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日本何以迅速从二战废墟中崛起第一节保守主义与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概论以吉田路线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破败不堪的境地。但是，日本从 50 年代开始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并在 60 年代末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在日本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对日本的宏观发展战略的研究，本文试图以对吉田路线的论述作为切入点，对战后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的发展作一概括性的阐释，旨在探讨保守主义对日本发展战略的贡献及其转变原因。本文认为， 在探讨战后初期的日本发展战略时，不能只强调美国作为具有决定性的外因的作用，还要充分考虑到以吉田茂为首的保守政治家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之所以能够长期把持日本政局， 跟其深得民心的发展战略是分不开的；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对日本社会发展阶段的把握是符合当时日本国情的，而随着日本国情的变化， 保守政治的战略也发生了转变，这些变化都与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有着密切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本文还认为，以吉田路线为主导的战后日本发展战略虽然有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一面，但它也遗留下了很多问题，尤其是与日本侵略战争有关的政治与文化问题。一、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笔 者 在 本 文 中 所 使 用 的 保 守 主 义 是 一 个 描 述 性（ descriptive/idiographic ） 概 念 ， 而 非 严 格 的 规 范 性（normative/nomothetic）政治学定义（ 1） 。在政治学家那里，保守主义被看作是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列的“当代世界三大主流意识形态”， （2）他们多以英国的柏克作为保守主义的先知，把保守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思潮或意识形态。因此，在政治学上，保守主义更多地是一个符号，现在，这一符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并作为一种模式化的概念去套用（3） 。偏爱普遍性的政治学家这么做有他们的道理，最起码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比较简单明了。但是，笔者认为，这么做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 即一旦用符号化的标准去衡量任何一种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事件， 必将忽略特定个案中的异质因素。本文的论述对象战后日本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哲学思潮，而是具体的政治理念与实践（4） 。因此，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或哲学思潮的保守主义不是本文所关注的内容。本文所提到的国家战略也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概念。本文中所谈到的国家战略， 指的是在一个较长时段内各派政治集团关于日本战后发展思路的宏观考虑，比如，坚持轻军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种战略考虑，坚持重整军备就是另一种战略思路了。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在探讨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时，对不同阶段的论述侧重点有所选择：探讨吉田路线形成时，论述比较全面；而在探讨后吉田时代的发展战略时，选取其变化比较明显的国际战略进行考察。在方法论上， 笔者坚持罗荣渠先生所强调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互动” ，罗先生说： “过去探讨文化动向只在文化层面打转转， 不接触经济层面， 最后就会回到把中国出路问题归结为一个文化问题的思路上来。为了避免这种泛泛议论，探讨文化问题的重点应放在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时代的课题上，即文化因素是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的问题。”罗先生从唯物史观出发，把经济因素看成是“自变因素”，把文化因素看成是“它变因素” ，强调文化的作用“始终限定在一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国际环境中” 。他反对“脱离整体的时空环境（背景）和社会条件来孤立地考察文化因素的历史作用”，坚持“文化因素的探讨必须与制度因素首先是政治因素结合起来考察。”（5）上述思路是历史学家对思想文化研究提出的真知灼见。概括而言就是把抽象的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充分考察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循着这一理路， 笔者关于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研究就是强调具体过程与背景的、以多个个案进行综合说明的历史研究，而不是对某种思潮的泛泛而论。日本学者北冈勋认为日本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然的保守主义、 初始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的保守主义。以这三个过程为基本分析框架，林尚立认为， 自然的保守主义普遍存在于日本的古代和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态度和普遍的精神，即一种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心理。自觉的保守主义形成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日本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转化为历史背景，有进步意义， 它是政治保守主义的初始阶段， 在现代化的选择上倾向于走君主集权专制的道路，表现为明治维新的保守性；近代政党又主张进步与发展，反对复古与守旧， 但它的现代化与民主化都不彻底。政治的保守主义基于战后民主化改革确立的新的民主体制，这时的保守政党不仅对保守主义有自觉的意识， 而且将其作为自身的统治纲领和主张，从而使保守主义上升为一种统治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战前自觉的保守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在日本社会中作为一种文化心理而存在的自觉的保守主义是其发展的深层的文化基础。（6）上面的论述认为， 战后日本的保守主义是一种新事物，虽然有战前的所谓“文化基础” ，但是，它已经成长为自觉的保守主义，而且借助于新的民主体制将保守主义作为其自身的统治纲领。笔者不想判断上述观点的是与非，但倾向于认为，保守政治虽然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若离开具体的历史实践和历史条件谈保守主义则不免让人摸不着边际，因而，笔者仍觉得它过于抽象。本文的思路是， 从战后初期日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谈起，将吉田路线的形成作为重点， 并论述后吉田时代日本保守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演变， 在这一过程中， 我将着力阐述保守主义关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某些具体主张与具体实践。