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道路与历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卜宪群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总结出了深刻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大众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实践并形成的关于廉政制度建设的思想、廉政行为的道德规范意识、社会评价，廉政时代与廉政人物颂扬与传播的艺术方式等方面的总和。廉政文化不是“廉政”加“文化”的一种简单组合。大多数学者认为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李秋芳主编：反腐败思考与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 页。，我们以为这是较接近本义的解释。之所以说“较接近”，不仅是因为学界对“文化”一词本身的解释至今仍是见仁见智，而且“文化”一词还有广义和狭义的含义。广义的“文化”至少应该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文化层次。甚至某些冠之以“文化”的研究对象所包含的实际内容还未必限于这三个层次，如区域文化、商业文化等。参见林甘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后记，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因此上述解释还不能说将廉政文化的内涵全部展示出来。例如，与廉政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廉政制度就没有包括进来。同时，狭义的廉政文化也不仅仅是宣传廉政的文化及其种种表现形式，而应是指一门专门研究廉政文化的廉政文化学。当然，广义的廉政文化探讨是建立狭义的廉政文化学的前提，我们所论述的廉政文化也正是从广义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在研究尚未达到概念的抽象时，我们未必一定要确定一个经典的词条，而可以从研究的实际出发，借用学界讨论甚多的政治文化概念，在上述概括的基础上，为廉政文化研究的内容作一个基本归纳：（1）廉政制度形成的深层次结构；（2）廉政行为的表现形态；（3）关于廉政的思想文化学说；（4）上述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道路及历史价值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一、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产生途径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它是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构建了一定的政治结构为前提的。没有相应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廉政文化也就无从谈起。由于廉政文化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紧密相连，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廉政文化的产生道路也是不相同的。例如古希腊罗马的廉政文化与中国商周时代的廉政文化就因其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而有区别。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廉政文化也存在着区别，如商周的廉政文化与秦汉以降的廉政文化也不能等同视之。这种差异和区别意味着，廉政文化固然有其共性，但还有着个性。即便是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廉政文化的研究也要注意它的“特定”含义，不能作简单的解释和比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产生的时间很早。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反映，文明诞生之初的氏族首领已经注意到了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自身素质的要求。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为政“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以及要“敬授民时”，这里面就包括了为政者要勤政、节用、爱民、尚贤等多层次含义。尚书皋陶谟中提出的所谓“九德”，也主要是针对为官者的素质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皋陶谟中表达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所在，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的深层次价值观，是古代廉政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石之一。在这个时期，“贪”和“廉”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也已出现。史云黄帝时“缙云（一种官名）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左传文公十八年。，这与轩辕黄帝“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的为政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皋陶谟中提出的“简而廉”的“廉约”观念截然不同。对贪贿的指责与对廉、勤的赞叹是早期廉政文化最淳朴的形态。当然，这些都是后世文献的追忆，还不能说完全是当时历史的实录，不过把它们看成我们祖先在进入文明时代的前夜已经拥有的廉政文化智慧大体是不错的。我们的祖先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进入了阶级社会的。随着国家的产生及其形态的完善，廉政文化的内容也日渐丰富。三代（夏商周）就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三代王朝的更迭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天命”无常，要保持统治的长久就必须把剥削和压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必须对被统治者“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大家所熟悉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等等言论，参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桓公六年。就是“民本”思想触动统治阶级政治神经后的感慨，也是三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产生的深层文化意识之一。三代的刑律对贪贿已有严格的规定。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贪以败官为墨”，杜预注：“墨，不洁之称。”据此，不晚于夏代，对贪的惩罚已有了正式的刑律。商代针对贵族官僚管理的条规刑律则更多，如尚书盘庚中盘庚对“具乃贝玉”，即聚敛钱财的大臣予以严厉的谴责，并要以严厉的刑罚处置他们。相传作于西周穆王时的吕刑中有所谓“五过之疵”，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大意是指官吏办事不公，贪赃受贿，执法者要秉公处理。我们并不能认为三代对贪贿的惩处都出自于“民本”思想的价值观，实际上三代的社会结构及其所决定的政体形式，使廉政制度的建设只能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例如三代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地区实际只限于“王畿”，官僚的选拔主要依据血缘而非才能，分封式的地方行政制度使中央对地方并没有直接的管辖权。这都使廉政制度的建设及其范围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当时廉政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王权的专制在摆脱了周天子的控制后日益加强，中央直接控制地方的郡县乡里制产生，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在激励的竞争面前，为了强国的需要，为了管理多层次并且逐渐庞大的官僚队伍的需要，廉政建设的迫切性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的面前。