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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丨水污染图片故事丨水污染, ,伤了每代人伤了每代人篇一:70 代的人也是最独立的一代人70 代的人也是最独立的一代人,从小上学没有父母接送,作业没有父母辅导,长大工作自己去找,结婚办事自己张罗,不要父母掏腰包.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最大的 37 岁,最小的 28 岁,正如一首歌“我们无奈,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存在,实在是无奈,我们生于七十年代”70 年代是一个纯朴的年代,而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更是由一个纯朴的年代进入一个信息时代。而这一代人,有人平步青云,有人怀材不遇;有人欢笑,也有人哭泣,他们在生活承受压力,感受着不同的遭遇,其实,和其他不同年代出生的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生活对他们来说有了太大的变化尴尬一: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却发现不仅国家不包分配,而且连本科文凭都不值钱了。尴尬二:(来自:WWw.cssyq.Com 书业网:图片故事丨水污染,伤了每代人)千辛万苦进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正赶上人家下岗,新人又怎么了!尴尬三:97 年,全国取消福利分房,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刚刚参加工作。尴尬四:小时候教育要做个诚实的孩子,成年后却不得不抽假烟、喝假酒、说假话,上了拿假文凭人的当,在假发票上签了字,最糟心的是,看场足球,都是假球。尴尬五:计划经济的教育绝对抹杀个性,谁要和别人不一样,不仅老师不答应,同学也不放过。然而时过境迁,社会却需要有个性的青年一代,素质教育嘛!尴尬六:一看到现在的高考心里就堵得慌,又是警察开道又是休息室伺候,真是今非昔比!此外,当年无人过问的成长的烦恼,如今成为正儿八经的事放在学生的身上,而那时严加制止的早恋追星,现在也很宽容地“正确引导“了。尴尬七:美好的生活属于谁呢?二十年前,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二十年后,1980 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谁都没把七十年出生的人放在眼里。尴尬八: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六十年代人眼里是叛逆的一代,而在八十年人眼里,他们和四五六十年代人一样,统统落伍了;出生在一个讲理想的年代,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重现实的年代,是这一代人最大的尴尬。生于七十年代,是最后一拨这样的人:最后一拨对这样一句话耳熟能详的人“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是最后一拨男女生明明互有好感,却故作嫌恶状,在课桌上刻三八线的人;是最后一拨在小时候写作文时,言必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改革的春风“之类的人;是最后一拨学校开会一冷场有事没事就开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是最后一拨这样的女孩子春风越吹越暖,明明早就心痒难搔,却硬着头皮按兵不动,互相观望,最后都快放暑假了,实在熬不住了,才约好第二天同时穿裙子,谁说话不算数谁是小狗;是最后一拨在接受计算机启蒙教育时,还见识过 BASIC 语言的人;是最后一拨有过小时候要到别人家看电视,死活赖着不肯回家,被爸妈打的经验的人;是最后一拨过六一节还必须找齐了白衬衫、蓝长裤的人;是最后一拨和泥巴、过家家、弹弹子、拍画片,背着军用水壶,揣着茶叶蛋春游的人;是最后一拨在小学劳动课上还去打扫厕所、捉苍蝇老鼠的人;是最后一拨对五讲四美三热爱倒背如流,但始终也没搞清楚什么时候才能练成四有新人的人;是最后一拨告诉自己,要有理想有信念,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走在路上看见方格子地砖想着跳房子,跳橡皮筋的时候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每个月存 5 元指望小学毕业去看天安门的人;是最后一拨看过黑白小人书岳飞 ,丁丁历险记 , 烈火金刚 , 七剑下天山的人;是最后一拨享受过最纯最动人的日本动画片,到八十岁仍能张口就来一段铁臂阿童木主题歌,到九十岁仍记得森林大帝里的小狮子 LEO、花仙子和李嘉文、咪咪、来福、娜娜小姐、蓝精灵和格格巫、龙子太郎、一休和小叶子、新佑卫门,自认为曾看到过最好的动画片的人;也是最后一拨享受过品质最佳的国产动画片的人九色鹿我们看一回感动一回, 天书奇谭让我们第一次明白了狐狸精是什么东东、 大闹天宫让我们初具审美情趣, 没头脑和不高兴寓教于乐, 大林和小林够曲折, 哪吒闹海豪气冲天。