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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在社会公平方面正在面临十分严峻的 挑战。 能不能成功地应对这一挑战, 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改革开放会不会中途夭折。 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就而否认存在的问题,另一 方面,对问题的性质和根源也必须做认真的、理性的分析,并依此来制订对策。与市场机制为敌悲剧性的错 误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 最好” 的制度,而仅仅是一种 “ 最不坏 ” 的制度。它的运行会在社会公平方面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但这种消极 后果的严重程度是与公共治理的薄弱程度相关联的,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忽 略了这种关联关系。首先需要澄清的是, 当前在社会公平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不是由于二十多年 的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引入市 场机制自然就会有竞争, 而竞争自然就会有赢家和输家。赢家和输家从市场上得 到不同的回报, 收入差距自然就会拉大。 至于私人产权, 由于它意味着个人对收 入和财富的排他性占有, 当然既是市场竞争的基础, 也是结果不均等、 机会不均 等的基础。由此推论,假如不引入市场竞争,当然就不会有赢家和输家;假如没 有私人产权,当然也就不会有“ 你的” 和“ 我的” 这样的对财富的排他性占有。如果 你的也是我的、 我的也是你的, 当然也就不会再有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方面的差 距,人们就不会再为了追逐金钱而从事种种不道德的和罪恶的行为。因此,构建 一个公平的理想社会, 关键是要彻底消灭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回顾历史, 这其 实就是自乌托邦以来的几百年中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逻辑。但是,一个 消灭了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的社会如何运转呢?出路只能是国家干预。首先是国 家计划代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其次是把一切财富变成国家所有。所以,按照这 样一个逻辑, 一切市场机制都是敌人, 一切对收入和财富的排他性占有都必须消 灭。整个 20 世纪,人类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来实施这个逻辑,不同程度地参与 这场试验的国家和民族遍及世界各大洲,其结果是无一例外地令人失望。 用斯蒂 格利茨的话说,东欧和前苏联的反社会主义行动以及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的演变, 正是由于 “ 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 。我们自己也用了30 年的时间试 图按这个模式建设一个理想社会, 最后只是在经济社会濒临崩溃的情况下才转向 改革开放,一步一回头地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改革开放不到30 年时 间,我们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两个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使 无数仁人志士一百多年来所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次变得不再遥 不可及。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看上去如此合情合理的逻 辑在现实中没能带来那个他们期望的理想社会?原因在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们把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归罪于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诚然, 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 最好” 的制度,而仅仅是一种 “ 最不坏” 的制度。它的运行会在社会公平方面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但这种消极后 果的严重程度是与公共治理的薄弱程度相关联的,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忽略 了这种关联关系。他们的诊断看上去很有些道理,是因为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 鞋穿起来有些挤脚, 既可以说是鞋太小了, 也可以说是脚太大了。 他们开出的药 方是削足适履, 而他们的祖国则选择了把鞋做得更大些:在坚持市场机制和私人 产权的同时致力于改善公共治理,其中除了民主与法治, 也包括大幅度增加财政 开支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建立社会安全网等等。 回顾西方发 达国家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 “ 国家和市场的同步增长 ” :在市 场经济的规模扩大的同时,以财政开支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国家的作用也在 扩大。而国家财政开支增长的重点领域就是教育、医疗卫生、 社会保险和其他社 会福利。有的学者对这样的历史发展作出的解释是,国家和市场都起到了一种“ 赋 予个人以力量( empowering individual)” 的作用,区别在于,国家采取的方式是 把权利留给个人和保护他们不受致命风险的冲击,市场则是给予他们选择与机会。 显然,在任何社会,发展和繁荣的本源都是被赋予了力量的个人。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源于公共治理改革滞后今天我们遇到的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其原因并非是由于我们在引入市场机 制、私人产权方面做得太多, 而是由于在公共治理的改革方面做得太少。换句话 说,不是因为脚太大了, 而是因为鞋太小了。 根本的问题在于公共治理方面的改 革没有取得足够进展,以至于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今天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这一 点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生活的时代颇多类似。但如果我们认真负责地分析实际 情况,就会发现, 今天我们遇到的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其原因并非是由于我们 在引入市场机制、 私人产权方面做得太多, 而是由于在公共治理的改革方面做得 太少。换句话说,不是因为脚太大了,而是因为鞋太小了。根本的问题在于公共 治理方面的改革没有取得足够进展,以至于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举例来说,“ 看不起病 ” 、 “ 上不起学 ” 被认为是当前社会公平方面的突出问题, 医疗卫生和教育行业的改革也因此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失败的重灾区。但是,低 收入阶层 “ 看不起病 ” 、“ 上不起学 ” 真的可以归罪于在医疗卫生和教育行业引入市 场机制吗?