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的高考制度科举时代的高考制度科举时代的高考制度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客籍人都不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结果造成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代际遗传。这种歧视政策也酿成了赣南的长期社会冲突。近日， “异地高考”改革进入快车道。一方面这是为了解决城市新移民的子女升学障碍；另一方面， “异地高考”还指向高考录取公平问题。一些“高考大省”的考生，对以京沪为代表的发达城市，以及边疆教育落后地区的低分录取，一直难以认同。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大国，科举历史上一直有“异地高考” 、“高考移民”等问题；科举制度从来与户籍、录取名额地域分配、歧视反歧视联系在一起。下面从国家考试-地方考试、地域公平-考试公平这两组维度，来分析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的分配。科举制起于隋唐，以考试论英雄，取代被门阀贵族所垄断的察举制，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不过京兆府分配的名额远超其他地区；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所以，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这就有了第一个问题首都录取名额畸高。宋代也有这个问题。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 。以嘉祐五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是 266 人，而陕西只有 123 人，广东只有 84 人；而且，国子监 108 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无怪司马光称：“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到清朝，顺天府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顺天府的名额是 185 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 152 人，广东省为 102 人。首都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首先，这是因为首都是朝廷勋贵所在，高录取名额是在照顾“官二代” ，这是制度性的不公。此外，首都的确集中了优秀的教育资源；同时，京城的文化圈子，也方便考生了解考试动向。宋代司马光所谓“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 。这些共同造成了首都的“低分洼地” 。第二个是地域公平问题。唐朝后期开始，由于南方的经济地位崛起，考试内容倾向文学诗赋等原因，北方士子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南方人后来居上。北宋可考的 9630 名进士中，居然只有%是北方人。在 1064 年，代表南方利益的欧阳修，与代表北方利益的司马光发生激烈辩论：前者主张“唯能是选” ，起点公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后者主张“校正的正义” ，要分地区录取。很难说他们谁就是错的；事实上，此后考试公平、地域公平成为中国教育决策的两个基本维度。今日的“异地高考”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延续。南北冲突的高潮，是明朝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 。由于那一科会试录取的 52 人都是南方人，引发北方举子的强烈不满，指责湖南籍的考官包庇“老乡” 。朱元璋出于笼络北方人心的考虑，居然处死、发配了多名考官，并亲自主考和阅卷，结果那次录取的都是北方人。之后为了缓解南北差异，明朝会试中按南北分别录取，全国被分为南、北、中三部，按 55：35：10 的比例录取进士。清代对会试名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康熙五十一年，实施“分省取中” ， “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 ，取代了南北卷制度。第三，地域不均衡不仅反映在国考中，也体现在地方考试层面。宋代欧阳修称：东南地区的“解额”是100：1；而西北地区却是 10：1，两者相差 10 倍。因为“老少边穷”的考生考不过文化强势地区考生，所以国家要对弱势地区搞倾斜，多投录取名额，降低“分数线” ，从而缩小文化差距。这是国家正义，但对考生个人未必公平。有学者统计了乾隆年间的各地乡试的录取率：文化大省江苏是；落后地区云南是，贵州是 21。落后地区的录取率是发达地区的几倍！这种“高考洼地” ，也引发了“高考移民” ，古代称之为“冒籍” 、 “冒贯” 。高分地区考生，通过过继、投亲、买地、冒名、串通官员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到低分考区参加高考。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在家乡洛阳考取无望的情况下，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在宣州冒籍考试。再比如，清代诗人、学者赵翼是江苏常州人，如前所述，江苏是科举考试竞争最惨烈的地方。少年家境窘迫的赵翼时来运转，去投奔在京津做生意的外舅，以“商籍”先入县学，后参加顺天的乡试，一举得中举人，之后殿试得探花，彻底改变了命运。这种“南庠入北闱”就是冒籍，赵翼还写诗为自己开脱：“士穷则躁进，此事古来有；要当期大节，微眚岂足垢？”在录取名额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客籍人参与考试，就等于挤占了本地的人资源。所以，古人对于客籍人在当地参加科举，是极敏感的，不肯轻易平权。以明末从闽粤移民到赣南的客籍人为例，这些移民并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要么附于当地人的户籍之后，叫“民尾户” ，属于临时户籍性质；要么寄于当地人的户籍之内，叫“甲首之户” ，家族世世代代受操纵于寄籍的里长户。而且，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客籍人都不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结果造成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代际遗传。这种歧视政策也酿成了赣南的长期社会冲突。这些历史镜鉴，值得今日的高考改革参考。白起真的坑杀了四十万赵军吗？如果俘虏就坑死四十万，那战斗减员得多少？