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经学”时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汉代（二）,天人合一:董仲舒文学批评,汉代楚辞学批评,董仲舒，是汉代大思想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大批评家。这是因为:是他倡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从而确定了儒家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绝对指导地位;是他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和汉代自然科学对人的生理、心理特点的新认识，在先秦儒学特别是周易美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体系，从而为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董仲舒文学批评,(1)主“天人合一”，重天地之美。这是董仲舒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是儒家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学说。强调天道与人道、或自然与人事的和谐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此种学说，源于先秦，而成于汉人董仲舒。董氏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提出“天人三策”，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建立“春秋大一统”政治思想体制，以巩固中央集权。这是对天人关系所做的唯心主义的阐释。,然而，董仲舒充分肯定了人和自然的统一，认为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感应的关系，即所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深察名号)，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我们似乎感到好笑，觉得荒谬绝伦，然而，这种看似谬误的“天人感应”之说，在审美范畴之内，却道出了自然、宇宙、天地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说明人格化的自然的变化同人的情感的变化有某种对应关系，可以“以类合之”、“同类相动”、“类之相应而起”。,从此，“天人合一”的基本观点，成为中国历代文学艺术创作所遵循的-项根本原则。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注重人和自然的结合，实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统一。而在“天”与“人”的关系中，董仲舒特别重人，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所以，天地之美，所注重的还是人的主体性。爱护人的生命，注重人的生命的价值，实现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乃是董仲舒所谓“天地之美”的实质之所在。,(2)重“教化之功”，认为“诗道志，乐咏德”，“礼乐者，道之具”也。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又一特点是重“道”，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天子代表天命，不可侵犯，实现其皇权神授的主张。汉大赋对帝王的歌功颂德，对帝王生活的铺张夸饰，大抵皆源于此。,(3)重讽谏之美，认为“诗无达诂”，一切评述都应该以“仁”为本。,董仲舒论诗，注重于诗的美刺作用，认为诗有“诗人美之而作”者，亦有“诗人疾而刺之”者。可“美”“刺”发挥的都是诗的教化功能。然而，董子又认为“诗无达诂”。诗无达诂，本是先秦人解说讲诗的一种原则与基本方法，至董仲舒则成为了汉儒解诗的理论依据。他们为适应“教化”之需，穿凿附会，使诗之意面目全非。,名词解释：诗无达诂,本是先秦人解说讲诗的一种原则与基本方法，至董仲舒则成为了汉儒解诗的理论依据。“诗无达诂”之说，为文学批评与审美鉴赏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读者可以运用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去探索作品的艺术境界，从而充分发挥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积极性。,“楚辞”之名最初见史记张汤列传。汉代楚辞传播始自对楚辞的整理。汉成帝时，刘向收录屈宋及汉人骚体之作而成集，取名为楚辞。并为楚辞作传，作注。如刘向、扬雄各有天问解，班固、贾逵各有离骚经章句等，形成了大楚辞的学术格局。至于“楚辞”命名之由，当如黄伯思东观余论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汉代楚辞学批评,刘安作为首开评论屈原及其离骚者，高度称颂屈原的伟大人格，认为离骚兼国风小雅之长，把离骚与作为儒家经书之首的诗经相提并论。可见刘安离骚传是汉初文坛继承以屈原为代表的儒学精神、楚骚美学传统的拟骚、评骚之风的产物。,司马迁继刘安之后，第一个为屈原立传，并接受刘安的观点而加以张扬，对屈原的人品和诗品作了更为精当的批评，多为发前人之所未发之论，强调说明离骚乃因“忧愁幽思而作”。,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末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后，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论述屈原之赋离骚的创作缘由，显然是精到之见。,在报任安书中又说:“盖西伯拘，而演讲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亦反复申说，贯串于全部史传创作与文学批评之中。虽然诗三百篇并非全部为“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但用之于屈原离骚等中国文学批评，亦可谓的评矣。,故司马迁于传末以“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末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有感于屈原的人格力量而评论离骚等诗篇，正反映汉代文学批评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尺度。,西汉后期，扬雄受安命顺时思想影响，以为君子“遇不遇命也”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汉书扬雄传)。扬雄的用意并不坏，却以此开了反离骚之先河。,东汉初，班彪认为“圣哲之穷达，亦命之故也”，撰悼离骚一文，对屈原之怀沙自沉，表示难以理解。更有甚者是，班固站在屈原对立面，加以批评指责，认为刘安离骚传对屈原的评价“似过其真”。他在离骚序中认为:“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之责屈原而非刘安，主要是出于以忠君颂上为本的封建正统思想和“全命避害”、“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以“露才扬己”“忿怼沉江”来批评屈原，不仅是对屈原伟大人格的否定，而且表现出批评者的虚妄无知，在楚辞研究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极恶劣的影响。,面对班固等人对屈原人格之美的种种责难，东汉楚辞学专家王逸以楚辞章句反驳班固，理直气壮地为屈原辩护。第一，针对班固标榜“全命避害”“明哲保身”之说予以批评。第二，批驳班固指斥屈原“露才扬己”之说。 第三，反驳班固关于屈原之诗多“虚无之语”，是“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之论。 王逸列举离骚之章句，指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而屈原之词，“其言博”、“其识远”，是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逸是第一位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进行系统研究、全面注释与正确评论的学者，除楚辞章句之外，还有离骚经序、九歌序、九章序、天问序、远游序等，于楚辞学之研究，颇多精当之见，如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鵉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对离骚运用“香草美人”的创作手法，给予了精譬的概述。,王逸是汉代楚辞批评的集大成者，维护了屈原其人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弘扬了屈骚的人格精神和美学传统，不愧是一个功绩卓绝的汉代楚辞学家。王逸与班固关于屈原的论争，就其性质而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美学思想的变迁，是汉代美学思想的不同倾向的演变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