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杂乱形影：儒家经典兴衰史“儒”是何意对于后世儒学也是一段公案，章太炎说是求雨的巫祝，说文说儒是术士之称；胡适说，儒是主持礼仪的教师，出于殷商后代，专以司礼为周朝人服务所形成的一个特殊人群。这个字在后世使用中，大概还是与拘礼仪有关联，现在它又落在了主张复兴传统文化的人口中。史记艺文志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但真正有论语这个书名是在汉武帝时，这是王充在论衡里记述的，他说，汉武帝时，孔子的后代孔安国用辑纂成册的孔子言论来教学生，从那时开始称之为论语。钱穆考证，论语中所记其实不仅是出于孔子弟子，也有出于再传弟子之手的部分，最后的编定者并没有记载。柳宗元之后，很多人认为是孔门弟子曾参的学生编定，其中理由之一是，论语里竟称曾参为曾子，而且有太多的“曾子曰”。在汉朝时论语有三个版本，流传的有两个版本来自鲁国和齐国，这两个版本被张禹合二为一，因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因此张禹版成为一般儒生所尊奉的读本。第三个版本是古文论语，传说是汉景帝时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上发现的，当时只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研究它，一直并没有传授，因为当时谁都不能确定是否伪作，这一官司一直没有真正了断。我们现在所读的还是张禹的版本。“儒”是何意对于后世儒学也是一段公案，章太炎说是求雨的巫祝，说文说儒是术士之称；胡适说，儒是主持礼仪的教师，出于殷商后代，专以司礼为周朝人服务所形成的一个特殊人群。这个字在后世使用中，那种研习五经孔学并成一时气候的人被称为大儒，而衍生出的儒雅、腐儒等词汇，大概还是与拘礼仪有关联，现在它又落在了主张复兴传统文化的人口中。论语中的孔子崇周公，周公重六艺，不知孔子因为崇周公而以六艺教人，还是因为他教六艺，而追述周公，当时诸子百家各自所依据的文化资源是如何被使用的？孔子以教人六艺著名，而“六艺”之名并提却见于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艺中的诗、书、礼、易、春秋相传是孔子所作，更严谨的研究说，是经孔子编辑过的。其实，相隔 2000 多年来想象孔子的时代根本没有可能，根据论语来揣摩孔子的原意也是少有确证，但是其中的议论，时时会忽然穿越时空出现在今天的某一个场合，其时其景似乎遥远地对应补充着论语中那些没有被记录的上下文。有时候，这时间的隔阂又坚不可破，比如对“君子”、“小人”这种词汇的现实使用是具有道德含义的，而历史记述中，论语说到的君子、小人只是社会阶层的名称，君子是士以上的阶层，小人是士以下的人群。周朝的封建等级制度崩溃，作为阶级称谓已经意义不大，在比喻的意义上君子、小人才有了道德含义，由等级区别变为人格区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几乎无法判定这漫长时间的两端，哪一端的论语更是真实的论语。如果盘根蔓节地去追述时间另一端的论语，会发现孔子沿用了很多在当时就是传统的概念，如天，命，仁，乐等，孔子时，仁已经是一个公认的道德原则，而孔子把仁提到了一个更有解释空间的高度仁者，人也。于是后世儒家各有所解，莫衷一是。孔子言“性相近”，却又没有明确论述，后世弟子孟子阐发“性善论”，荀子论证“性恶说”，性善性恶遂成为后来儒学的一大问题，很多现代学者从中看到了它对人的尊重。中国思想史家劳思光断定，孔子立说，原是以政治秩序问题为主，其他关于仁、礼、名、天等等概念都是以解决政治秩序问题为诱因，推而进入的。周公时代被孔子看作是一个礼仪完整的好社会，到了春秋乱世，虽还有周时的遗风，但礼仪背后的观念内容变化了，周朝制度所依赖的阶级秩序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论语讲“礼”，是在讲礼仪的观念，这个观念所依据的是人间的秩序，进而更深入地推寻到外在秩序的情感基础，从儿子为父亲隐瞒罪过的自然亲情，又归结到对社会邦国的政治秩序上。孔子之后，“七十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教士大夫，祸隐而不见”。战国韩非说，后来“儒分为八”，分别是子张、子思、颜回、孟子、漆雕氏、仲梁氏、荀子、乐正氏。