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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 的改革 “ 论文关键词农民 组织化水平 乡村 治理结构 论文内容提 要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 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 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 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 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 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在我国,农村居住分散情况十分普遍, 农民原子化现象十分严重,农民相互分离,处于散漫的低组织状态, 这是一个不争的农村现实情况,人们常常用“一盘散沙”来形容。 然而,农民的这种低组织状况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理解为中国农村社会基础再造 的过程,针对当前的社会理想、国家目标或现代化导向,有目的、 有意识地对农民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农民与国家、市场 之间的关系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造,使得二者之间能够有高度的契合, 能够实现顺利的对接。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农民如何形成一致行动 的能力与国家力量相配合实现国家目标并获取自身福利的实践过程” 。而农民与国家、市场高度契合、顺利对接、形成一致行动能力的 结合点就是农村组织化的社会基础。 一、当前农村组织存在 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 农村,要在尊重农民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农民组织起 来,因为“现代的个体都是权利主体,它们之间因权利而平等,彼 此之间的联系只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 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需”。然而,在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仍然比较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 的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学者把我国农村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 式组织,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组织包括乡(镇)党委、乡(镇) 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等;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 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然 而,就我国广域的农村社会和庞大的农民数量而言,农村组织和农 民组织的数量显然很少,组织种类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第二,从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上 看,一些组织出现衰微趋势,而一些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还不稳定、不成熟。首先,就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言,虽然宗 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仍会在以后很长时间影响基层农村社会,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 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工潮的出现,因为农民再也不会 被固定在生他养他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宗族势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 千年基础”,因此,宗族会不断地瓦解,不断地浑蚀其固有的劣根 性。其次,对于农民的维权组织来说,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 它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权益得到解决便自行解 散。至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它产生时间短,所以组织体 制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组织在农村社 会迅速复兴,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 所,人教人数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成为农村社 会的主导组织。 第三,就正式组织而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组织 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没有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首先,从国家与社 会层面上看,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民公社体制的 解体,以及国家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农民开始自我管理,实 行村民自治,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逐步分离,尤其在税费改革和取 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难以提供 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其次,从村委 会与村党支部的运行机制来看,“村两委”相互掣肘,影响村级组 织的有效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 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村党支部作为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村两委”在行 使公共权力时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抱怨是双 重的,党支部方面认为村级直接选举削弱了党的领导,村委会方面 认为组织法不落实”。加之“组织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够,组织运 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灵活性还都很差”,因此,“从改革之初到 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 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 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最后,从村 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上来看,农民对村级组织的 疏离感加剧了。“从乡村生活的观察出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基层 组织对于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好、农民对于基层组织越来越亲的整体 判断。相反,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这已经被一项 “农民对村组织、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调查所证实。 从一些 数字可以看出,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 点不可信”和“有点可信”之间,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组 织;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败、不 检点的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 和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农民对村干部和村组织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碍了“村两委” 组织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观地说,基层组织 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强大而积极的,但比较而言,在 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强人意。或者说,目前的基层组织体制,如果 说在动员和组织经济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是 基本不相适应的。所以,改善乡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 改造基层组织体制”。“基层组织改革必须有大动作。在一定意义 上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再造农村社会基 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二、农村(民)组织在农村基层 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 发展状况,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创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要在现有的 农村经济政策的空间里改造基层农村社会基础,逐步解决“三农问 题”,在农村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提高农民 组织化水平,这有利于促进基层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 具体体现在: “ 首先,在基层农村政治建设上,农村组织化水平 的提高,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有利 于农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过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对国家权力社 会监督的机制化。从民主管理的角度看,农民组织可以平衡农村社 会各阶层的利益,制约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防止强势群体侵犯农 民权益,“必须让社会中的主要利益团体联合参与政府组织,以此 来防止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利益集团”。 。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 农民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矛盾 和经济纠纷,就需要农村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单个农民的利益表 达和诉求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中处于劣势; 而且,作为单纯原子化农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带来政治参与的失序 和低效,需要农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国家政权的联 系通道。从农民组织的公益性来看,它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的利益诉求,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统筹社会各方,兼顾弱势群 体,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广大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在利益一 致的基础上结成各式各样的农民组织,集中农民意见,代表农民利 益,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 和利益表达,以增强农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能力。 其次, 在基层农村经济发展上,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现代 农业,实现农业向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农业 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经营的有序竞争,提高农业 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组织。应该把原子化的农民个体结成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 性作用。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也可以以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 作社、农民互助协会等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 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贸易和流通体系建设中去。另一方面,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话、电脑、络等 现代信息传输工具在农村的使用,农村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发展很 快。这些中介组织在市场营销、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 资采购经营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服务,有利于农民 r 解市场信息,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规模,避免盲目生产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 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在基层社 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 的和谐稳定。目前,对于农民个体来说,一方面,一家一户分散经 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使得农民在生 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产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 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自发结成各种组织,如生产帮扶组织、特困户 救助组织、儿童上学接送组织等。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助、 公共援助、社会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 农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备足各种 农具,很难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原因, 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种农村组织的帮助。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需要实 际帮助以外,农民在体育、卫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还需要组织实 体,以便于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卫生活动、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 既能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也能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需求。但 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组织的各种活动,不乏有迷信活动、非 法宗教活动以及违法活动。所以,我们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以提高 他们的素质,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婚 育观,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农民组织化水平 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就应 该给予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村组织和 农民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活动,提高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民主化、 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国内有关乡村治理理论和农村(民)组 织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 国内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理论的 研究以及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 系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很少有 专文从尊重农民的权利、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视角,提出 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而这恰恰是 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 于改造农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式。针对 我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散以及农民群体具有散漫 性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 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理由是: 根据多中 心治理理论,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 织,使这些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与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治理,实现基层社会与政府 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 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 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 权”。在经济上,这些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的经济管理,可以把乡镇 政权从繁重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切断了乡镇政府作为“谋利性 政权代理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些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的政 治民主建设,进行自我管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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