是最后一拨当年在看了排球女将后,逢中日排球赛就紧张万分,生怕日本队真练成了睛空霹雳、流星赶月,抢走中国女排的五连冠的人;是最后一拨看全了山口百慧的血疑系列,天天查看自己手臂上有无红点、担心自己也得白血病的人;(呀,怎么尽是日货,不好意思,不过,当年的哈日族可真比现下的心境纯明多了。)是最后一拨有幸目睹过香港无线的诸多武侠剧的人当时是小学的年纪吧,再小一点的就看不懂了。看射雕里的翁美玲让我们把早逝的她奉若神明, 绝代双骄又让我们成了梁朝伟的终身影迷。那个时期的金剧和古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最后一拨还曾为费翔意乱情迷,深深同情他白白地担了大兴安岭火灾罪责的现在还算是年轻人的人;是最后一拨在中学毕业时都要含着眼泪唱小虎队的骊歌中的“南风又轻轻地吹送,相聚的光阴匆匆“和再见中的“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的人。篇二: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作者:施京吾 来源:读者杂志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德国人,没有一个人是职业的纳粹党分子,极权统治来临之际,他们是如何生活、如何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纳粹德国覆灭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认识希特勒的统治和自己在这段历史中所作所为的?美国作家、记者米尔顿迈耶在战后对德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旅居采访,以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对此进行了回答。 小镇的历史和节日克罗嫩贝格是德国黑森州的一个古老小镇,克罗嫩贝格人对犹太人有着传统的欧洲式仇恨,这一传统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基督教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克罗嫩贝格人的仇视没有超出欧洲人对犹太人态度的一般范围。克罗嫩贝格是安静的,即便在“三十年战争”中,小城镇也幸运地躲过了劫难。纳粹来了,小镇被改变了。1932 年克罗嫩贝格人在聆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演讲后, “安静地喜欢上了纳粹” ,从此,他们在各种投票中,都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就这样,到1938 年他们“和德国其他所有城镇的居民一样,都毫无疑问地成为纳粹分子” 。1638 年 11 月 9 日,克罗嫩贝格人庆祝从奥地利手中解放十五周年,那是一夜狂欢。三百年后的 1938 年 11 月 9日,克罗嫩贝格人再度迎来狂欢之夜:庆祝摆脱凡尔赛条约以及获得“解放”十五周年1923 年 11 月 9 日,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的这一天成为纳粹党的重要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天,这一夜,克罗嫩贝格镇冲锋队队长、裁缝施文克,在党卫军指挥下,制造了焚毁犹太教堂的案件。这一夜,不仅克罗嫩贝格,在所有纳粹控制地区都出现了冲击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史称“水晶之夜” 。被收买的正义对小人物身份的认同,使“小人物”成为他们固定自己身份和心灵的符号,没有人将自己视为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人” ,因而,不论在身份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没有走出等级制度的桎梏。他们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以一种独特的平静,木然地注视着德国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认识外部世界。现实的利益和纳粹党的洗脑,使他们彻底丧失了对善与恶的分辨能力。迈耶说,这种状态构成了德国社会的两种真相:“纳粹分子快乐的真相与非纳粹分子不快乐的真相。 ”我认为应该还有第三种真相:受到迫害的那一部分人,不仅没有丝毫快乐,他们还将随时面临死亡。这些不能介入、参与到纳粹政治体系中的普通德国人,也是普通的纳粹分子,依然各行其是:读书、看报、工作、生活,就是从来不对纳粹统治提出任何异议。当犹太人的灾难不断降临,不断加深、加重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庆幸自己不是犹太人。他们麻木但并不糊涂,他们具备了日耳曼民族与生俱来的强大的理性和惊人的算计天赋:他们清楚地,或者下意识地就能感觉到,什么是自己应该知道的,什么又是自己不应该知道的。在为生活恩惠的事物中(指纳粹政权对民生方面的某些提高) ,德国人整体地、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个无差别共同体,拒绝思辨,胆怯地维护着家人的安全、工作或财产。 如果领袖知道就好了在“小人物”的世界里,希特勒是他们的“榜样” 。