民初杨幼炯考：根据论语里提到的“十哲”，这八个人应该分别来自孔子的八个好学生，其中曾子和有子是最有影响力的学生，孟子来自曾子之学，荀子来自有子之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弟子 77 人的姓名，在论语中出现只有 29 个，从中得见，这些学生在当时就有同门不合的言论，子张就看不上曾参每天三省、战战兢兢的做派，漆雕氏是孔门中的武侠派自有理想，子张和漆雕氏的学说早不传世，“儒分为八”中也就没有被当作孔门正传。这也许与论语编纂者是曾参弟子的公案有关。八儒中，在战国时荀子的思想地位其实高于孟轲，荀子强调了儒学里实用的入世倾向，而孟子开发了心性的伦理观念。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轲的心性说不以为然，指责他们：没有理解孔子，只学得了一些零碎的知识。所鼓吹的五常，被世上的糊涂人不知真相地往下传，这是子思和孟轲的罪啊。荀子认为：孔子的思想成体系，言行一致，孔子主讲仁，有时仁和智并讲，偶尔也讲勇，从没有把仁义理智信平行而论，义和理是从仁和智延伸出来的，被孟子搞成并列关系，就叫做“不伦不类”。战国时代，儒家只是百家之一，在后代的儒家传记里，孟子、荀子并没有被纪录为儒，还属百家诸子。但是孟子 1000 多年后，从八家之中脱离出来在元朝被奉为与孔子并称的亚圣人。论语与孝经并列传闻两汉儒家多有对论语的注释，但基本都失传了，最早有郑玄的注释还留有一些残卷，最有名的是何晏的论语集注。而后，代有人注。因为论语是孔子在教人六艺时的言论辑录，所以它具有阐释性，西汉时论语、孝经并列为小学，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到东汉时立为经书。汉初的儒者很少有纯儒，如陆贾在汉书里被列为儒家，他有关历史的言论很近于荀子，但他言论政治又与老子近似。从叔孙通为汉朝定制了一套礼仪制度，董仲舒以阴阳家言糅合于儒学，汉代儒学向实用政治接近。史记董仲舒传记：前 134 年，汉武帝问策，董仲舒答：春秋是天地之常经，可是朝廷是以别的道为样板，人们的言论思想各种各样，国家不断调整政策，臣民都不知该怎么应对，所以，他提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样制度统一，法度清楚，臣民才知道遵守什么。先秦儒，认定人不是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所以讲伦常秩序。从血缘上最近的人际推广到君臣朋友，所以讲制度。但是汉儒没有利用荀子的政治理论，却发挥阴阳五行来讲五经，因为孔子有天道人道之说，董仲舒的基本概念也是“天”，但他论证天君王是受命于天，所以是天子，天子要以天为法，这是天子该尽的孝道。国家行事如不合天意，天就会显出灾害来警告：君王对臣子没有礼法，夏天就会多暴风；如果君王的旨意不能被执行，秋天就多霹雳；如果君王视听不明，秋天就多闪电，春天和夏天就暴雨不断；如果君王的心胸不宽阔，秋天就多雷。所谓天人感应。因为天是不会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汉武帝问策的时候，他对策说的道就是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之道。因为他讲阴阳，又把此对应于人事，“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于诸阴阳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王道之三纲。三纲五常，由天推理出来。六艺中，乐没有经书传下，其他五经被奉为国家经典，立五经博士传授，汉儒根据五经为汉朝制定法制，所以“孔子为汉制法”，而且这一制度一直为后世仿效。儒学的经书在汉武帝推崇下成为国家经典，为学人所必修，从此以后，直到康有为，凡著书立说，如果要取信于人，无不以五经为名。司马迁修史自序中道：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有能继承孔子正易传，继春秋的，就是我了。“小子何敢让焉。”从这豪言中大概能看出，司马迁也是要继承孔子大业。史记之后的中国历史都本着这个传统，表面写世事兴亡，荣辱得失，其实是写治国安邦之道，甚至天命人道。孔子儒学被定于一尊，与大帝国的局势相关联。汉初基本没有明确的政治蓝图，而依黄老，主张无为，制度上沿用秦制。按春秋所论，周朝八百年，而秦只有二世，其中有王朝兴亡的微言大义，儒学政论当然更符合建立一个千秋大帝国的理想。汉武帝选择儒学独尊，之所以重春秋，讲制度等级规范，讲孝，以伦理道德而讲国家制度，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先学论语、孝经，然后入官学五经，在董仲舒提议下各州郡每年向国家举荐茂才孝廉，此后，公卿、大夫多文学之士。