备受诟病，不谈长期问题怎能提高水平。此外，中国的学术界经济学家又那么乐意公开就短期资本市场的走势提供意见，券商的分析师的研究领域受到挤压。看起来只讨论短期问题显得层次太低，我也只好“捞过界”附庸风雅一番。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政府和市场在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方面的作为是什么？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非常简单：一是人口统计学上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三是制度经济学上讲的制度安排。不管你接受过多少经济学的训练，不管你的模型有多么复杂，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根本的因素就只有这么简单的三点。而且，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自由市场制度的因素基本给定，因而可以再进一步简化为人口统计因素和劳动生产率因素两点。如果你知道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力量之所在，那么你就不难判断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了。 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 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中，人口结构变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英文术语称之为demographics，即人口统计中的结构性特征。请注意，这里是指人口结构特征，与人多人少或人口总量没关系。人口结构所指的是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就业状况、生活地点和人口迁徙的特征。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统计结构上呈现出推动经济增长的特征。从国外的经验看，战后美国有一个明显的“婴儿潮” ，相对而言欧洲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加之美国的移民政策比欧洲宽松，导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相对欧洲而言，美国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较快，抚养比下降。这种人口结构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要优于欧洲。而欧洲由于人口结构上的劣势，人口结构老化，选民投票自然倾向于福利主义政府，这才是当下欧洲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观察人口结构因素，我们可以把现象与本质分开。欧洲的福利主义，表面上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失误所致，其实质是人口结构因素通过民主选票推动了福利主义政策的盛行。 同样，我们可以用人口的结构特征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幸运在于，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正好与中国的人口结构上的黄金时期相重叠。中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持续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由 1980 年的 5.60 亿增长为 2010 年的 9.18 亿。形成证券研究报告|宏观研究|中国 证券研究报告|宏观研究|中国 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敬请阅读末页的重要说明 Page 2 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其经济含义就是储蓄率上升，投资率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中长期可持续的动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来源于投资，而不是消费。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起飞中，人口结构的转变产生了历史性的、相当可观的人口红利。通俗地讲，就是工作的人占比增多了，被抚养的人占比下降了。工作的人要为未来退休作储蓄，储蓄率上升导致投资率提高而推动经济增长。 不过，中国的人口结构因素正朝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方向转变。2000 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放缓，平均每年增长率约为 1.3%。就 20 岁至 29 岁年轻劳动力总量而言，2010 年与 2000 年相比，已经缩减了近 15%。未来 20 年内，该人群组总量还会缩减近 20。 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 2015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抚养比在 2015 年出现拐点开始上升，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在不久的将来，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结构趋于老化。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目前为 1.65 亿，2020 年将增加到 2.4 亿，2030 年时则高达 3.4 亿，届时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西方学者甚至断言中国将“未富先老”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人口红利衰竭甚至逆转在经济发展上的含义就是：劳动力供给增速的下降，居民储蓄率下降，较低的储蓄率意味着更低的投资率和资本形成，同时消费率上升。过去三十年的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发生变化。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个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是生产率（productivity）的提高。在给定的要素投入下，劳动的产出越大则劳动生产率越高，则经济的增长更快。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在学术上的讨论就复杂得多。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普遍较高，这是因为先进技术的应用、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的教育水准。从另一方面讲，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就为它们的长期增长注入了动力。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有多少是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做出精确的回答。从直观上讲，中国的生产率的提升是明显的。但学术界对劳动生产率的计量很复杂。他们建立了一个数量模型，将经济增长归结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变量：就业人口的增长、资本的投入和生产率的提高（采用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或 TFP 即“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术语） 。邹至庄曾测算中国 1978 至 1998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9%，另一个华人学者郑京海发现 1995 至 2005 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至 19%。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高，而过去十年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下降了。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投入，邹至庄对前二十年的测算是 63%，而郑京海对近年来的数据测算的结果是67%。 说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我国的经济日益显示出投资驱动的粗放式增长特征。 简单来讲，如果中国过去三十年平均年增长 10%的话，前二十年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大约是 3 个百分点，后十年下降至 2 个百分点。