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如今，中国既能影响经济贸易、 气候变化、 核武器扩散等各种全球性议题，也能影响包括非洲和中东在内的各地区局势。因此，欧洲需要以全球视角重塑对华政策。在对华关系上， 欧盟成员国不应将思维局限于双边模式中，而是要综合考虑中国对欧洲外交政策中各项事务的影响，以及与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欧洲各国需要在更有效地协调自身政策（最好是在欧盟的层级上）的同时，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才能给有限的欧洲对华影响力增加分量。简而言之， 欧洲需要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对华政策。此外，中国目前许多重要外交决策是由其国内的执行人作出的， 而国外对此缺乏了解。 欧洲需要对这些人员增进了解并加强沟通。过去，欧盟成员国之间协调对华政策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与欧盟之外的国家合作了。虽然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全球经济危机后更是如此，但是，中国与邻国以及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给欧洲建立新的同盟， 并增加对中国的影响力创造了新的机会。 欧洲还应当与可能存在共同利益的中国体制内的新执行人进行接触。 为使全球性的对华政策行之有效，欧洲需将注意力集中在有限数量的重点事项上。 欧中关系尤其应当聚焦以下五项议题：贸易和投资政策、 产业与技术政策、气候变化问题、伊朗与核扩散问题，以及人权问题。引论中国现时比以往都要强盛。在中国外交政策专家的眼里，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的破产并不是一次性的危机，而是全球力量分布的一次结构性改变。此后，中国在一系列外交议题上变得强硬起来。中国多次轻视欧洲， 以此作为对后者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回应。 同时，对其人权问题， 中国也愈发坦然。 中朝经济关系不断深化。而且，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是最小的。甚至在 “天安舰 ”事件上，中国的态度也是如此。 中国还有意放缓国际社会对伊朗进行新一轮制裁的步伐，因为中国可从不断发展的中伊经济关系中得到好处。此外，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号召西方国家， 尤其是欧洲国家， 采取气候行动而会中， 中国则通过强硬的政策来达到其目的， 即阻止签订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约束性承诺。但中国似乎玩过火了。总之，中国通过国际机制达到其自身的经济、战略利益； 而在这些国际机制对其地位构成挑战时又进行阻挠。全球责任理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承担，但中国却打破了这种期望。这些事态发展证明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中关系实力审核 报告结论的正确性。该报告发表于 2009 年 4 月；报告称，欧洲对华政策正走向失败。 报告认为，欧洲对华的 “无条件交往 ”政策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即在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时， 它必将逐步与欧洲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然而，我们认为， 中国并非如西方国家期望的那样，成为“负责任的利害共担者 ”；而是一面利用“无条件交往 ”政策之便获取国际体系带来的好处， 另一面又在关键问题上拒绝国际社会的要求。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是使国际体系“空洞化 ”。在报告中， 我们提到，欧盟成员国间的分裂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实力；而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 各成员国也遇到各自的难题。 我们阐述了欧盟是如何被两道鸿沟分割的：一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与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二是倾向于附有政治条件限制的人与主张通融妥协的人之间的分歧。自报告发布以来， 这些分裂的情形导致了成员国里边一连串更为令人难堪的失败结果。例如，中国接连孤立丹麦、法国及德国政府，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支持达赖喇嘛。反过来，英国在2008年转而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却没有因此从中国那里得到好处。2009 年 12月，中国反而是执意驳回了英国政府以及英国人阿克毛?沙伊赫的再三请求，判处患有精神疾病的沙伊赫死刑。欧洲内部不够统一， 而欧盟层级上各领域不同磋商和协议所体现的不一致，还有经济贸易政策与外交政策及治理议题这两方面所表现的不协调，都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 然而更糟的是， 欧盟在对华态度上还经常改变（在欧中峰会时也是如此），这样手里本就有限的筹码运用起来就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始终坚持要求欧洲取消 1989 年起实行的对华武器禁运， 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并减少与台湾及西藏领导人的联系。 