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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15年GDP增长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2016年 中国统计年鉴,笔者整理绘制。 2009-2016年商业银 行景气指数和资产利润率情况2009-2015年分行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情况2009-2016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情况 注:资料来源 于中国银行(601988)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笔者整理。 2009-2016年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情况 注:资料来源 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笔者整理。2010-2014年商业银行对不同类型企业的 贷款增速情况2011-2014年商业银行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票 据贴现增速情况2009-2016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例和资 本充足率情况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常态综合表现为投资贡献度下降、劳动力红利收缩 和内需潜力稳定增长,它将通过投资渠道、信贷渠道和 中间业务渠道作用于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资产风险和 资产有效性。从投资渠道看,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 逐渐消化和边际激励的逐渐减弱,以及“去产能”、“去库 存”的政策背景,中国经济增长将由过去长期依赖出口 和投资导向模式,转变为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拉动导向 的增长模式,这将弱化长期以投资贷款为主要利润来源 的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且利润率和银行业景气指数下降的时 间和区间与投资增速下降相一致。从信贷渠道看,金融 危机爆发之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表现为“U型”变 动轨迹,拐点出现在2012年的四季度,拨备覆盖率在金融危机后表现为“倒U型”的变动趋势,拐点同样出现在 2012年的四季度。商业银行贷款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贷款增速较高的领域已由传统的建筑、制造、房地产行 业转变为金融、文化等新型服务业。从中间业务渠道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由快转缓,大型企业的贷款增速在 2012年后快速增长,且与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间的差距在 逐渐收缩。与贷款增速相类似,小微企业贴现票据增速 也由快转缓,其与大型企业间的贴现增速差距逐渐收缩 ;同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例和资本充足率表现良好, 表明对小微企业的融资倾斜并不会影响或增加商业银行 的财务风险。为此,商业银行应采取“四维度”的资产 质量管控策略。藏波 赵幼力 黄旭经济新常态的综合表 征1、是增速放缓还是短期波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直接反 映是经济总量递增幅度的减少。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2003-2011年,中国的GDP都是以近10%的增速在增 长(按可比价格计算),2012年下降至7.8%,2013年为7.7%,2014年为7.4%,2015年为6.9%。若 放宽时限,观察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年均增长情况,我们 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稳步增长时期主要位于2000-2008年 这一区间,这主要得益于国际经济环境和资金投入。但随着次贷危机 对全球金融体系冲击的逐渐显化,中国经济也步入了总 量增速下降的区间,并凸显在传统优势驱动因素上,如 投资、劳动力和消费需求等。投资增速稳健但贡献度下 降,劳动力增速和贡献度均下降明显,以居民消费来推动经济 增长的趋势已初步显现。数据显示,1979-2013年,资本 的增速较为平稳,其中年均增速为20.36%,贡献度为 133.42%,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资本投入更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中主要的缘起 是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2008年底推出的“4万亿投 资计划”,有些学者将其解释为政府采取的超常刺激政 策。我们可以假设,若政府没有采取这种短期的超常刺激政策,那么GDP的实际增长率将会更低。劳动力的增长 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在长期技术创新薄弱环境下得以 不断增长的重要禀赋优势,1979-1989年和1990-1999年, 劳动力每年分别增长2.90和2.82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劳动力的增速开始放缓,在 进入“十二五”期间增速下降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 (0.39%),究其原因主要为两方面:一是金融危机导致的 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二是“人口红利”进入窄口。在消费(或内需)领域,2010年之 前虽然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速在逐年提升,但二者对宏 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始终没有超过100%,2010年之后, 随着拉动内需和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执行,消费增长率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率,未来这一趋势将更 加稳健。2、经济新常态出现的原因宏观经济增速的下滑 并不是金融危机等外生冲击导致的短期现象,而是全球 技术创新不足、国内投资空间收紧、劳动力红利萎缩和 资源承载力受限综合作用的新常态。首先,随着第三次技术 革命浪潮的结束,技术创新引致的需求扩张模式已不可 为继。第三次技术革命在20世纪末发生以来,一直都是 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繁荣也带来了旺 盛的需求和消费,这对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经济形态的中国 无疑是重要的外部红利。但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 逐渐结束,以及新技术浪潮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全球经 济将步入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一个漫长阶段,中国未来的 增长也将随之减缓。加之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困境,这在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中国商品和劳务的海外需求水平。第二,依 靠提高工业化来带动投资的发展模式已走向末路,投资 效率的恶化进一步阻碍了投资的增加。从世界范围来看 ,中国的工业化率在2000年之后,己显著高于除马来西亚外其 他国家自1970年以来的历史峰值,上世纪完成工业现代 化的主要国家,其进程平均耗时15-20年,而中国的工业 化进程至今已超过30年,可见,进一步提高工业化率的空间十分有限。另外,若以投资和增量产出 之比,即增量资本产出率(或边际资本产出比例)来反映投 资效率,我们发现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从1992年的2.4 稳步提高到2007年的4.2,始终高于国际平均水平2,且差距逐年扩大。由此可见,中国的投资效 率明显较低,这势必会阻碍投资的增加。