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王鼎钧的散文谈王鼎钧的散文由于散文文体是一种特殊的品类，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分，它的变革往往并不局限在纯粹的职业的散文圈子内。如果说，陈之藩开辟了一片散文新思维的空间，复兴这一文体作为思想载体的古典地位，而新的审美规范的建树和开拓，不得不让位给纯粹的文艺家去完成。人们熟悉作为散文革新家的余光中的名字，而另一位也许艺术成就更大、境界更为深沉博大的旅美华文散文家王鼎钧，则是为大陆读者所知不多和相当陌生的了。余、王二氏均属创造了散文阳刚之美的作家。倘若我们能平心静气地如同审视中华古典散文的传统那样审视现代散文的传统，那么，现代散文作家中究竟有几位能像庄子、韩愈、苏东坡那样，拥有泰山日出、雷霆万钧的阳刚气象？!台湾散文原本承袭了周作人一派，周氏又承袭晚明小品遗风。毕竟有一种衰败倾颓、夕阳归鸦的气象。是故，王鼎钧和余光中在散文文坛崛起，且不论其思想倾向上还有哪些毛病，他们两人那狂洋恣肆、突兀峥嵘的想像力和排山倒海、阅兵方阵般驾驭文字的能力，将散文的阳刚之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没有理由加以拒绝的。余、王二氏，艺术风格和心理气质上存在差异，余为雄健豪放，王则沉郁顿挫；余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情感内涵及表达方式上，王则更为关注民族审美心理、文体体式之变异，及散文容量空间的拓展上。但他们两人可谓珠联璧合，共同为完成对现代散文传统的革新，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石。粗略地讲，王鼎钧在散文审美变革中的贡献有三。其一，对人的研究，特别是从审美角度，把人放在历史风云激荡的漩涡里加以表现，可谓是王鼎钧贯串自己一生全部创作的主线。他紧紧抓住人的两大系统：生物层次和社会层次的交汇渗透，人作为灵与肉，精神与欲望的双重矛盾统一体，两者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制约的。他从中剥离、并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美与丑、悲与喜错综复杂的图画。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欲望”的双重性，它一方面是发展社会物质文明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欲壑难填”又造成无可估量的破坏；它既是人性的一部分，又是导致人性堕落的罪因。不仅欲网中这一类篇章让我们领悟到作家的深邃哲思和良苦用心，在那树青纱帐中，也同样能看到这一思想在不同侧面上的延伸和阐发。前者写象征物质文明进步的城市的扩展，人和事却事与愿违地破坏践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后者虽然写抗日战争年代的故事，但它的核心基础，仍然是欲望的善恶二重性，但在艺术揭示中，则戒拒了任何一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说教，也有效地规避了以往思维中那种二值判断的习惯，而于复杂中求真、求善、求美。其二，从美感思维的形态上看，王鼎钧对传统中单向度的“乐感文化”，持重新评估与自觉批判的态度。他笔下的人物、事件乃至情愫抒发，无不具有一种拂逆传统欣赏心理的悲剧美，带有双重苦难的性质（时代苦难和承袭传统文化心理堕力而带来的苦难）。美不是苦难和因袭的重担，而是在这种重压下被扭曲却不能被摧毁、被泯灭的人性。他笔下的悲剧，终是与惩罚和毁灭的主题，美丑为邻的主题相绾结。但这种惩罚毁灭的主宰者不是西方文学里至高无上的神。他也不曾从邪恶和废墟中去发掘令人战栗的美。王鼎钧说：由于“时代把我折叠了很久，我挣扎着打开”，因此他要从历史“水成岩的皱折里想见千百年的惊涛拍岸”，就“用异乡的眼，故乡的心”来审视和表现一切。“用异乡的眼”来审视“故乡的心”，对于作为“故乡的心”的民族文化性格，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内文本”的2迁徙、变异，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其三，举凡散文这一包孕极广的体裁的各类体式，杂文、小品、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散文诗，王鼎钧无一不能，都有开创性的建树。在文体上，结构与文调大开大阖，快速、锐利、错落，时而空灵，时而平实，时而拙朴古雅，时而诙谐俚俗，融悲怆和幽默，繁华与恬淡为一炉。他将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结构引进叙事散文中来；用音乐家谱写“交响诗”和“四重奏”结构乐章的办法组织长篇抒情散文；为了扩大散文以小见大的容量，他将一般的寓意象征，改造和廓大成世界本体的象征，换句话说，他笔下的意象和象征，每每有一种哲学上本体论的味道。在想像的方式上，他还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输入以前，就不时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抒情中常常错杂进奇警的幻觉和错觉，其寓言体小品中，局部和细部是写意的，整体和全局上又每每是写实的。这种写意和写实的交融，是他开发了潜意识深度世界奇幻宝藏的一大收获。（选自王鼎钧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本文是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