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董仲舒:天人三策万年传天人三策万年传“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系列之十一 董仲舒（前 179前 104） ，西汉广川（今河北衡水）人，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政 治家、教育家、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家。其主要事迹记载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董仲舒 治“公羊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汉武帝时，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到京城应诏对策， 于是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即著名的“天人三策”，其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 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 思想，影响深远。 纵观我国的古代历史，总的发展脉络是从分裂向统一发展、从区域的统一向全国的 统一发展。特别是自从秦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以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全国统 一于一个政权之下的时间占了大多数，即使出现分裂，占据一方的各个政权也莫不厉兵秣 马，以重新实现全国的统一为最终目标。时至今日，这种“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深入国人 的血脉，成为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我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思想根源。 “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孔子虽然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却不曾 要求废除诸侯国。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朝中也有主张重建诸侯国、分封皇子为诸侯王的 声音。到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王朝以后，楚霸王项羽更是把分封制重新实施。汉高祖刘 邦因应形势，也分封了功臣、皇子为诸侯王。汉朝能够巩固中央集权，弱化诸侯王的势力， 是经过文帝、景帝、武帝三代的努力才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汉初儒家与董仲舒 西汉建国初期，由于秦末连年兵燹的缘故，国家经济凋敝，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在 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倡导清静不扰的政治路线，把黄老学派的理念作为治国方针。相 应地，儒家之学则被评价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屠龙之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曾 说过：“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 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在他 看来，儒学的长处在于通过礼法维护社会秩序。但他又认为，儒者主张“主倡而臣和，主先 而臣随”，会导致“主劳而臣逸”的局面，不符合无为之道。司马谈的这段话，基本反映了汉 初非儒家学者对儒学的看法。 其实，所谓主倡臣和、主先臣随，充分反映了儒家对上下之序、君臣之别的重视， 恰恰是汉朝统治者所需要的。汉朝建立后不久，汉高祖刘邦召集功臣列侯宴饮，这些功臣 多是以军功起家的大将，对礼节很不在意，他们边喝酒边争论功劳大小，喧哗不止，喝醉 了以后更是一时兴起，大喊大叫，甚至还有拔出剑来砍宫殿柱子的。刘邦虽然素以旷达著 称，但此时毕竟已贵为天子，看到功臣们这个样子，不由得“心厌之”。这时，名儒叔孙通 适时地向刘邦进言，建议制定一套朝会礼仪，以规范秩序，高祖就让叔孙通负责此事。叔 孙通带着一班儒者，制定了一套简易又不失帝王尊严的礼仪，献给刘邦。刘邦将叔孙通所 定的礼仪在朝会上试行，群臣表现得“震恐肃敬”，再也没有敢喧闹的了。朝会后，刘邦赞 叹道：“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于是任命叔孙通为奉常（主管宗庙祭祀、礼仪制 度的高级官员，为九卿之一，后改称太常） ，其他参与制礼的儒者也都被任命为郎官。此后， 一批儒家学者陆续入仕，以自己的学识博得了朝廷的信任与重用，甚至有官至御史大夫 （地位仅次于丞相）的。董仲舒就是这些儒家学者中的一位杰出人物。 董仲舒是西汉初期广川（今河北衡水）人，以研究“公羊春秋”著称。汉景帝时，朝 廷因重视他的学问，征召为博士。