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林茨地区一个叫布劳瑙的边陲小镇,父亲是一个小公务员,希特勒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青年时以绘画手艺混迹于慕尼黑,卖过明信片,一战时加入李斯特军团,成为一名下士。这样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一跃成为“元首” ,他的经历是一部极为经典的“小人物奋斗史”。希特勒成为小镇上同为小人物的人们疯狂追捧的对象,他们对希特勒拥戴的实质不过是自我形象的投射与认同,潜台词是:如果我是希特勒,或许我也会这么做当然,我会做得更好。在纳粹政权垮台之后,他们是这样理解“真相”的。收账员西蒙面对各种证据却竭力地否认:“大屠杀?这不可能发生过。 ”裁缝施文克说:“你明白的,在政权内部一直存在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他们以不正当的手段与他斗争。我厌恶希姆莱,也讨厌戈培尔。如果希特勒被告知真相,事情就会有所不同。 ”元首是正确的,党的原则是好的,之所以出现种种坏现象,那不过是“小希特勒们”在地方上的胡作非为。尽管希特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依然认为希特勒对德国有战略上的贡献,这一“贡献”的实质就是他们经济生活改善的某种折射,但他们即便在战后也不追问,这一贡献究竟如何而来,是否干净?究竟让这个世界、也让德国自身付出了多大代价? 选择性失明选择性失明是这群小人物的共有特征,在他们的生活范围内总会有犹太人的存在,纳粹上台后犹太人迅速减少,一个个从自己的身边消失。对于一件“无害”的事情,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知情人”:他们知道犹太人被允许携带财产离开,知道“只有少部分人”被送进集中营,理由是他们是德国的叛徒。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只允许随身携带五十至一百马克, “更不知道”占领区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被关进集中营,因为一旦知道这些,内心要承受煎熬,良知要受到折磨。齐克隆 B 原本是一种除虫剂,化工厂经理得到的却是没有任何书面信息、只有口头通知的机密订单。工厂经理很可能听说过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方案,只要他稍加观察,也许就能知道齐克隆 B 的用途,但没有任何人关心它的去向。属于中间阶层的工厂经理尚且如此,那些真正的“小人物”会更好吗?当然,他们往往确实不知道真相,这是一个事实,但只要他们稍加留意,就可能很快知道真相:在德国,纳粹党并不刻意避讳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在报纸上恶毒地攻击犹太人,在街头随意殴打、羞辱犹太人,他们的犹太邻居被驱逐,这些事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种暴行却不能在他们内心产生一点怜悯和反省什么样的政权允许如此荼毒自己的人民? 德国的情况很复杂德国人即便在战后,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过良心的谴责。曾经流亡美国的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于 1949 年 12月回到德国考察,她这样描摹战后德国人的精神状态:集体性的麻木不仁。在欧洲其他地方都不像在德国这样,德国人对实施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行为无动于衷,看不出他们有多少悲伤情怀。精神死亡的恐怖性和疯狂的纳粹主义的恐怖性是一致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要这些德国人承担罪责是困难的。战后在对战犯进行处决后,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人类已经进入拥有全球性道德的新时代” ,但“全球性道德”不论是对纳粹党领袖还是普通民众统统地不具备。刽子手们为此辩解,说自己都是按照命令行事,至于普通公众更觉得自己对这些罪恶一无所知。他们拒绝服罪,拒绝忏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纽伦堡审判没有从根本上对德国人产生什么影响。选择性失明的过程也是选择性记忆的过程。面对严重的犯罪事实,他们总是自艾自怜地选择自己需要的记忆为自己进行辩护,总是想从自己或国家的创痛开始书写历史,对造成这种创痛的原因却只字不提。对一战态度如此,对二战态度依然如此:你提及 1914 年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就谈论 1918 年的战败;你提及 1939 年发动的世界大战,他们就会说 1945 年的战败。仿佛全世界都在与德国为敌,法西斯德国则是无辜的。迈耶认为,希特勒的屠杀是他与德国人之间相互授权的结果,德国人将自己的权利拱手相让,纳粹政权也就必然为所欲为。德国人并不这么认为,既然不愿意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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