二、吉田路线的形成1945年 8 月 15 日午时，日本天皇裕仁播放其“玉音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从此，日本开始摆脱其法西斯主义的梦靥，进入战后时期。日本在战后被美国单独占领，并在“盟总”指令下自 1945 年至 1947 年进行了政治、 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 包括：解散原有军队， 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取缔右翼法西斯团体，废除专制，保证妇女和工人的权利，实行经济民主化和教育自由化，解散旧财阀，进行农地改革，制订新宪法等等。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 特别是新宪法的制定以及相关的制度性改革， 使日本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与战前日本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然而，美国的上述政策没有得到忠实的执行。40 年代末 50年代初发生了所谓的民主化改革“逆流”。 从 1949 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占领当局在镇压日本进步势力的同时，积极扶植保守势力，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1 年 5 月 1 日，新任占领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 要求吉田内阁对为实施总司令部的指令而发布的各项政令“进行必要的修改”。这些政令大都是日本被占领时期按照占领当局发布的一系列有关“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指令进行的改革措施。 同年 5 月 6 日，吉田内阁成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构政令咨询委员会，并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建议，采取了被称作“逆流”的反民主化措施（7） 。这一转变是服务于美苏冷战的需要的， 同时也是日本国内以吉田茂为首的稳健的政治保守派积极促成的。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日本发展进程中，美国因素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 但这里不把美国政策转变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论述重点。 下面，我将着重讨论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政治保守派是如何坚持己见， 灵活地与美国讨价还价，并最终在外部条件适合的时候将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的。搞清楚这些内容， 才能真正理解日本保守主义的实质。为了进行综合考察，下面从内政、外交两个方面来探讨吉田路线。从总体上来说， 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保守派追求的是复兴日本经济，保持社会稳定，他们积极主动地促成了民主化改革的“逆流” 。吉田茂说，占领军“对于破坏旧的政治结构，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革， 会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一点，也是抱着单纯的乐观主义态度， ”这些人中的新政派“注重计划和理想并集中力量付诸实行， 而对其是否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及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则似乎不甚关心。” （8）这鲜明地体现出吉田对“盟总”的政策是持谨慎的保留态度。战后初期，日本满目疮痍， 生产瘫痪， 粮食和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 因战败和丧失殖民地，骤然有 700 多万军人及平民涌回国内，大批人员就业和吃饭问题无着落，困难局面更趋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吉田茂认为日本的首要任务是“振兴科学，引进美国资本，重建财界，最终进一步发挥帝国精髓, ”（9） ，“, 虚心而坦然地正视战败现实，尤应大胆打破累年积弊，决定开国进取方策，向国家重建的目标迈进。” （10）在 1946 年时，吉田茂就讲到，“局势极为严重，特别是尽速解决粮食问题是我国国民生存之关键，不容瞬间延迟。我相信，解决粮食问题是本内阁的一大使命， 为此，内阁的全部施政方针和全部工作都集中在这一点上。 断然采取进步而又合理的对策实属绝对必要。据此信念，对粮食问题的内阁人选给予了特别注意，力图选拔能满足国民要求和愿望的最合适的成员入阁，我满怀诚意、 披肝沥胆地进行了工作。 粮食紧急对策的实际情况是，不得不伸手谋求盟军当局的善意援助， 但我想强调的是， 从根本上还需要国民和政府齐心协力，下定决心，拯救我们民族。” （11）显然，严峻的客观形势使吉田把经济的重建和现代化的发展作为日本战后初期的最核心任务。在政治上，吉田茂对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一直持慎重态度。早在 1945 年 9 月 20 日，吉田作为外相就走访过麦克阿瑟。在谈到民主主义问题时， 吉田茂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民主主义 则是富裕国家的产物。 为实现民主主义，首先，使国民能够吃饭、给以工作并谋求生活安定发展至为重要。民主主义并非一日可建成的。 ” （12）吉田坚持的是穷国无自由这样的逻辑。面对强大的盟总，吉田茂并没有一味妥协。他说，“对于占领军的政策，当对方有认识上的错误或不符合日本国情的主张时，我一向是明确地提出我方的意见，但尽管这样，问题仍按占领军的主张做出决定时，我所采取的态度是遵守这个决定，以等待能够纠正对方错误或过失的时机到来。” （13）此时，吉田茂关心的重点是粮食与稳定的问题，是日本如何从战后的废墟里重建并恢复国力的问题， 他没有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第一位。吉田茂的政策是立足于引进美资、与美合作，从而复兴日本。还是在做币原内阁的外相时，吉田茂就一直反对解散财阀，他有自己的认识， “与军部连手大发战争财的是新财阀”， “旧财阀对和平产业极为关心并衷心欢迎停战的到来”； 在整肃问题上，吉田茂也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起初他以担心出现所谓“无政府状态、混乱及共产主义化”为由，向盟总表示整肃碍难进行，后来又向麦克阿瑟致函反对整肃的扩大化（14） 。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吉田一直持立场，他说：“我的第一次内阁，实际上完全是在红旗的包围中组成的。”对此，吉田茂认为， 战后日本工人运动的高涨，完全是盟军总部方面采取“纵容劳动政策”和鼓励共产党公开活动的结果。他对工人运动十分仇视，称工运领袖为跳梁小丑。（15）他认为，占领军欢迎和鼓励共产党的发展，公然扶植和保护工会，这些措施“的确具有过火的性质”（16） 。工人运动与革新力量的活跃使保守政党感到一种强大的政治威胁，并产生“危机感”。吉田茂说，盟总的民主化措施 “被破坏势力乘停战不久后的生活不稳定而加以利用，以至发展成颇有政治色彩的示威运动和劳资纠纷，从而助长了社会的混乱”。 （17）吉田茂为首的保守派认为，要防止这种威胁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保守支配体制。到 1948 年，吉田茂认为，“人们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了。一个方面从战败的打击中重新站立起来，另一方面从热中于改革的情绪中清醒过来了。总之，人们都认真地工作，并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复兴日本的经济。 ” （18）这成为吉田内阁在1949 年 1月获胜的重要原因， 也说明在战败的条件下站立起来的日本人开始关注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并认识到只有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吉田内阁所推行的一系列被称为“逆流”的措施也就具有了相当的社会基础。第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