而资本投入的贡献前二十年约 6 个百分点，而后十年增加至近 7个百分点。剩下的就是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也就维持在 1 个百分点多一点。这类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敬请阅读末页的重要说明 Page 3 很多，结论基本相约。中国的增长主要源于资本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很低，这似乎是公认的共识。我基本认同这些研究结论，但是我深深的怀疑是否低估了劳动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否则“人口红利”从何而来？纯属个人感受，于此不赘。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说过： “生产率不是万能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是故事的全部” （Productivity isnt everything, but in the long run it is almost everything） 。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要做到这点，必须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人力资源的改善。从长远来讲，需要从教育入手，同时要鼓励技术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 制度问题：发展模式之争制度问题：发展模式之争 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实现持续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贫困的泥潭不能自拔？什么是决定经济繁荣或贫困的历史力量？诺斯指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发展的关键。在经济发展史上，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争。在中国这仍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当下有关“中国模式”讨论的背后，是对自由市场模式的又一次质疑。放在百年的经济思想史的背景之下看，这当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自由市场模式的思想来源，是 1776 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 。亚当斯密的证明了个人理性在私利驱动下，经过市场竞争可以达至经济和社会的协调运行。 “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指“市场的法则” （the laws of the market） 。历史上，第一次被全面付诸实践的另类模式是“列宁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源于此。在最初的几十年间，中央计划、公有企业和政治控制的经济模式似乎取得了成功，自由市场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众所周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失败了，其原因在于：第一，缺乏追求利润的有效激励；第二，用计划代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缺乏效率。第三，苏联模式存在严重的政治权力的不公平的现象。所谓“公平”是以个人民主权力的丧失为代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地区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等）实行了另一种不同于自由市场模式的发展模式，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东亚模式的要点是：第一，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第二，政府试图管理甚至干预“市场” ；第三，采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然而，上世纪末发生的东南亚经济风暴宣告了“发展主义政府”的失败。原因何在？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在强势政府主导的模式下，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上是失败的。东亚地区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依靠银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影响贷款的流向和规模，使得信贷市场的有效性下降，资产配置的效率受损。东亚模式的副产品是僵硬的政治文化和“官商勾结”等社会问题。政府项目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强化了政府的经济权力，极易出现寻租行为，造成政治上的腐败。东南亚金融危机最终是以债务危机（特别是现金流危机）的形式出现，东亚特别是日本陷入“失去的十年” ，神奇不再。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快速崛起， “中国模式”成为“新左派”们热衷宣扬的话题。他们对中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敬请阅读末页的重要说明 Page 4 国式的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大为推崇，对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效率大加赞赏。 “中国模式”再次向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发起了挑战。什么是“中国模式”？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模式” ，部分具有早期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子，部分具有东亚模式的市场经济特色。一方面，源于对私有产权不信任，需要国有企业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保障国计民生，继承了列宁的控制“制高点” （Commanding Heights）的思想；另一方面，源于对市场机制不信任，政府要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预实体经济的运行。 如何看待市场与政府的经济功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主张自由市场与主张国家干预的思想不断碰撞和交锋。亚当斯密之后，两种思潮的代表性的人物分别是凯恩斯和哈耶克。凯恩斯主义的背景是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凯恩斯认为市场机制并不稳定，某些时侯市场的均衡可能会远远偏离充分就业的理想状况。经济会周期性地出现衰退甚至萧条，凯恩斯的建议是采取赤字财政，使公共投资替代私人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上扮演更大、更积极地的角色。 哈耶克则坚信自由市场经济，他的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甚嚣尘上的上世纪 60、70 年代尤其显得孤独而深刻。哈耶克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反对价格管制和产量控制。哈耶克不但反对“极权社会主义” ，而且他还对欧洲的所谓“理性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坚信人类的经济秩序是自发的，而不是由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在他最后一部著作中，哈耶克对那种对社会经济秩序进行设计的做法进行激烈的抨击，认为那是一种“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 。 中国的经济学界在关于政府的功能定位方面，分为旗帜鲜明的两派：一派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强调自由市场机制；另一派则认为强势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两派都被标签化了，强调市场机制的骄傲地站在“哈耶克”的旗帜下；鼓吹强势政府经济功能的则不情愿地被“凯恩斯”了。奇怪的是，这两派关于长期经济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呈现出激烈的争论，反而高度的一致。不管是主张自由市场还是鼓吹强势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