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维埃苏区的社会建设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是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红色农村革命根据地，所组织开展的一场“废旧立新”的社会革新运动，它对巩固新生的工农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拟从社会史的角度，以社会生活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作粗浅的探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建设，其主要内容包括妇女解放、社会保障、卫生防疫等方面。苏区的社会建设对巩固新生的工农政权，恢复和发展苏区经济，推动中央苏区民众的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的深刻变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背景：社会建设分为两大类，即广义的社会建设和狭义的社会建设。广义的社会建设，将社会变动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风俗习惯等都包括在内，是一个很宏大的体系。而狭义的社会建设，则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排除在外，而把焦点聚集在社会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社会风俗的变革来影响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主要因素。本文拟讨论的是狭义上的社会建设。 在土地革命以前，中央苏区所在区域多是落后、偏僻的地区，地理环境闭塞。由于封建剥削制度严重束缚农村经济发展，田赋、厘金苛重，自然灾害和战争频繁的影响，社会资金短缺，文化教育落后，由此造成中央苏区革命前的社会风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在卫生方面，长期流行于农村地区的是不讲卫生的观念和习惯，人们对住地肮脏、食物食器不洁等不良卫生习惯习以为常，徜若生病，不请医生看诊，而请巫婆到家， “张挂神像” ，“焚香拜祷” 。 “兴国县城原先街道狭小龌龊，街心就是渔场，日光一晒，这种腥臭气真要熏死人。 ”由于不良卫生观念和习惯的影响，每当疾病侵袭苏区，则波及广泛，对苏区军民生命健康形成了严重的威胁，生产和工作同时倍受损失。因此，迫切需要在苏区推行社会变革，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由于长期受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革命前的苏区女子流行缠足，买卖婚姻、养童养媳盛行，妇女没有自由，更没有权利，成为生孩子的工具，处于社会最低层。毛泽东在 1930年 5 月的寻乌调查中指出：“女子却仍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但随着苏维埃革命的深入，众多的青年男子参加红军，妇女在苏区的经济、社会建设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她们是苏区土地耕种的主要生力军，也是红军重要的“后援队” ，这就迫切需要加强苏区的女权运动。 革命以前的苏区迷信猖獗，人们相信星占、卜签、风水、面相和鬼神， “以为一切丁、财、贵、富，皆决定于住宅之阳风水，或地坟之阴风水” ，所以建房或丧葬， “无不先请阴阳家择定时日方位，方敢进行” ；信奉神灵，各种“吃斋” ，名目很多。赌博、嫖娼一度盛行，无业游民众多。有赌博者，将其妻子儿女卖出，继之，偷窃被获，竟毙于狱。因赌博之盛，民多废业， “甚至群凶籍此闹事” ，扰乱社会秩序。据毛泽东 1930 年对寻乌的调查资料显示：“这个仅有 2700 人的小小县城， 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的游民和娼妓，即达 432 人，占全部人口的 168%，依靠妓女养活者甚至达到 162 人” 。要建立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加强对游民的改造和社会保障建设。 此外，革命前的苏区吸食鸦片成风，对苏区的建设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首先，鸦片的种植侵占了大量农田，影响了粮食的生产。其次，吸食鸦片者，既耗费已十分贫穷的烟民的钱财，而且戕害了健康，引起农村劳动力生产力下降，一部分农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对苏区社会、家庭、个人的危害，有甚于洪水猛兽。这也迫切需要苏区政府加强社会建设，推动苏区的禁烟禁毒运动。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管理机构和主要内容：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主要管理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各苏区的社会建设，设立了专门的管理结构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简称内务部 )和劳动人民委员部。中央人民委员会第 16 次常委会正式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暂行组织纲要 ，其第 4 条规定了内务部成员名单及部门设置。何叔衡任部长，曾山、梁柏台任副部长，下设市政、行政、卫生、交通、社会保险、邮局六个管理局，每局设局长 1 人。主要管理卫生、 “优红” 、交通、邮电、市政等方面的工作。劳动人民委员部部长由项英担任，下设劳动保护局、失业工人介绍局、社会保障局，主要工作范围是救济失业工人与社会保险等方面。 在地方，中央苏区的省、市、县苏维埃分别设置内务部、内务科和劳动人民委员。城市苏维埃则设立内务科。地方内务部下设优待红军科、卫生科和社会保证科。卫生科负责群众卫生运动之指导和医院、诊断所、疗养所之指导等；优待红军科管理红军优待条例的落实，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土地，解决红军家属的其他困难；社会保证科管理因战争因灾荒而发生之被难群众的救济，地方武装及苏维埃工作人员参加革命战争牺牲或残废者之抚恤，荒年粮食之救济等。1933 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设立劳动部和粮食部。地方劳动部下设劳动保护科、失业劳动科、社会保险局等机构。地方粮食部下设调剂科、备荒科、红军公谷保管委员会和粮食调剂局等机构。这些职能机构在指导、实施、管理中央苏区的各项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1移风易俗，中国共产党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别注重对旧的落后的社会风俗的改造，并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苏区的移风易俗活动。妇女解放，婚姻制度的变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依据苏区的实际，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苏区的妇女解放。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苏维埃的婚姻条例，确立了结婚与离婚的完全自由，废除了包办强迫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蓄带童养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 1934 年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同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 11 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 为落实妇女的各项权益，苏区中央政府决定从中央到省、县、区一级均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其宗旨是：“为使劳动妇女能切实地享受苏维埃政府对妇女权利之保障，实际取得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消灭封建旧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 ”放足运动。