这样也把春秋以来的个体游士重新纳入社会组织中，从此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整体命运。秦朝曾提出“以吏为师”，汉以后，“以师为吏”，“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理想道路和心理传统。关于人生的学说在汉初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孔子说仁，讲做人的道理，汉儒则讲论语的同时传讲孝经。自孔子删述六经之后，经过秦朝的焚火，楚汉战争，多有遗失损散，汉成帝时命刘向等一批人校理各类旧书籍，刘向是校理经传诗赋的，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其职。哀帝时，把所有的书总归为七类，编成七略上奏，书布天下。首先是六艺略(乐首次列出，但一直被怀疑是伪作)，第二是诸子略，儒家如曾子、孟子、荀子都列在诸子略之内，而孔子不在其中，论语和孝经一起附在六艺略之后。可见在西汉末年的儒学更尊儒学经书，而超过对孔子的尊崇。也许是对儒家之名的理解不同，在汉代编的儒林传中，诸儒是从汉开始排，曾子、孟子、荀子都不在那个序列里而属百家诸子。汉朝的儒，都是以传经论治为业，而战国的儒是以明道教人为任。章丙麟对刘歆编七略评价极高，他说：传播典籍，从孔子开始，其后只有刘歆了。汉兴后，虽不像秦皇那样禁书，但在民间，即使是五经、论语，如果没有老师传授也读不到。刘歆整理了典籍后，就可以复制，书商就可以卖书于民间。汉代的经学有今古文之争，与论语的今古文版本同样，今文经是由儒家弟子口授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录下的五经，古文经是当时从孔子家墙壁上发现的用战国时流行的大篆录下的经书。在西汉时被立为官学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学尊崇孔子，以孔子为受命于天的素王，认定六经都是出自孔子之作，以公羊春秋为主，在五经中论证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尊崇周公，孔子只是史学先师而已，相信孔子述而不作，六经就都是史料，刘歆校书之后有“六经皆史”一说，古文经学在西汉时流传于民间，东汉时盛行，训诂学发达开来，经典被弄得烦琐杂碎，汉书艺文志评价：“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不能通。”虽然汉初有大师董仲舒，但他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论证，在思想上比不上淮南子或论衡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道教流行与此不无关系。独尊儒术，道教在政治上完全被排挤，只能在个人生命上开发意义，而汉儒无论是读春秋的，还是训诂的都无法形成广泛的精神生活，跟百姓几乎没有关系，只好另择他说，到东汉末年汇成了道教。孟子并列于论语魏晋之后，佛教道教已成盛行之势。佛道之兴，或与魏晋以来的战乱不断有关。儒学的一个弱点是回避了关于死的问题，这是人人关心而不安的事情。佛道的解释在此能够补充儒学之不足，更兼佛道均有避世出世的追求，这也比较符合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失望晦暗心情。佛道虽兴，但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动摇。比如梁武帝信佛，对佛教的支持一度十分夸张，打仗征兵都找不到人，但他仍然不抛弃儒家的政治制度。于是形成儒学主政治而佛道主信仰的并立局面，正如后来宋仁宗所说：“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南北朝时，儒学在南北各有不同处境。北朝的体制已经破败，朝廷重用儒生，意在治理修复政治秩序。北儒笃守汉学，沿袭汉儒治国的一面。那种儒学非专家不能治之。北周崛起应该有北儒的贡献。南朝虽然偏安一方，但政治体制朝廷规制基本沿袭两汉旧制，又有佛道盛行，所以南朝儒生依然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善谈名理，雅俗共赏。长期分裂和割据也造成儒学理解的分歧，至唐太宗时，儒学状况还是经师们各有所注，解释各异。太宗不满儒学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遂命孔颖达召集儒家重新校定五经。这个重新撰定的五经正义由官方传习天下，科举以五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