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鑫良：延安时期为何“只见公仆不见官”2015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一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上，延安时期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和愈挫愈奋、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 。其宝贵经验之一就是，当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和艰险困苦的环境中，在革命根据地认真探索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实践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1941 年 11 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改变了第一届参议会（1939 年 1 月召开）选举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党员的状况，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三三制”的政策；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在选举边区政府委员时，当选的 18 人中本来有党员 7 人；由于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主动申请退出，然后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党外人士递补当选。议员代表李丹生在闭幕会上发言说：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 。李鼎铭认真地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 ”延安时期进行的四次选举，堪称国史、党史上民主选举的典范。选民们也用民谣、小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 ”许多足不出村的小脚老太太，都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赶到选举地点。为了使不识字的选民能够行使选举权，不少地方还使用了“碗里放豆” “香头烧洞”等便于操作的选举方式，开创了“草根民主”的先河。早在 1937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的批语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体现了“从严治党”的理念。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 1941 年 5 月 1 日批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1941 年 11 月 21 日通过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在 1938 年 8 月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还相继制定和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 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 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 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把廉政建设逐步纳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1941 年 12 月底，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1933 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斗英雄，全身有伤疤九十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 ，因贪污 3050 元，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执行死刑。诸如此类案例，彰显了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思想和行动。“只见公仆不见官”美国记者斯诺在 1936 年和 1939 年先后两次长期访问陕北根据地和延安以后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 ；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斯诺称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是“东方魔力” “兴国之光” 。1945 年 8 月 10 日，此前访问过延安的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延安归来 。他在书中写道：“每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 ”“公务人员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 ”“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狙犷傲慢样子，天天见面笑谈，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 。这一点太出我们意外了。 ”“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同期访问延安的左舜生也对梁实秋说，在延安的各级政治机关门口没有警卫，任何老百姓都可以排闼（小门）直入。网络编辑：岚河水书刊报2014 年 12 月 22 日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号 邮政编码：100732E-mail：myywlbjs163.com 京 ICP 备 05072735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