我们在报告中建议欧盟摒弃过去对华的“无条件交往”政策，转而采取我们所谓的 “互惠性交往 ”政策。换言之，是从一种基于欧中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假设而制定的外交政策，转变为这样一种欧中关系 讨价还价和权衡取舍将成为这种双边关系的常态。本政策简报旨在推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项目，并通过更多的细节， 解释这种政策的关键因素应该是什么。简报提到，欧洲应该重新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对华政策。欧洲不应只以双边和传统的外交政策视角来看待对华关系，而应从一系列政策问题， 以及中国与别国和地区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其影响。简报认为， 欧洲各国需要更有效地协调自身政策的同时，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以提升本来其有限的对华影响力。 最后，简报阐述了欧盟如何在下述五个关键议题上着手推行这种全球性的对华政策： 贸易和投资政策、 工业与科技、 气候变化、伊朗与核扩散，以及人权问题。一个全新的中国？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至少从短期的效应来看，中国在经济上无疑已变得更加强大。在全球经济危机初期， 该国具备的充足预算状况使其能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初推出刺激和贷款计划， 该计划包括银行贷款在内规模达2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储备新增的货币发行量， 或是欧洲中央银行对银行流动性的供应。由于其极具竞争力的成本，中国出口所遭受的损失比它的竞争对手小：其货物和服务出口减少了 10.6%，而同期除去中国的全球出口量则下降了16%。自 2008 年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刺激） 政策无疑造成了国内经济中巨大的基建、借贷和房地产泡沫。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对美元几乎零利率的水平意味着即使泡沫破灭，也可能只造成国际性的通货紧缩，而不是中国的经济灾难。 中国将更多的货币储备用在了海外直接投资，并且在亚洲一些新的货币互换协议（未经检验） 中占有了一定份额， 但在承担新的金融责任方面，它仍保持着审慎的态度， 比人们通常所想的还要谨慎得多。而当中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强大，我们在经济、 外交、军事和人权等一系列领域也见识到该国新显露出来的强硬姿态。尽管中国一贯重申它如何重视欧洲，但欧中建立伙伴关系和签署合作协议的进程已陷于停滞。虽然美国新政府史无前例地尝试与中国接洽， 还在战略利益和要求方面做出了妥协，但在美国关注的重要议题上，如朝鲜和伊朗问题， 中国不愿合作的态度让美方越来越感到沮丧。同时，中国正稳步扩大它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包括伊朗、 缅甸、朝鲜、 苏丹和土库曼斯坦。该国在大宗商品生产商 （尤其是在西非） 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幅度正在迅速成长。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在为诸如沙特阿拉伯的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中国在维护主权方面也变得更加高调。中国对于美国对台军售一直非常敏感，但现在它敢于公开威胁要制裁美国涉嫌军售的企业，正如之前威胁欧洲的企业那样。中国还提高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姿态，在战略问题上既不与西方合作，也不迁就其近邻（例如印度、日本和台湾）。过去30 年里中国的军费增长幅度只有一年没上两位数，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军事地位仍比美国差一大截，但亦足以给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2010 年 1 月，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在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的高难度任务 这是该国不断加速迈向军事现代化的最新进展。如今，中国查问进入自己海上专属经济区的美国船只，自己的船只却进入了邻国的专属经济区。中国宣称自己对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拥有管辖权的声音越来越大， 并且扩大了同印度接壤边境上的军事基地。（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60 年里，中国只有两次对外大动干戈 1962 年与印度的短暂战争，以及同样短暂的1979 年对越南战争）。中国称之为藏南地区中国也越来越公开地拒绝西方的人权标准，现有时甚至乐于显示出对自身法律的漠视。例如， 2010 年 1 月，一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关于当时失踪近一年的异见者高智晟的下落时， 回答道：“他在他应该在的地方 ”（在失踪超过一年以后，高智晟在警察监控下短暂现身，然后再次失踪）。 这种漠视体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变化， 并可能使中国政治精英和公众舆论之间产生裂痕。