缠足的陈规陋习，不仅严重危害了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是造成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源之一。因此，苏维埃政府把禁止缠足、实行放足同反对封建礼教束缚和动员妇女走向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放足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中青年妇女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缠足的青年妇女尤其是妇女干部，率先扯掉裹足布，并且极力劝导未成年女子废除缠足，一场声势浩大的“放足运动”席卷了苏区广大城乡。 闽北崇安县过去缠足之风盛行，妇女几乎人人裹脚。 “放足运动”中，放足者达十分之七八。妇女们冲破旧传统的束缚，毅然走出家门，与男子共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崭新的姿态步入新生活。 妇女剪发和新的服饰也成为流行的时尚。过去女子在结婚前留条长辫，扎根红头绳；婚后把头发盘起来，插上簪子，再戴上各种头饰，称为“结髻” 。如今“剪掉辫子缠头巾，着起短装当红军” ，则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显著特征。一头齐耳短发，不仅显示出妇女英姿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节省了每天梳妆打扮的时间，为女性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时苏区流行的一首剪发歌生动地讲述了剪发的好处：“年青妹剪了发可以随时出外跑，穷家妹剪了发可以避免外出时丢掉金银首饰，富家女剪了发可以在外出前省却打扮的时间。 ”因此，剪发之风一时盛行。在兴国县长冈乡，不但中青年妇女一律剪成短发，甚至连一些老太太也留着短发。 除了剪发外，苏区妇女的服饰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服装上，妇女们将过去的长衣改成短衣，并去掉“花边” 。青年妇女中，开始放弃大襟旧装，流行对襟新装。苏区政府在各个会议上大力宣传教育，使妇女行动起来， “不穿耳环、手圈等封建装饰品，送给苏维埃银行去造花边。 ”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央苏区的妇女实现了完全解放。“她们与男子的地位是平等的。她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工获得劳动保护，与男工同工同酬，而且生育期间还有休假与照给工资的优待；农妇分得和男子同样的土地，并且可以自己处理；婢妾娼妓和童养媳制度，孝顺贞节等道德，都已毁灭，结婚离婚一律自由总之，在法律上，已经消灭了一切男女不平等的痕迹。 ”每当有人再唱起旧时“自古女子靠男养”的民谣，妇女们便理直气壮地回驳道：“如今男女都一样!” 语言变化：随着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推进，中央苏区在语言变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许多新名词如“参加生产、工作、同志、革命斗争”等词语，几乎成为苏区群众的口头禅。当时的苏区群众，特别是男女青年，几乎人人都会唱几首革命歌曲。歌词内容大都是歌颂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歌唱妇女解放，讴歌革命斗争的胜利，表达翻身后的欢乐，呈现出苏区人民高昂的精神风貌。广大群众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激发出无穷的活力和创造精神，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风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保护儿童，防止弃婴、溺婴。苏区政府专门颁布了保护妇女儿童条例 。1934 年 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的报告12中指出：因为小孩子是革命的新后代，过去社会习惯上不甚注意小孩子的保护，所以关于保护小孩，婚姻法令上有了单独的规定。其中关于私生子地位的承认与私生子的保护，是给了特别的注意的，禁止童养媳，严厉禁止虐待和抛弃私生子。 禁烟戒毒，禁烟戒毒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改变旧俗陋习的一大重要成果。苏维埃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即明令宣布禁烟，很快形成了一个群众性封烟馆、惩烟贩、烧鸦片的禁烟运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和苏维埃政府有力的威慑与帮助下，不少烟民折断已使用多年的烟枪，获得新生。例如，在中央苏区登贤县(辖今江西信丰、南康的交界地区) 的奋岭乡，有个叫谢克昌的“烟民” ，吸食鸦片已近十年，家中财物耗尽一空，老婆改嫁他乡。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分田运动中，他昔日因吸食鸦片而变卖掉的祖田又重新回到手里。村苏维埃主席把土地证交到他手里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要痛改前非，戒掉鸦片，保住胜利果实。为帮助谢克昌戒烟，村苏维埃主席讨得一帖戒烟的药方，并翻山越涧寻找药材配制，以至扭伤了脚。两个月后，谢克昌终于从烟毒中被解救出来。凭着勤劳的双手和分得的土地，他又过起了好日子，并重新成了家。从此，谢克昌成为了禁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通过现身说法，鼓励其他“烟民”重新作人。对流民的改造，苏区辖地多属偏僻落后的农村，从前游民众多，盗匪猖獗，娼赌泛滥。苏维埃政府认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产生游民问题的重要社会根源，因此在土地革命中，对流民一视同仁，经济上分田地和其他生活资料，政治上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思想上则加强教育改造，强制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成为苏区的合法公民。这种政策的基本点，是在政治上给予平等权利，同时经济上给予劳动资料和工作机会，通过强制性的劳动和工作使他们由原先长期脱离生产返归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公民，这是既人道关怀、又合理有力的政策。在苏区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曾令历代统治者头痛的游民问题，在苏区基本消失。宣传科学，破除迷信，迷信活动也是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一大社会毒瘤。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随着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苏区人民推倒了阎罗，烧掉了菩萨，没收寺庙房屋，将庙宇祠堂变成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或学校校舍。旧时农家供奉的“天地君亲师位” ，现在换成了马克思或革命先烈的画像，即使从前逢年过节时张贴在门上的“福寿财禄” 、 “招财进宝”之类的对联，如今也改成“工农团结闹革命” 、 “军民携手卫苏区”等内容。苏区卫生防疫运动，针对土地革命战争以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