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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力过剩格局未改变 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瞭望文章:巨额反倾销税下的低工资“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 ”中国出口企业的加薪空间,由此可见一斑“提高工资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就业最终受害者是工人” , “再加工资,企业就会搬往印度和越南了” ,这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理由。对此,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相关课题组指出一个怪现象:一边,国内企业拼命压低工资成本;另一边,向外国缴纳巨额反倾销税。商务部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遭遇反倾销案最多的国家,中国产品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欠发达国家,在其他廉价劳动力大国,同样不断遭遇反倾销。来自广东省公平贸易局的信息显示,目前我国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有六成是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如印度、埃及、菲律宾、泰国、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巴基斯坦、越南等。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已累计对中国发起近 80 起反倾销调查。当印度裁决对我国建筑陶瓷抛光砖征收售价 247%的反倾销税时,主要出口厂家广东佛山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 ”中国出口企业的加薪空间,由此可见一斑。市场机制失灵近日,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企业初次分配问题,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采访调研,接受采访的企业普遍要求:劳动报酬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行政干预。而一些地方政府也以此为理由,放弃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分配过度向企业倾斜,一线工人工资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有专家指出,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劳动力价值市场机制失灵。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行政手段,调整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格局,实现“提低”的战略目标。提高企业一线工人工资,是收入分配领域“提低”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领域,流行这样一个观点:劳动力价格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该行政干预;企业招不到工人,自然就会加薪。但本刊记者采访发现,即使是在“民工荒”期间,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实质性提高。由于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格局并未改变,加上我国市场发育尚未成熟,劳动力市场机制存在失灵现象。“民工荒”最早在 2004 年进入公众视野。六年来,除了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每年春节过后,媒体上都有一轮关于“民工荒”的热炒,报纸上充斥着“企业加薪抢民工”之类标题。但来自各方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仍然以每年一两百元的速度蜗牛般往上爬。这一点增长,实质上只是政府定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结果。江苏省张家港市统计局副局长陈建康说,现在每季度搞一次农民工收入抽样调查。今年一季度的抽查结果,一线工人月收入 1500 元,比去年增加 100 多元。江苏省昆山市牧田(中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任照成说, “民工荒”只是使企业招工成本高了。企业各出奇招,奖励老员工带来新员工,对夫妻、全家同来实行补贴,许诺报销春节返乡车票、生日贺金、派车到车站“抢人” ,等等,但就是不触及底线:企业依旧坚持以最低工资标准给工人发工资。江苏省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说,劳动报酬都是行业内互相参照的,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劳动都不值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机制确实是失灵的。一些企业之所以单一强调“让市场经济说话” ,是因为他们 30 多年来独享了市场机制的“好处” ,是缺少良心的表现。“谁最有发言权?”在江苏昆山千灯镇大唐村,被问到“有没有感觉到加薪压力”时,华升电路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雪明气定神闲地说,加不加工资,要看市场行情,更要看老板的观念。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钢铁集团副总经理吴惠芳说:钢铁企业年销量几百万、上千万吨,每吨挤出几块钱给工人,不是什么难事。企业加薪,首先要算的是良心账。任照成说,生产成本里面,有些企业的人工成本只占 10%15%左右,效益好的企业,5%都不到, “我们企业 10%以内” ,加薪的空间,哪个企业都有的,只是愿不愿意加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课题组调查显示,2003 年以来,在 19 大类行业职工工资排名中,排名末三位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与“国际竞争力”更是不沾边。低薪的主要原因是行业失范、政府缺位甚至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如城市道路保洁工程,发包方是地方政府,相关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府的发包价,使承包的保洁公司剔除扫帚、清洁剂等生产成本以后,就只够按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了,即使公司不盈利,也承担不起工人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企业分配合理不合理,谁最有发言权?当然是分钱的人嘛!”广州的一个企业主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 “工人只要还愿意来上班,就说明他们对工资是满意的。