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6 - 83 - 村庄经济类型与村民政治信任* 基于贵州 L 村与江苏 Y 村比较研究 谢治菊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贵州民族学院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 村庄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政治信任的重要变量：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贵州 L 村，村民的政治信任低且层级差异过大；而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江苏 Y 村，村民的政治信任普遍较高，层级差异也较小。并且， L 村与 Y 村村民不信任基层政府的主要原因迥异：在 L 村主要是基层政府效率低下，而在 Y 村则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公平。然而，通过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却发现，促进私营经济发达的村庄村民政治信任高且较为均衡的因素并不是经济本身，而是经济背后村民高度的公共参与热情和参与水平。由此，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促进不同村庄村民政治信任均衡发展。 关键词： 经济类型 差序格局 公共参与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政治信任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一般认为，狭义政治信任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广义政治信任则指民众对政治体制、执政党、政治决策、政治组织（例如政府） 、政府官员、政治行为等政治系统的信任。最早关注政治与信任关系的思想家是英国的洛克，但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政治信任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学界对此的研究才逐渐升温。研究表明，政治信任对于政府的顺利运作和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是“政治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稳定基础（ Easton， 1965） ，西方的许多经典文献对此都有所提及。Hetherington（ 1998）研究表明，目前对政府自身信任与否已成为是否支持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征兆，并且比政党和意识形态更为重要。 Newton（ 2001）也认为，政治信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主是建立在制度机制之上的，这些制度机制致力于确保政治家以一种可信的方式行事，否则就得付出代价。 Easton（ 1975）指出，如果公民收回对政府的支持且不服从政府的决定，那么，民主政体的合法性会产生问题。可见，信任是增进民主政体必不可少的沟通；而如果人民缺乏互信，冲突便具有更大危险性，并会因此危及民主信任，正如 Dahl（ 1971）所指出的，信任促进多头政治（民主） ，而不信任产生霸权（专制） 。与国外相比，国内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出现得较晚，成果也较少。尽管如此，已经有一些学者专门探讨了村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例如， Li and Kevin（ 1996）指出，村民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看待政府：顺从与反抗的村民都把政府看作统一的，而依法抗争者*本文系教育部青年项目“风险社会下西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研究” （编号： 09XJCZH004）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贵州少数民族村民政治信任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 （编号： 10GH14） 、 “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 （编号： CXZZ11_00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按学术惯例，本文对所涉及的村名和人名等作了技术处理。 村庄经济类型与村民政治信任 - 84 - 则在基层干部和上层领导之间进行了区隔。 Bernstein and L（ 2000）发现，一些村民相信，对于限制地方官员过度盘剥的问题， 中央政府是站在村民一边的。 村民更相信中央政府。 这一点， Shi（ 2001） 、Li（ 2004） 、于建嵘（ 2005）等都做过类似的研究。他们认为，村民对各级政府信任程度的评价随着政府层级的下降而递减。胡荣（ 2007）则运用中国农村调查数据，探讨了村民上访与政府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发现村民上访每提高一个层次，其政治信任就流失一部分。可见，国内学界已对村民政治信任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对村民政治信任的纵向层级差异研究较多，而对横向即不同地域或不同部门间村民政治信任结构研究较少。虽然肖唐镖、王欣（ 2010）得出村民的政治信任水平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的结论，但这种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仍值得商榷，他们没有阐释清楚他们所调查的村庄的背景尤其是经济类型的差异。即使他们所调查村庄的经济类型、地理位置以及村民思想观念等具有较大的同质性，但由于这些村庄在不同的省份，其村民政治信任的差异应该是存在的。在研究村民政治信任的诸多文献中，学者们更多地考虑村民的个体变量例如受教育程度、户籍类型、家庭情况、性别、年龄等，而很少从村庄的总体特征探讨其对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而本文之所以提出要从村庄的经济类型入手研究村民政治信任，原因在于：一方面，历史经验表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任何政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均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都主张对政治现象进行经济分析，通过经济分析说明政治运作。政治信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与其他政治现象一样，村民政治信任总是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环境，与村庄的经济类型有着密切关联（卢福营， 2004） 。另一方面，不管从村庄经济水平还是村民思想观念来看，本文的调查对象贵州 L 村与江苏 Y 村均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归根结底来源于两个村庄经济类型的不同。