所谓“博士”，是秦朝设置的一种顾问性质的官职，多用 博古通今的学者充任，汉朝因之不改。博士平时充当官学的老师，向弟子传授学术知识， 当朝廷有要事时，则有贡献意见的责任。博士的秩次（相当于今日所说的“级别”）为比六 百石，能够与闻朝廷大政，如遇升迁，则常出任诸侯王的太傅，使之以正理辅导、约束骄 慢不法的诸侯王。 董仲舒出任博士后仍然精勤学问，他为了不分心，在学堂里拉上帷幕，在幕后专心 讲诵，学生则隔着帷幕听讲，甚至有的学生根本就没和董仲舒见过面。不讲课时，董仲舒 则闭门读书，当时流传着他“三年不观于舍园”的佳话。在景帝、武帝之交的时代，他真算 得上当世的一位名儒了。 然而，董仲舒并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那种腐儒，他所治的“公羊春秋”之学，是与 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一门学问。公羊学派的学者认为，孔子在政治上不得志，没有实现理 想的机会，因而通过撰作春秋 ，将自身的理想寄托于其中。 春秋一书中对人物的称 谓方式、对事件的陈述方式经常发生变化，是因为孔子对不同的人物、事件有不同的看法， 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微言大义”。公羊学派学者研究孔子的这些表述，总结出一套孔子褒贬 人事的原则，称之为“春秋之义”，他们将这些原则运用在实务中，与汉朝的实际情况 相结合，做到了以儒家理论解决现实问题。董仲舒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其最集中的体现， 就是令他名垂千古的“天人三策”。 二、天人三策在，不废万年传 前面提到过，汉朝初年，统治者崇尚清静不扰的治国思路，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主 张“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学占上风。固然也有儒生得到皇帝的欣赏和重用，但就整体而 言，儒家学说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的空间。 汉来说，又可称为“策问”。汉武帝在策问贤良时先后下了三次提问的诏书，每篇诏 书都提出了一大串问题。我们不妨对这三篇诏书的中心思想做这样的简单总结：第一次问 的是取法古圣先王有没有意义，怎样才能避免灾异（古人把自然灾害和奇异现象合称“灾异” ，认为都是不祥之兆） ，实现天下太平；第二次问的是古代圣王治国理政情况各异，是否意 味着帝王之道本就有所不同；第三次则是要对策之人再次就前两问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 不言而喻，武帝是要通过策问的方式，找到一个可靠的未来的治国方针。董仲舒对诏书的 回答，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运用儒家学说，特 别是春秋之义，详细阐释了“天”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从历史记录看，如果人间的 帝王做了不合道义的事情， “天”就会降下灾异来警示帝王，让他醒悟，如果帝王仍不悔改， 上天就会让他败亡。真正的王者秉承天意行事，所以推行德教，而不倚任刑罚。正因为君 主应以天道为依归，所以他要让自己的行为上体天意，并以此来引领治下的人民。这就是 所谓“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他反对以出身、财产和资历为标准任用官员，建议让列侯、郡守与二千石之官每年从治下 选拔贤才两人，荐举到朝廷，任命为郎官，让他们在皇帝身边做事，并经过进一步选拔， 逐渐出任县令、郡守。这种选贤任能的办法，无疑比以前纯凭父兄官职和家庭资产标准用 人的方式好很多。此外，董仲舒还在对策中抨击了当时官府剥削百姓、夤缘为奸的一些做法，认为应该禁止官员以权谋私，这在当时都是较为进步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借b 意义。当然， “天人三策”中最重要，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著名的“春秋大一 统”。这里的“大”，应该解释为“重视、尊重”的意思，也就是说， 春秋尊重“一统”。这 个“一统”，原指的是天下的诸侯、人民都受周天子的统治，尊重其权威， 春秋记事，在“正月”前加“王”字，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董仲舒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 通谊”，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 下不知所守”，建议禁止不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邪辟之说”，认为这样可以形成稳定 而统一的纲纪，人民就知道何去何从了。班固将董仲舒的这番言论总结为八个字：推明孔 氏，抑黜百家。这也是汉代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语的最初来源。 董仲舒之所以会在对策中提出“大一统”的观点，一方面固然是受到“公羊春秋”通说 的影响，但时代背景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在汉武帝以前的时代，汉朝还没有彻底完成中 央集权体制的建设。