1998 年有本书叫长平之战中国古代最大战役之研究 ，靳生禾、谢鸿喜两位军事历史地理学家合着，是现在关于长平之战研究最为权威的一本专着，其中很多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了，这本书无论是考证还是实地考察都做的非常细致，论证也让人信服，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值得一看。摘取集其中几个观点长平之战秦坑杀赵国的人数虽不一定有 40 万之众，但是也不会差很多，同时秦军也在此战中损失了四五十万的兵力。当时坑杀赵军是在现在上党范围内的多个地方，并非以前很多人认为只在永禄一地。坑杀的方式并非活埋，而是先击杀，然后随意埋葬。坑杀的人中，并非全都是赵国士兵，而是赵国的士兵加上当时上党的人民。长平之战可以说是秦赵生死之战，作为当时排名前二的军事大国，秦赵都倾尽全力了，特别是赵国，丢了长平关，就相当于丢了门户，所以聚集四十万大军来守是可能的，而秦军据考证可能最后动员了百万人。很多人都是质疑这点，认为古代战争并不能动员如此多的士兵，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在古代，战争时期都是全民皆兵的，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在战时皆要出战虽然是口头说法，但是以男丁数量的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数量来征兵是很常见的政策，木兰辞刚开头大家都记得吧，古代的人口统计制度中，户作为基本单位，一般一个“成丁”和其配偶加上其子女算作一户，每一户在战时出一个兵员，想象一下就知道征兵比例之高。长平之战，是赵国保护上党的战役，除了赵国从各地征集来的士兵外，上党本地可能使用更加严酷的征兵制度，据说在坑杀时白起曾经下令 270 个赵卒因年纪过小而没有坑杀，以当时的局势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白起只是偶尔在某个坑杀现场遇到了 270 个年纪过小的人动了恻隐之心，那么是不是，有更多年纪过小，或者其他在一般并不符合征兵条件的人，在长平之战中被坑杀，这些人可能都是上党的平民，被迫卷入战争中的。中国古代如果说游牧民的兵力，游击的兵力或者远征的兵力，动辄几十万的，一般都是掺了水分的，因为古代战争的士兵调动能力很差，所以看到远征，大多几万人已经是大军，就算真能动员那么多人，将领也不一定愿意带如此多吃干饭的，更愿意带精锐。但是长平之战不同，从地理上，就是现在的陕西打到山西，秦军最初的十万人，从侯马进入山西，一路进军到长治附近，这并非很难的事情，而后来三年中兵员一直在增加。赵国就更近了，长治以东都是赵国的地盘，仅仅以战争动员力来说，双方的兵力都非常可观。还有一点，无论赵军的四十万人，还是秦军的一百万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秦军最早进攻上党，也不过十万兵马，而赵军以廉颇迎战，士兵数量也必然不会特别多，但是战争从上党归附赵国开始，持续了 3 年，秦军不停增兵，到最后以至于动员十五岁以上的国民全都过去阻隔赵军兵粮，赵军在这个过程中，也必然不停的征召士兵派往前线，所以最后六个月决战时，才能有如此之规模。另，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太大感觉的话，可以去长平古战场去看看，现在附近各地的骸骨坑基本上都已经被发掘出来了，我仅仅是看了图片，就已已经感觉非常震撼。为什么中国也曾多次爆发鼠疫，却没有留下像欧洲对黑死病那样的深刻历史记忆？在西方中世纪历史研究和陈述上，黑死病是绕不过去的一环。甚至很多历史学家将中世纪农奴制的结束、工商业的发展和宗教影响力的下降都归于黑死病。中国古代也曾经多次爆发黑死病，但相关记录一直散落在正史的边角或者私人的笔记上，在史学研究上也一直鲜有提及。一直到近些年才开始有历史学者着手黑死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研究；但普通大众对此也没有太深刻的印象，甚至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出现过黑死病。想请教一下大家，这种对黑死病的历史记忆差异是怎么形成的？中国历史上的鼠疫爆发情况可参见: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 年)作者:曹树基李玉尚上帝的跳蚤 作者：京虎子我觉得有 3 个原因：1、我们国家古代的卫生习惯要远远好于欧洲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对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继承十分有限。为什么现在欧洲人比中国人能喝酒？因为有一段时间欧洲的水根本就不能喝.不能喝酒的都被淘汰了.老外为啥用香水？因为历史上都不洗澡，太臭了.相比之下，我国有烧开水，吃熟食的习惯，还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垃圾处理机制，比如粪便返田等等。良好的卫生习惯降低了瘟疫的爆发概率和严重程度。另外我国的医学传承也要好于欧洲。2、我国古代不是没有爆发过疫情，但是国土面积广大，又是农业社会，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想想我们的祖辈、曾祖辈，有些人一辈子连乡都没有出过-人口流动有限，所以瘟疫想跨国传播是有困难的。欧洲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小国林立-需要进行的物资交换更为频繁，人口流动大，会加快瘟疫传播的速度。3、因为文化原因，我国的历史记载集中在“人心”的分析记录上，对科技记载、文化记载都不太重视，加上统计学的落后，关于瘟疫的记录本来就不太充分。而且一翻开常规历史书，都是讲王侯将相，改朝换代等等，总之大多数都是在关注政治、军事、人物命运之类的，对疫情、科技、文化等也缺乏了解。-鉴于有评论提出了异议，虽然我觉得吹毛求疵，但是考虑到自己理工出身，应力求严谨一些：对第一条中提到一句：“为什么现在欧洲人比中国人能喝酒？因为有一段时间欧洲的水根本就不能喝.不能喝酒的都被淘汰了.老外为啥用香水？因为历史上都不洗澡，太臭了”一句，我的主要依据是道听途说，尚有待考证，权且一乐即可。中国古近代史和欧洲历史上饿死大量人口的饥荒年代多吗？古代的平民阶级吃的怎样？如题以前，我因为一次辩论，花了些时间去查询一下，如果有误，请大家指出，我更正一下。主要回答饥荒的问题。大都是近代，几百万的还有一些没有列又不是写论文，主要是因为以前的各个朝代的总人口不是很多，而且古代的信息和统计方面比较落后，有实据和确切数字的不多。几十万人的饥荒数不清，我简单列一下过千万的吧.古代平民阶级吃的怎样，写清楚也需要很长的字数，以后再说吧。1、1959-1961 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公认的数据，目前看到各种出处的证据都缺少一些铁证，基本上都是部分或个例，各种计算方法也是千差万别，同时官方对这三年的资料抱着比较保守的态度，目前唯一知道的就是死人了，而且不会少于百万级别，但到底是多少，目前还是一个迷，下面给三种数字的出处。(1)4000 多万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 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