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中谈村民自治从比较中谈村民自治“三农”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是给农民充分的自治，让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家乡该不该修路、该不该办学，自己来筹划经费。只有农民的基层自治体健全了，中国农村的问题才可能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今农业税取消，有人称：中国农村开始走出“黄宗羲定律”。取消农业税，这无疑是一个善政。但是，“三农”问题如此复杂，据此认为能使农村走出“黄宗羲定律”这个结论还下得早了些。事实上，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还是村民自治。我们不妨先从“黄宗羲定律”讲起。中国历朝历代，对农民的盘剥虽然甚重，但正税并不甚高，苛捐杂税才是真正的祸害。地方政府为了满足自己的财政需要，衙役们鱼肉百姓，在正税之上加了许多杂派。当百姓不堪重负、国家财政上也收不上钱来时，一些能臣常常推行改革，将杂派并入正税，控制其规模，同时不许再收杂税，避免了地方官僚和衙役中饱私囊。农民负担得以减轻，政府的岁入也趋于稳定。但是，时间一长，官僚们就忘了改革的原初目的。财政一紧张，就又在正税上加各种杂派。本来，将杂派并入正税，是以提高正税为代价，禁绝杂派，减轻农民负担。但是，由于新杂派很快又在提高了的正税的基础上生出，每次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税收改革，最后都成了增税的前奏。对此，黄宗羲有精辟的总结。有学者将之归纳为“黄宗羲定律”，提高了国人对这一复杂的农村问题的认识。不过，人们虽然认识了这一现象，却没有搞清楚这一现象的成因。简单地说，“黄宗羲定律”的根本成因，是笔者所谓的“税收破产”。这一“税收破产”，又是农村基层社会缺乏自治的结果。要解释“税收破产”，就必须从调动农业资源的基本难题讲起。传统农业社会，每家农户能够生产的剩余价值很低。以这一小点剩余价值为基础，能够收上来的税就非常之少。举个例子，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向大企业征税，从一家那里就可以征收几百万元，非常有效率。对小农征税则不同。古代地方官派一个衙役，走好几里地甚至十几里地，到一个农家要五分钱的税，这个征上来的税，还不够雇这个衙役的钱呢。所谓“税收破产”，就是征上来的税额，还抵不了征收的费用。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中，这个问题比较小。因为基层社会是封建 XX 园，领主自己经营，到时候给国王统一上点供就行了。中国传统中央帝国的政治理念，是皇帝对每一家农户的直接控制。统治社会的是一套高度集权的官僚机器。所以，虽然实际的税收方式有各种变通，但在理论上，县衙门的差役要直接到每家农户收税。分散、小额的农业剩余价值，造成了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征收过程，使征收费用高涨。如何应对这样的难局，传统上一直也没有想出一个万全的解决办法来。最终所依赖的，就是制度性的腐败：征收这样分散的农业税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但立足于近代前农业社会的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资源维持如此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也是所谓“黄宗羲定律”一直无法破除的根本原因。要打破这样的定律，就必须依靠基层社会的自治。在这方面，日本江户时代的经验对我们就非常有启发。江户时代，大体和中国的明清时代平行。江户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江南也颇有类似之处。但江户的幕蕃体制，和中国的官僚体制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江户日本由 200 多个自治的蕃组成。征税的基本单位是村而不是农户。这样，征税就不是一家一户地跑，而是一个村一个村地跑。单位大了，从一个税收单位征收的量多了，征收的成本就降低了。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体制促发了基层自治的发展，强化了所谓地方社会的共同体的成熟。试想，按村收税，马上就有村里各户如何分担的问题。由于这个过程政府不参与，就逼着村民自己制定一套规矩，公平分担这一集体负担。于是，各村不仅是自治的，甚至有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到了江户末年，一些发达地区的村民，觉得村里的长老们分摊税额不公，村内的行政费用也征收得过滥，就集体抗议，要求村里的头头们账目公开，把村子所应支付的总税额、村内的行政费用以及向各家征收了多少钱等等，都列个明细表贴到墙上公开。如果村子里的行政经费过高，村民又会抗议，分摊不公更要理论。总之，村民要根据总支出来决定各户所支付的费用。所以有学者说，在江户的村子里，已经有了现代“预算”概念的雏形。笔者多年研究明清的中国和江户的日本，感慨最多的就是两者基层行政的不同。两个社会最根本的区别，从史料上就能看出来。明清的史料，你去第一历史档案馆一看就知道，简直是汗牛充栋，丰富得让你觉得无从下手。但是，这些都是中央官僚机器生产的文件。到基层社会看看，最多是几本县志，再有少数的乡镇志，大家抄来抄去，对当地的记载浮光掠影。村子里几乎没有历史纪录。哪怕江南这么富的地方，你还是拿不到一点村子里的文献。再看江户的日本，人家没有留下第一历史档案馆那样丰富的中央政府文献。但是，村文书却非常丰富。而且这些文书，不是文人们抄来抄去的二手、三手纪录，而是真正的行政文献。这样的对比，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文献是制度生产出来的。只有当制度复杂到一定程度时，才会有文件。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甚少，用于支持制度建设的资源有限。明清的中国，这些仅有的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中央政府。但到了地方，特别是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几乎没有制度结构可言，村子里的行政不是没有就是过于原始，没有作文字纪录的必要。江户的日本，中央政府简单得多。但村内的行政却非常复杂、成熟，非要有大量的行政文件才玩得转。人家的资源，大量集中在地方社会。也正是如此，日本的地方社会组织良好，当面临西方的挑战时，能够有效率地调动社会资源，迅速崛起为一世界强国。要知道，日本到了 1920 年代，传统农业还是其主要的经济部门。那时日本已经击败了中国和俄国，对美国也形成了巨大威胁。走到这步，主要竟靠的是传统的农业资源。这不能不归结于其江户时代奠定的基层行政效率。中国的中央政府叠床架屋，地方社会全无组织，危机一来，没有基本的行政效率，根本不知道怎么调动社会资源。洋务运动迅速失败，孙中山感慨中国是“一盘散沙”，有其历史根源。如今农业税免除了。但“三农”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是给农民充分的自治，让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家乡该不该修路、该不该办学，自己来筹划经费。对此，地方政府不仅要依法行政，而且其本身的规模要大幅度削减，让农村的自治体逐渐代替政府的有关职能。只有农民的基层自治体健全了，中国农村的问题才可能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