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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探究(1)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 “三代 以上出于学, 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 魏晋以来出于九 品中正, 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 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 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 “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 会以后的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 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 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 礼”,即实行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 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 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 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 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 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社会开 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 行明贤主义。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 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 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客”, 据史家解释, 就是“宾 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 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 时代终告结束。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 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 “任”,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 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狭义的“吏”,指官府的低级公务 人员如“佐”、“史”之类)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 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 召的方式收罗人才。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焚书”的建 议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几乎垄断了秦仕进之途。刘 邦建立汉王朝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幅员辽阔, 国祚长久, 自 然需要大批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统计, 汉朝“吏员 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么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 对稳定的选官制度培养与选拔。考汉代选官, 主要通过吏道与文学 两条途径。汉王朝首先创立了察举制度。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 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 全靠家世。大体说来,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时期;其后则是此制的规范发展时期。东汉末,由于天下丧乱,人士流移, 考详无地,魏王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 官人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 别设立大小中正,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作为授官的 依据,并对已评定的品级定期予以升降。九品中正制初行时虽有选 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以 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lp; 主体为三署 即皇帝的卫队,郎官的首领郎中令(光禄勋) 便是卫队的司令官。汉代选官,入仕者大率先拜郎,然后再内迁或 外放;尤其孝廉拜郎,更为常见。这一做法时人谓之“宿卫”,其 目的是让入仕者先在皇帝卫队中任职服务,接受锻炼,同时也学习 各种礼仪,为以后出任其它职务奠定基础。郎署的储才性质正体现 于此。科举制时代,储才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意义。首先,由于举 士、举官的分途,所举之士便成为后备官吏,故举士实际已具有了 储才性质。其次,因为学校与科举合流,所以从广义上看,学校育 才亦即储才,这正如明史选举志所言:“学校储才以应 科目者也”。此外,该时代还存在同客卿制度、郎官制度一类的狭 义储才形式,如明清的庶吉士制度即其一例。庶吉士又称庶常,系 从新科进士中经过考试(如清之朝考)选出。其与选者,称作馆选, 俗称点翰林。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经散馆之试,然后按成绩授职。 优者一般留翰林,次者则出为中央及地方官。显而易见,庶吉士这 一储才形式,实际是经最高一级科举考试后的再学习、再选拔,是 较完善的储才形式。如果再把明清时的各种储才形式联系起来作考 察,可以发现,从学校储才,举士储才,直到庶吉士储才,构成了 一个以科举制为基础的金字塔式的储才系统。尽管古代储才的形式 和做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目的却完全一致,即“为慎重之意”。 储才与我们今天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第三梯队建设(或称后备干部队 伍建设)有相通之处。共 2 页: 1 三、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应汲取的历史教训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不仅有着许多宝贵的可供今天借鉴的基本原 理,而且从中亦可吸取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 (一)应防止重走读书做官的老路选官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由它所造成 的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我国历史上, 把读书和做官相连结的思想出现很早。尚书周官即有 “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之说。孔子“学而优则仕”的 思想是这方面的集大成性的总结。世官制以后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基本上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订,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 服务,而科举制对这一思想的贯彻是最全面最彻底的。在科举制下, 读书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社会上一切以官为中心,以 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失官便失一切。随着科举制向成熟阶段 的发展,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与之同时俱来的官本位思想也 日益严重化。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 与此不无关系。我们应记取这沉重的历史教训。 (二)应建立有效的逆向制衡,变个人意志为社会意志选官制度的逆向制衡,指的是官吏的退免制度。官吏有选用必 须有退免。在选拔与退免互为制衡、互为补充的矛盾运动中,一可 防止某一阶层或某一家族长期垄断政治,有利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 础;二是可以形成官吏队伍的良性循环,为新进士子提供施展政治 抱负的舞台,避免造成中气不继,才路壅塞;三可以不断更新官吏 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智力结构,保持其应有的活力与稳定,从而提高 国家机构的运转效能。一般说来,官吏退免可以分作两种情况:一 是黜免,即官吏因触犯法律、纪律或因政绩拙劣而被罢免;二是正 常情况下的非惩治手段的退休。对官吏队伍来说,后者应是最大量 最经常的调节。我国历史上把非惩治性的退免称作“致仕”,或作 “致事”、“致政”。礼记有“七十致政”之说,从而可推测 春秋战国已产生了比较原始的致仕制度。到了秦汉时期,此制已初 具规模。唐代致仕制度进一步有所发展。两宋,已相对臻于成熟, 不仅其规章条目日益完备,而且实际执行情况也朝着经常化、普遍 化和强硬化发展。明清基本上沿袭宋制。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了 退免制度,但由于它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型的,在制衡过程中君主个 人意志至高无上,而社会意志完全没有制约作用,因此这种退免制 度的逆向制衡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远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建 立的逆向制衡的有效性。这实际是造成中国社会行政效率低下,官 僚主义严重的根源之一。所以,从此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是有 其特殊意义的。 ( Lw.nsEAc.编辑整理) (三)应克服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皇权的“万世一系”和宗法等级 社会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伦常教育,并使 之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而儒家的经典,则是实施这种教育的基本教 材。诚然,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 治才教育的重点有所变化,内容也有所增益,但不管如何变化、增 益,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用脱节,轻视实 际才能。由于治才教育与选官制度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古代的官吏 选拔也就不能不具有这一弱点。明清两代,由于科举制、八股文的强化作用,学用脱节的距离被扩展到了最大的限度,轻视实际才能 的弊端,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 取。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今 天,运用唯物史观,总结这份珍贵的遗产,剔其糟粕,取其精华, 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事管理科学服务,无疑是件意义深远的 工作。共 2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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