天上不会掉馅饼, 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都是有成本的,而市场机制和 私人产权天生就只能促进效率而不能促进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在收入分配不均等 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政府干预, 没有收入再分配, 每个人就都必须以自己的收入 为自己获得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支付成本,其结果,就总会有人发现自己的收 入不足以支付这些成本, 出现“ 看不起病 ” 、 “ 上不起学 ” 的现象。尤其是医疗服务, 再富裕的人也不敢保证自己什么病都能看得起,更不用说低收入阶层。 所以,“ 看 不起病 ” 、 “ 上不起学 ” 的真正根源与其说是市场太多, 不如说是政府职能不到位, 尤其是政府公共开支政策的不到位。实际的情况是, 二十多年来, 在医疗卫生和 教育的总成本中,政府承担的比例越来越小,消费者个人承担的比例越来越大, 加上收入差距拉大, 医疗保险体系的发展滞后,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未能有效缓解不发达地区的财政困难, 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 造成了低收入阶层无力支 付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成本。 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 市场化 ” ,不仅 不符合事实, 而且客观上会起到严重的误导作用,因为政府财政政策的职能不到 位和市场机制过多是两回事情。 服务提供的均等化本来就不是市场机制可以做的 事情,而是政府的责任。 如果公共财政资源有足够大的比例分配到医疗和教育领 域,并且足够程度地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引入市场机制就不会导致低收入阶层被 排斥在服务之外。 现实的情况是, 在政府职能不到位的同时, 市场机制其实也并 没有引入多少, 从所有制看, 教育和医疗行业至今仍然是公立机构一统天下;从 产出方面看, 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价格都受政府严格管制;从投入方面看, 最重要 的投入 教师、 医生和护士的劳动 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市场; 从市场体系看, 形形色色的垄断特权仍然广泛存在,公平竞争远没有形成。 实际的情况不是所谓 市场化过度, 而是政府职能越位、 错位和不到位并存, 市场机制或者没有发生作 用、或者被扭曲。国有企业改革是另一个被认为是“ 市场化改革 ” 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的领 域。在这个领域,有两个不同的问题处在被质疑的中心,一是职工下岗,二是国 有资产流失。关于职工下岗问题,其实质是一个这样的选择: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有500 名职工,而为了生产市场上需要的那么多产出只需要300人,对 200名富余职工 该采取什么对策 (当然没有富余职工最好, 但事实是富余职工是存在的)?一种 对策是 “ 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 低工资、高就业 ” ,甚至 为了职工不下岗而大量发放“ 安定团结贷款 ” ,为那些已经丧失生命力的企业输血。 这种办法的实质是通过收入再分配对这200 人进行补贴,补贴的成本或者由那300 人承担,或者通过国家财政开支、银行不良贷款由全国人民承担。另一种对 策是让这 200 人离开现有工作岗位, 争取在其他企业再就业, 同时通过社会保障 体系对他们进行补贴。 补贴的成本同样要有人承担, 承担者同样或者是在岗的职 工,或者是全国人民。二者区别何在?区别在于后者比前者更能促进效率提高, 减少浪费。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 靠养企业来养人, 永远比单纯养人要付出更高的 成本。但在很长时间之内,我们的体制的特点是,养企业可以找到钱,而养人却 往往没有钱,由此导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 代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采取的是代价昂贵的靠养企业来养人的思路,直到1990 年代后期才开始逐步实施下岗分流再就业、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思路。 一部分下岗之后未能再就业的职工生活困难,除了经济增长仍然没有能创造出足 够多的工作岗位以外, 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尽管步伐很快但仍然不 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和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情况一样,这样的问题与其说 是由于把国有企业职工推向了劳动力市场,不如说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育不 够。指望靠维持国有企业来防止职工下岗失业,其实不过是主张继续使用一种低 效率的补贴制度而不是转向另一种效率更高一些的补贴制度。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一个技术上十分复杂的问 题。但就其中简单的道理来说, 只要国家向私人出售资产, 就总会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即使一个私人向另一个私人出售资产,也不能保证只赚不赔。因此,说流 失的原因是因为改制引入私人产权、如果不改制就不会流失, 等于说做生意赔了 钱是因为做生意是个错误。当然,出售国有资产和私人做生意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出售国有资产的 人都是 “ 管家” 而不是 “ 东家” 。国有资产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不是改制和出 售本身,而是管家卖东家的资产不负责任、自卖自买甚至吃里扒外、贪污腐败。 但是,东家管不了管家、 没有有效的办法监督和约束管家,不正是国有制的基本 缺陷吗?这和引入私人产权、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有什么关系?有人似乎认为, 一改制必然会流失, 因为是管家在卖东家的资产,而如果不改制, 国有企业就可 以经营得比私人企业还好, 所以只要停止改制就可以防止流失。这种看法如果不 是有意误导, 至少也是一种思维混乱。 不管是出售还是继续经营, 东家还是那些 东家,管家还是那些管家, 机制也还是那些机制。 管家们只要没有来自东家的足 够的监督和约束, 在管企业的过程中同样可以侵吞东家的资产。这样的例子列举 起来,同样触目惊心。 不管出售还是继续经营, 东家管不住管家都是国有制的一 个内在缺陷, 而这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即全国人民如何有效地通过自己 的代理人来管理自己的公共资产。 把国有制固有的缺陷也归罪于引入市场机制和 私人产权,岂不荒唐?相比之下,把收入分配不均等归罪于引入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显得多少更有 些道理。毕竟,市场机制的要害在于竞争,而竞争自然会有赢家和输家,因而会 拉大收入差距; 如果继续吃大锅饭、 实现平均主义, 收入分配的差距也许不会像 今天这样大。但即使这一点,也不尽然。看一看当今世界,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市 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大。 原因何在?一个原因就是公共治理的健全程 度不同。关于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已经做过很多研究。 其中,世界银行 2002 年的报告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依据19901999 年期间的官方数据所作的分析表明, 这期间收入差距的拉大有三分之一可以归因 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众所周知,其中有经 济发展过程难以避免的一些因素,有历史、地理的原因,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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