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家、思想家们关于廉政问题的思考多姿多彩。齐相晏婴云：“廉者，政之本业。”晏子春秋内篇杂下14。晏婴还与齐景公专门讨论过“廉政”问题。一次，景公问晏婴:“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婴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晏子的话含义很深刻，意思是廉政能否持久，关键在于各级官吏能否做到坚守美德，出污泥而不染，做廉洁的表率。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也几乎无不涉及廉政文化这个大问题，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例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篇。这个时期廉政文化中最引人瞩目的成就还数法家的廉政学说。法家从人性具有贪欲的天性出发，既主张从制度上设官分职，加强监督，防止腐败的产生，也主张从道德的层面对包括君主在内的各级官僚进行教育。如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牧民。他还说：“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管子权修。法家的廉政文化思想较之以前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不仅春秋战国之际列国的廉政制度、廉政教育乃至官吏的廉政行为的深层次价值观念，在法家思想中大都可以寻到踪迹，而且整个封建时代的廉政文化也都无法回避法家所奠定的基础。谈到廉政文化的建设不能不说到周礼这部书。众所周知，大约成于战国时代的周礼一书并不是一部关于周代官制的专著，而主要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的制度并掺杂了写作者的思想。本书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源远流长的古代廉政思想和当时风起云涌的廉政措施做了细致的内含分析和典型概括。在周礼天官小宰中作者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意旨要用这六种方法来考核官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六种考核手段之前作者都加上了“廉”字，显然是将“廉”从狭义的范畴抽象出来，赋予了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如果说廉政文化是廉政制度、廉政行为和廉政思想的深层次结构之一，那么以上的“六廉”观就大体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内容。中国封建时代的廉政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与完善的。廉政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反之，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的演进也促进着廉政文化的繁荣与革新。但是决定廉政文化形态的根本因素则是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一般来说，只要有公共权力的设立，贪与廉、勤与惰的对立观念，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就必然产生。这在任何国家大概都不例外。但问题是各个国家、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廉政建设道路却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廉政文化的社会基础不同。中国古代社会是在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彻底解体的情况下进入国家状态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中农村公社和家族公社的顽强存在，使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以“族”的形式完成的。松散的邦国联合体和“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是三代国家结构的主体。官僚的选拔采取的是世卿世禄的贵族制。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程度很低，国家的官僚往往就是“族”的首领。因此，廉政建设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廉政文化的表现形态还只是停留在对执政者的道德诉求和对腐败贪贿者的指责以及简单的刑律处罚。在井田制瓦解后的春秋战国之际，基层社会由血缘式的族聚结构化解为个体小农，对整个社会直接控制的郡县制和官僚制的建立，使廉政建设成为上自君主下至庶民都十分关注的对象，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由此才变得丰富多彩。二、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就具体内容来说，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大体包括廉政制度文化建设、廉政思想文化建设和廉政社会文化建设三个方面。我们试做如下分析：制度文化是制度形成的深层次背景之一，也是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积累的经验与理念的升华。战国秦汉以降，廉政建设由原先的道德追求向制度层面的转化，使得国家围绕如何在政权体制中反腐倡廉做出了许多精密的设计，并在法律法规，监察、监督，行政管理上得以体现。由此，廉政设计和建设也成为古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之一，这种理念既是廉政制度文化推动廉政制度建设的反映，反过来也丰富并发展了廉政制度文化的内容。例如，在秦汉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监察制度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不仅各级行政长官有监察的职责，还有专职的御史和刺史系统负责监察。这种专职监察制度的形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官职设置，如对监察官选任的特殊要求，将监察官的隶属系统与行政官区别开来的做法，监察官以卑临尊的监察方式等等，体现了制度设计者深刻的思考。不仅在监察制度上，在官吏的使用规则上，如荐举中的连带责任制，任职中的地域回避制，以及道德与能力并重的考核制等等，也都体现了行政中的廉政意识。这些廉政措施所形成的政治理念上升为廉政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上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廉政制度的建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终究是随着社会事务、政治事务的不断分化而调整；同样，廉政制度文化也不是静态的、孤立的，它不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而且不断向廉政制度浸润，有力推动着廉政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制度与制度文化呈现出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格局，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廉政思想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对现实问题高度关注，也在廉政问题上做出了许多理论思考与总结，这其中既有通过设官分职来加强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的具体设想，也有通过理想教育来提升个人的道德情操实现其为政清廉的目的，还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揭示腐败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