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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香港文学(二)金庸小说,本单元重点,1、了解武侠小说的性质、功能。 2、掌握金庸新武侠小说的创作特点,提高鉴赏能力。,第一节 武侠小说性质和功能的辨析,一、侠与侠文化 1、古代社会对侠与侠文化的理解,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侠和侠文化向来受到封建正统势力的压制和打击。那是由于侠士的叛逆性不被统治势力所认可。先秦法家人物韩非子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常常被看成是封建统治的直接威胁,因此,遭到围剿和镇压。比如汉武帝一面尊儒,一面杀了很多大侠,甚至将他们满门抄斩,这充分体现了当权者对主持正义而无视权威者的侠士们的痛恨。,2、近代以来的侠与侠文化的理解,近代研究侠文化的许多专家把游侠当作封建秩序的破坏者,侠文化是“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表面看,这些观点有些道理,实质上都是片面的。应该说,侠和侠文化,其作用是双重的:当底层人民受权势者欺压,处于哀哀无告状态时,侠士的救助,对官府可能是一种对抗,而对受苦的百姓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救和抚慰,同时也缓解了事态的恶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侠义行动是一种社会的润滑剂,它在一定范围内抑制强暴,消弭祸端,使社会问题不致于继续积累而导致武力冲突,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侠义精神是一种以正义感为基础的社会粘合剂。这种源于墨家的游侠在法治、德治都难于奏效的情况下协调矛盾,平衡矛盾,也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可以说,法家、儒家、道家、墨家以及其他各种救世救国的正确主张,它们都各有自己合理的成分,都是保持社会生态平衡、文化平衡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是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的整体。施政者可以视具体情况侧重采用相应的治国方法,决不可罢黜某个方面而造成偏废。事实上,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贪官污吏、权势霸道、执法不公、恶势力为非作歹等情况,侠文化仍然能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二、武侠小说 1、旧武侠小说简介,武侠小说是小说的一个品种,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思想倾向。一般说,武侠小说都肯定行侠仗义,急人所难,弘扬正义,像水浒传前半部着重写官逼民反,颇具造反精神。但由于作者思想高下不一,作品的优劣也就客观存在,水浒传后五十回,宣传的是奴才思想。有的武侠小说还描写滥杀无辜、宣传轮回转世等内容,这类武侠小说,往往在艺术上也粗制滥造。从这个角度讲,五十年代开始,香港出现的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2、金庸、梁羽生新武侠小说的特点 (1)内容方面,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之所以受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欢迎,是因为他们在武侠小说这个传统小说品种中熔注了新型的内容。 金庸、梁羽生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又具有先进的现代思想,在内容上,他们把侠士行为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摒弃了旧武侠小说一味复仇、嗜杀、好斗等腐朽内容,他们笔下的侠士都是一些为国为民、富有独立个性的英雄好汉,不再是旧武侠小说中那种官府的忠顺奴仆。,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分,比如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花酒食俗、儒道墨释、医卜星相、传说掌故、典库文物、风土民情等与故事情节的开展、武技较量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作品主旨的揭示相融合渗透,成为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令读者阅后叹为观止。新武侠小说丰厚的传统文化涵量构成了有别于旧武侠小说的一大优势,从而使自己在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社会中深深扎下根。,(2)艺术特色,在艺术上,金庸、梁羽生,尤其是金庸有意识地吸取了西方近代文学和电影的表达技巧,他们借鉴了“五四”新文学的艺术经验,中国戏曲的许多手法,还广泛继承传统的各类通俗文学的长处,如侦探推论、社会言情、历史演义、滑稽幽默等,在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大创新,从而使得新武侠小说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雅俗共赏。,金庸、梁羽生等作者以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想象力、自由的创作心态,改造了旧武侠小说,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武侠,并赋予新武侠小说以新的生命与魅力,并积极促进20世纪中华社会文化生态的新的平衡。 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创作环境的自由与创作者身心的自由。有学者认为:“艺术的希望不在严肃的天国,而在欢乐的人间;不在大雅的庙堂,而在风尘的俗世。”金庸、梁羽生在香港这块土地上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作出了新武侠小说,可见创作环境是很重要的。,第二节 金庸小说的主要特色,一、侠义金庸小说的魂,“义”是侠士之魂,也是金庸小说之魂,是金庸小说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很看重侠士的“义”,他曾这样概括游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金庸也很看重侠士的“义”,写了许多感天动地的侠士。他的小说之所以受不同层次读者的喜欢也是因为他写出了侠义。,在金庸的小说中,“义”有几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肝胆相照。 像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等都是一些关心国家大事及民族危亡,并愿意为之牺牲自我、鞠躬尽瘁的侠士。又如雪山飞狐中的胡一刀、苗人凤,金庸把两位豪杰之间相知、相敬、相惜的“义气”写得酣畅淋漓、震撼人心!另外书剑恩仇录里的周仲英、红花会十四侠,倚天屠龙记中的张翠山、殷素素、张无忌也都是讲义气的人,甚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虽然做了许多不象话的事,但也还是坚守了一条界线讲义气。,在金庸看来,“义气”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义”,不是无原则的“义气”,它是与“正义”相联系的。