中国在对待外国批评方面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例如，2009 年，中国抵制丹麦政府，因为后者几十年来一直推行双面战略， 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合作， 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的人权及其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这一连串事件导致了欧洲， 甚至事实上是整个西方世界， 在对华关系的专家分析及媒体观点上都发生了转变。很快地，自满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焦虑所取代。甚至商业上对中国市场的看法也不那么乐观了。谷歌威胁退出中国 除非其用户的安全得到保障， 这说明（外国）公司不再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在中国做生意。而对（中国）不公平竞争、 倾销以及操纵货币的谴责声势也越来越大。实际上，很多受愤怒情绪驱使的分析家， 现在都呼吁西方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然而，与以前的 “无条件交往 ”共识一样，这些要求发出战略挑战的呼吁也是不切实际的。西方和中国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这就使得我们不能用盲目对抗来取代盲目合作。再者，对华观点的急剧转变反映了西方的舆论领袖们的情绪变化，而非中国的政策出现了突如其来的攻击性转向。实际上，在中国，似乎同时出现了几种趋势。例如，最近中国的政策出现了一些趋于缓和的迹象。中国官员在北京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们商谈。 在激烈的政治镇压后， 对新疆的治理也正在改善。 几个准官方的发言人最近建议中国在全球问题上应该做进一步的关键性让步。例如，重新估值货币以及与美国合作制裁伊朗。但这些事态的背后也伴随着中国不妥协的迹象。比如，中国无视人民币升值的呼吁，已经重申了钉紧美元的货币政策，而且还可能把人民币汇率压得更低。这些表面上矛盾的事态发展暗示了中国政治精英中确实存在分歧。尤其是有迹象显示，高层中存在着民族主义政策拥护者与国际合作倡导者之间的争议。受到包括 2012 年新领导层过渡在内的若干因素影响，中国外交政策显得起起伏伏。不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起， 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未能很好地避免受到外界的审视。 西方可以接触到的中国外交官们往往只会闪烁其词、轻描淡写或直接否认。 同时，现时中国外交的很多关键决策是其国内军队、大国营企业还有党内的执行人作出的， 而国外对于这些人物都不甚了解。了解这些新角色及其兴趣是制定一套有效的对华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中国日益增大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内部发生改变， 其国家地位亦发生变化。 造成这一结果的背景是全球的大变化。中国当前集中从若干要素攫取利益：长期良好的人口形势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 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但事实上已是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及第二大经济体；还有其巧妙务实的外交政策一边口头承诺迎合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机构，一边在双边关系上显示出慷慨大度。分而治之的策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事实上，中国早在清朝乾隆时期， 就已经利用外国人之间相互争斗打败了最后的蒙古帝国。同样，国民党的蒋介石提倡用“以夷制夷 ”战略来击退西方。中华民国引领了一场结束所有西方治外特权的抗争，并在 1942 年最终取得胜利。实际上，无论是强是弱， 无论是拥有盟友还是在战略上受到孤立，中国一贯推行的是一套极度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唯一的变化是，中国影响力在不断增强。过去，当中国的影响力比现在弱时，它在国际上作出了若干项长期的妥协措施。中国在 1992 年到 1998 年间签署了一系列军控协议，并且在1999 到 2001 年期间有步骤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同期，中国还树立了新的安全理念，强调互信互利。从 1996 年到 1998 年的 3 年里，它与所有的重要伙伴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 1998 年 4 月与欧盟签署建立 “长期和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协议。中国还在 1997 年考虑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建立互信机制，继而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第一次会议于1996 年举行）。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展引发了乐观的观点，即身为参加者和学习者的中国将很快成为一个贡献者， 并最终成为一个 “负责任的利害共担者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