第三,人口老 龄化加速将增加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是中国经 济在改革开放之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比较优势资源,但 据联合国2010年数据,中国老年人口增长率在快速提高,增 长率将于2018年达到1950年以来的最大值5.44%,这将导 致有效劳动力增长率由2010年的0.9%下降到2016年的 0.06%,其后增长率将由正转负。可见,快速老龄化推动中国人口结构步入拐点 时期,供给的快速减少将推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第 四,资源性产品以及资源环境成本由于环境承载力的降 低而显著提高。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致使中国当 前和未来面临资源品紧缺和环境恶化等问题,资源性产品供给 的削减会推高价格,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人民对生活环 境的高要求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也将显著增加企 业生产成本,这一方面是生产过程中为减少污染所施加 的额外环保技术费用,另一方面是对已污染治理所需的企业污 染排放税费的征收。经济新常态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 影响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是一个由投 资贡献度下降、人口结构变动引致劳动力红利收缩和内 需潜力稳定增长综合表征的“新常态”。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 景之下,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 盖率、贷款拨备率等资产质量方面的指标将随之发生变 化。那么这种变化的源起于何处就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 究。1、投资渠道:经济增速下滑对资产收益的间接作用在“ 去产能”、“去库存”作为国家意志予以执行的背景之 下,中国经济增长将由过去长期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导向 模式,转变为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拉动导向的增长模式 ,但从短期转型“阵痛期”来看,投资增速的下降将对长期以 投资贷款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造成显 著影响。2008年年底,为应对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 击,中央增加了“4万亿”的投资,这使得2009-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20%以上,其中第一产 业的投资增速最大,年均增速为42.73%,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的投资增速趋近,年均增速分别为25.05%和 25.08%。随着“4万亿”投资激励效应的边际式微,投资增速在2013年出现下滑,由19.11%下 降至2015年的9.76%,相比2009-2012年的年均增速下降 约7个百分点。其中三产相对2009-2012年的快速增长期 分别下降约20、12和9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一是“去产能”、“去库存 ”等供给侧改革政策逐渐执行;二是收入增速放缓引致 的有效需求下降。这两方面原因将使得投资增速趋缓的 预期由短期转变为长期,导致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的进 一步下降,由2013年一季度的1.37%下降至2015年四季度的 1.1%,年均下降约0.03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年均 下降约0.04个百分点,这与其面对投资性大客户的群体类 型有关。随着银行资产利润率的下降,银行业景气指数在2013年之后出现逐渐下降 的趋势,这与投资增速下降的时点和区段不谋而合,恰 恰验证了投资渠道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资产 收益的阶段性影响。2013年一季度-201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景气指数的评价区间由“一般”(50% 左右)下降为“较差”(25%左右)。值得关注的是,商业银 行景气指数和利润率在2016年出现了上升的势头。这种 势头归因为三方面:一方面得益于“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下基础设施投资“海外版图”的扩展;另 一方面归功于个人购买改善性住房等产生的信贷需求; 再有一方面也是商业银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结 果。2.信贷渠道:收入增速放缓对资产风险的直接作用金 融危机爆发之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表现为“U型”变动 趋势,拐点出现在2012年的四季度。2008年底的“4万亿 ”投资不仅直接作用于投资领域,而且通过投资的外溢 和带动效应间接传道至信贷领域,从而一方面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另一方面改善了商业银行 的资产财务状况。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一季度- 2012年四季度,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2.04%下降至 0.95%,年均下降约0.07个百分点,这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更为明显,由2.30% 下降至0.99%,年均下降近0.09个百分点。随着投资增速 的下降和进出口环境恶化导致的出口型企业经营风险的 增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降转升”,2013年一季度-201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年 均上升约0.06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年均上升近 0.0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是反映银行资产 状况的“孪生晴雨表”,后者在金融危机后表现为“倒U型”的变动轨迹,拐点同样出现在2012 年的四季度。2009年一季度-2012年四季度,拨备覆盖率 由123.90%上升为295.51%,年均增加11.44个百分点; 2013年一季度-2016年一季度,拨备覆盖率则由291.95%下降至175.03%。 拨备覆盖率变化实则是宏观经济变动的两方面“缩影”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部分商 业银行在之前积累的风险逐步显露,进而导致不良贷款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利润增 速已从2011年的39.3%降至2015年的2.43%,说明传统商 业银行靠简单增加存贷款规模赚取利差的经营模式已难 以为继,这对于大型商业银行尤为重要。虽然在短时间内,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仍将逐渐显 露、盈利压力也仍将逐渐增大,但依据150%的国际拨备 率安全警戒线,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抵补能力仍处于稳 定区间。商业银行贷款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贷款增速 较高的领域已由传统的建筑、制造、房地产行业转变为金 融、文化等新型服务业。统计显示,2010-2014年,除去 传统的个人贷款之外,商业银行贷款增速较快的行业分 别为:批发和零售业(年均增速0.39个百分点)、建筑业(年均0.22)、金融业(年均0.09)、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年均0.06)、住宿和餐饮业(年均0.05)、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年均0.0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年均0.025)。与 此相对应,贷款增速下降集中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房 地产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传统的产能过 剩领域。3.中间业务渠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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