这是金庸新武侠小说高出旧武侠小说无原则地宣传“江湖义气”的地方。,另一种是扶困济厄、舍身相助。像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敢于和凤天南较量,在佛山镇为钟阿四一家打抱不平;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他不管采花大盗田伯光武功高强,凭着一腔“义气”,舍命与田伯光死缠,从而使得仪琳免遭毒手。金庸很赞赏侠士主持正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而且,金庸还赋予了“义”以新的涵义。他把“义”提到为群体、为民族、为国家这一高度,因为只有为群体、为民族、为国家的大“义”,才能牢固地团结教派内大多数群众。在他的笔下,郭靖、乔峰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侠,他们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信奉了一种原则就真诚地实践,做错了事敢于承担责任,绝不文过饰非。,金庸笔下的大侠都坚守一条界线:重义轻生,可以牺牲自己,可以遁迹江湖,但为了民族、国家,决不做鹰犬和奴才。他笔下的杰出的侠士们,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为群体、为民族,为国家利益勇于献身的英雄,他们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为了民族、为了国家决不做鹰犬和奴才。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最高人生价值。,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郭靖,而不是成吉思汗。他在神雕侠侣中,借郭靖的口,表达了自己对“义”的全新解释:“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金庸在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写的序(序题为男主角的两种类型)中,又一次强调了自己对“义”的全新解释:“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在乔峰这个艺术形象身上,则体现了作者金庸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应该怎样处理在乔峰这个艺术形象身上,则体现了作者金庸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应该怎样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深沉思考。 他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这样说:“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也表达过这样的思考:“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地激荡了我们的心。” 可见,金庸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标准来评判“义”的内涵的,“侠义”是金庸小说感人肺腑的魂,也因此使得他的小说富有人文精神,令读者从“大侠”形象中得到鼓舞、欣慰、启迪、力量。,二、武打金庸小说的神,武侠小说顾名思义,必须写好侠士们的“武打”,作家把侠士们的武技描写得越神奇、独到,对读者越有吸引力,这也是武侠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的独特之处。精彩纷呈的“武打”描写,也是金庸小说迷人的重要原因。 金庸描写武打有两点与众不同:以读者为本,以艺术为本。,1、以读者为本,比较三位作家对武打的看法: 梁羽生:宁可无武,不可无侠。 古龙:武打是用来杀人的,不能让人看。 金庸则认为武打是在小说中要给读者看的,而且一定要让读者看好,这样它才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因此,在金庸小说中没有一次武打是雷同的。,2、以艺术为本,金庸描写武打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他一点也不会武功打斗。他的武功实质上是文功,即文人想象的武功,这种武功打斗耐读,但不中练。 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艺术,金庸深知其三昧,所以他把武功打斗描写当作艺术来创造,充分施展自己艺术想象的才能。作者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学养,寓文化于武打中,使武功打斗学养化、艺术化。,金庸小说中的武打设计和叙述,结合了武术、法术及某种程度上的科学技术,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描绘了一幅又一幅精彩的武打艺术画卷。他将武功打斗描写得精彩纷呈,变幻万千,从而使得他小说中的武打描写大为改观,达到新的境界。 具体说,金庸的武打有以下几个特点:,(1)寓文化于武功打斗中,使武功打斗学养化、艺术化,金庸将琴、棋、书、画、诗、文、歌、舞,乃至渔、樵、耕、牧都有机地融进了武功打斗技击中,于是武打描写的途径变得无限宽广,手法变得无限丰富,笔墨变得耐人回味。比如作者把“降龙十八掌”起的名字都是从易经的“卦爻辞”借鉴来的;“消遥游掌”、“北溟神功”、“庖丁解牛掌”都出自庄子;“般若掌”源于佛经。,金庸自己说:“我的小说里面的招式,大多数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词汇来做那个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你根据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动作想象出来。”,(2)习武打斗设计汲取武术、法术、现代科学技术之长,另创新招,作者一开始创作,就对小说习武打斗描写有独创性的明确追求。作者以“出其不意,似是而非,百花易敌,错字难当”作为总纲,别出心裁,花样百出,形成了金庸自己的习武打斗的特色。 比如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百花错拳”是金庸将传统武术的各派套路加以整合与虚构,再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发挥,形成的典型的金庸式“艺术武功”。 再如倚天屠龙记24回中的“太极初传柔克刚”。,(3)习武打斗充分发挥叙事功能,金庸将习武打斗成为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阻遏情节发展、或激发矛盾危机、或制造悬念、或将情节引向曲折等等,让武打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叙事功能。 例如,飞狐外传中在胡斐与凤天南的三次打斗中,袁紫衣的三次干扰,制造了一种悬念,使情节变得曲折跌宕。再如,倚天屠龙记六大派的武打,充分表现出它的叙事功能。这一场链环打斗正是情节发展的枢纽。作者正是在千变万化的武打中,带出了千头万绪的情节叙述。,金庸还常常制造悬念中的悬念,危机中的危机,以增强武打叙事的表现力。 例如倚天屠龙记中,六大门派围攻明教光明顶之役,各种机缘巧合都为张无忌挺身而出解救明教危机、成为明教教主铺平了道路。如此精心设计,可以看出武打的叙事功能,使得情节发展充满了悬念与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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