汉高祖刘邦打下江山之后，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刘邦生前消灭了 其中的六个，但他却没有将这些王国收为直辖郡县，而是另外封了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 王，去统治这些地区。这些同姓诸侯王在高祖、惠帝时期还不敢胡来，后来随着享国日久， 他们在封国的权势越来越大，跟皇帝的亲戚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于是各种各样的阴谋就出 现了。在武帝的父亲景帝时，爆发了一场同姓诸侯王的大规模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汉景帝派大将出征，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参与叛乱的诸侯王或自杀、或被杀，汉朝中央 的权威由此得到了加强。董仲舒倡导“大一统”，与景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强化的历史背景 是分不开的。 七国之乱虽然被平定，但尚存的其他诸侯国仍有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那些辈分高、 封国大的诸侯王，皇帝平时都要对他们表示尊重，实在难以控制。如在汉武帝刚登基时， 他的叔祖父淮南王刘安就觊觎帝位，后来竟发展到阴谋叛乱的地步。武帝的兄弟被封为诸 侯王的，也大多骄恣淫乱、不守规矩。董仲舒强调“大一统”，实际就是主张从思想上树立 朝廷的权威，皇帝以确立了官方地位的儒家思想“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诸侯 王国自然也在被“正”之列。所以我们可以说，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既是汉代大一统国 家日渐强势的产物，又是大一统局面继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董仲舒的“大一统”理念，与年轻的汉武帝非常合拍。对策结束后，丞相卫绾秉承武 帝的意旨，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 正与董仲舒在对策中的建议若合符节。在大批治法家、纵横家之学的“贤良”被罢的同时， 董仲舒却由秩六百石的博士被直接提拔为秩二千石的江都相，进入汉朝高级官员的行列。 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兄长，以“素骄好勇”著称，但据历史记载，他对明礼义、知天象、 博学多闻的董仲舒却十分敬重，也能接受逆耳的谏诤，这或许与汉武帝歆慕儒学，以及董 仲舒在对策中表现卓越、天下闻名有一定关系。 然而，在帝都长安，汉武帝充满热情的更化运动很快就夭折了。临朝听政的太皇太 后窦氏（汉人习称“窦太后”，是汉文帝的皇后）本来就不喜儒家学术，又得知赵绾奏请皇 帝“毋奏事太皇太后”，要把她从权力中心排斥出去，更加生气，于是派人刺探到赵绾的把 柄，逼迫武帝将其下狱，最终赵绾自尽。此后，在窦太后的压制下，汉武帝被迫改变路线， 废除了一系列遵循儒家学说制定的政策。董仲舒幸而未被波及，在江都做了一段时间的太 平国相后因故去官，不久又被起用为中大夫，回到了长安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只是，他的 “大一统”理想，还能实现吗？ 三、今古独崇下马陵 幸运的是，汉武帝是一位有志于作为的英主，他既不甘心永远在窦太后的阴影下亦 步亦趋，也不愿意让诸侯王和地方豪族继续恣睢横行。建元六年（前 135） ，窦太后去世。 次年，汉武帝改元元光，又开始推行之前被迫中断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元光元年（前 134）冬十一月（当时的历法以十月为岁首） ，武帝下诏，命郡国各举孝廉一人，这正是对 董仲舒“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建议的实践。 五月，武帝复诏贤良对策，与董仲舒同治“公羊春秋”的公孙弘在应诏贤良中脱颖而出，被 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成为武帝朝的一颗政治新星；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等也都陆续受到擢用。儒家，尤其是公羊学派，一时风光无两。纵观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地方王国势力逐渐被削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发展，这都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被重 新实践的结果。 然而，此时的董仲舒却卷入了一场大风波之中。就在窦太后去世前不久，先是官方 在辽东郡设立的高祖祭庙起火，接着又是高祖陵园的便殿遭了火灾。祖庙、陵园的建筑着 火，在古人看来是上天震怒、动摇根本的大事，汉武帝深感戒惧，穿了五天素服，以表修 省之意。董仲舒此时在长安任中大夫，实际是皇帝的高级侍从，并兼有参议政事的职责。 他既有顾问的责任，又精通儒家的阴阳灾异之说，故而在家中私下推究这两场火灾的“天人 感应”之理，并据此写成了文章的初稿，这大约就是元光元年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