因此，从经济与政治关联的特定视角，对不同经济类型背景下村民政治信任的结构作横向的比较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两种村庄经济类型：小农经济与私营经济 学界早就有人注意到了经济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然而，由于影响村民政治信任的经济因素是复杂且多样的，因而，本文不能仅仅停留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上，同时还应考虑经济发展程度、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等因素对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而现有研究主要局限于从经济发展水平分析经济与村民政治信任的关系，难免失之偏颇。为此，本文特选取了两个在人口结构、人口规模、民族构成、地理位置等方面相似，而在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等方面有显著差别的 L村和 Y村进行比较， 以发现村庄经济类型对村民政治信任的不同影响及其深层原因。为此，本文首先介绍这两种不同的村庄经济类型。 L 村地处遵义县境内，距县城约 30 公里。全村区域面积 683.84 公顷，耕地面积 3323.28 亩。全村总人口 3276 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51 人。同全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 20 世纪 80 年代初， L村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促进了农业产量稳定增长。由于地理位置与文化习俗的影响，村民思想观念保守，不愿意外出打工，村民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进入新世纪以后，当地政府多次想搞蔬菜大棚和集约化种植以提高村民的收入水平，均遭到了拒绝，原因在于村民不相信政府会无私地为老百姓着想。为此，该村虽然以种植稻米、玉米以及烤烟、辣椒、中这是本次调查访谈时村民告诉调查组的原话，因为村民认为干部肯定贪污了，但当调查组问及村民是否有直接的证据时，比如“是否贪污了你家的钱与农业生产资料” ，村民却回答说“没有” 。尽管如此，村民却认为当官的肯定是贪污的，否则，村干部当官是为什么？所以，一旦有可能使干部“贪污”的机会，例如修路、搞集体经济或集约化种植，村民就不太愿意，害怕乡村干部侵占村民应得的利益。 村庄经济类型与村民政治信任 - 85 -草药等农业经济作物为主，但基本都是分散经营，没形成规模，加上有一半左右的村民小组不通公路，农产品外出销售成本较高。因而，该村的经济水平不高， 2010 年人均纯收入仅为 3925 元。 村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富庶地带，一些村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以自己最为熟悉的手艺谋求就业和生财之道，在这些从事非农经营的先富村民的示范下，其他村民纷纷效仿，转向非农经济领域。 Y 村在发展非农经济中先行一步。随着党和政府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支持，已有一定资金积累的村民陆续投资兴办家庭工厂，促使村内个体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并形成了以家庭个私经营经济为主体的村庄经济结构。 该村距离张家港市约 30 公里， 现有户籍人口 3010 人 （少数民族约占 0.5%）， 2010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5000 元，成为当地有名的小康村。该村的农地基本上都被企业或政府征用，村民已无地耕种。除经商以外，剩余劳动力基本被村内的 48 家私营企业吸纳。 Y 村基本实现了村庄的工业化，正在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造。 可见， L 村和 Y 村与县城的距离、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等方面相似，但经济发展模式和村庄经济类型有着显著的差异，正是这种不同的村庄经济类型，成为影响村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变量，导致了两个村庄村民社区参与的差异和不同特点。 三、村民政治信任的比较分析 为了验证不同村庄经济类型对村民政治信任影响的差异，本文数据来源于“村民的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课题组 2011年在贵州省遵义县、江苏省张家港市所作的调查。为了使抽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在两地分别发放问卷 120份，其中， L村收回 92份， Y村收回 100份。最终样本的背景变量分布情况如下： 从性别看， 男性占 57.3%， 女性占 42.7%； 从婚姻状况看， 已婚者占 87.5%，未婚者占 12.5%；从民族看，汉族者占 99%，少数民族占 1%；从文化程度看，文盲占 6.8%，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24.9%，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38.8%，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占 17.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11.9%；从年龄看， 18 40岁的占 49.5%， 41 60岁的占 34.7%， 60岁以上的占 15.8%；从年均收入来看，人均收入在 5000元及以下的占 30.6%， 5001 10000元的占 20.6%， 10000元以上的占48.9%；从政治面貌来看，党员占 11.6%，民主党派成员占 5.3%，一般群众最多，占 83.1%；从家庭背景来看，家里现在有干部（含村干部）的家庭占 18.8%，一般家庭占 81.2%；从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来看，主要收入来自种养殖业的家庭占 37.4%，来自打工的家庭占 34.6%，来自经商的家庭占24.5%，其他占 3.5%。 本文自变量为村庄经济类型，村庄经济类型的核心部分是村庄经济水平与村庄经济结构。这两个概念比较抽象， 本文将村庄经济水平具体化为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家庭耐用消费品存量， 村庄经济结构具体化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本文因变量为村民政治信任度。根据学界的一般观点，本文将村民政治信任的对象分为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人员以及具体的政治行为，并通过表 1 的维度进行测量。为了检验是否合理，本文采用 SPSS 软件对原始量表进行信度测试，结果显示 信度系数均在 0.9 以上，说明效果良好。本文对样本进行 KMO 值检测，结果显示， KMO 值分别为 0.911、0.861，相关矩阵中均存在大量显著相关关系。检验结果表明，问卷中测试政治信任的题目设计合3010 人指有本村户籍的人口，如果加上外来人口，该村有 11000 多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中国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包括：电话、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饮水机、照相机、摄像机、热水器、微波炉、电磁炉、健身器材、电脑、音响、摩托车、汽车。本次调查采用了以上的提法，并假定如果家里有这种耐用消费品，就赋值为 1，如果没有就赋值为 0。家庭人均耐用品存量就等于这 16 种家庭耐用品之和。 一般认为， KMO 统计量的值为 0.9 以上时效果会比较好， 0.7 以上时可以接受。 村庄经济类型与村民政治信任 - 86 - 理，样本选择及采集数据的方法较为恰当，样本数据的真实度较高。 表 1 村民政治信任主要调查题目 题目设计 赋值 信度系数 KMO 值C2:您对以下所列对象的信任程度如何 ? 1.社会主义制度； 2.共产党； 3.人民代表大会； 4.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