财富当然要集中在富人手里嘛!企业的利润要拿来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把利润都给了农民工,农民工能为国家做什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于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官员说得最多的,一是社会保障,二是扶持创业。但对于如何提高广大职工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无能为力,甚至是淡漠。相反,个别地方政府依旧打出“营造劳动力成本洼地”的招商口号。苏海南认为,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必须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补充。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本身只有三四点利,加薪确实有困难,国家应该采取减税,减免税大部分用于加薪,确保企业加薪之后还有比国债更高的利润。否则,企业主可能干脆关门吃利息,造成就业困难。广东省中山市发改局科长易娟说,要有听取弱势群体意见的机制、职工收入与利润增长挂钩的机制、职工收入与地方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机制。最低工资标准为何越调越“低”进入 2010 年,某某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让人感觉“提低”捷报频传。但是,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间隔时间长、调整幅度小,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呈现越调越“低”的格局。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最低工资标准应当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应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 40%60%。广州市总工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广州市从 1993 年 9 月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17 年来,总共调整了 8 次,平均 2 年一次。间隔最长的一次是 1999 年 1 月至 2003 年 1 月,相隔整整四年,标准从 450 元提高到 510,增幅为 60 元。调整幅度最小的一次是 2004 年 12 月,相隔两年,剔除社会保险缴费等工资结构调整因素后,实际只增加了 59 元。17 年间,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了 2.44 倍,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了 6.48 倍。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从当年的 47.8%,一路震荡下行,2009 年降至 21.96%。工人的工资与广州经济水平的距离越拉越大。最低工资标准越调越“低”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国内 31 个省会市、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均远远未达到国家要求。超过社会平均工资 30%的,只有济南、昆明、天津,分别是 34.66%、31.54%和 31.18%,其余均在 30%以下。几省区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名义上,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协商确定。但企业方没有规范的合法代表,通常就由政府选取“企业家联合会”之类的民间机构来代表。这些机构,在企业界并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工会基本上不掌握企业的整体盈利状况。因此,难以有理有据地提出明确的方案,实际上就是政府出方案。而政府方案的基本依据就是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再参考物价指数等。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提高工资的阻力在地方政府。一些政府官员观念未变,还是以牺牲工人利益来换取地方财政、换取发展。江苏省张家港市委书记黄钦说:应该由一个部门测算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工资多少才能满足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以此为依据制定出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的张家港,我认为月薪至少应该达到 3000 元,900 多元工资真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政府不能对这种状况视若无睹。 ”江苏省昆山市副市长朱兴农说:国家应该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立法,全国统筹协调,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放权,各地区就会“比低” ,谁率先提高谁是傻瓜。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政府、工会、企业三方代表开一个闭门会议,事关千万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大事,就定下来了,还不如有线电视收费、自来水价格听证会来得公开透明、论证充分、公众参与度高。江苏省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张海涛说:现在资本的稀缺程度已经大大下降了,许多地方把“招商引资”改称“招商选资” 。地方政府会对引进项目在环境、规模、产业、行业等方面设门槛。今后,也应该从就业、工资收入上设门槛。压低工人工资的血汗工厂,跟牺牲环境的污染企业一样,应该被挡在城市招商门外。“企业送出一只鸡,工人只收到一条鸡腿”采访中,企业普遍反映,现在搭载在工资上的负担太多太重,种种以工资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征收的项目,造成“企业送出一只鸡,工人只收到一条鸡腿”的现象。而且,这些缴费,都是“人头费” ,劳动密集型企业负担尤其沉重。老板抱怨“加不起工资” ,客观上挤占了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苏海南说,现在,全国工资搭载率大概 60%,部分城市达到 65%。即企业每支付 100 元工资,工人实际到手现金只有 40 元,其余 60 元被征缴进各项基金。有企业反映,搭载在工资上计提的项目,有 20 多项。比如,在杭州市,仅搭载的“五险一金”就有养老保险:单位 15%,职工个人 8%;工伤保险:0.4%;生育保险:0.6%;失业保险:单位 2%,职工个人 1%;医疗保险:单位11.5%,职工个人 2%;住房公积金:单位和职工个人各 12%。合计 64.5%。江苏省经济贸易与信息化委员会企业处处长丁群说:政府从来没有向公众说明财政资金承担了多少社会保障资金。 “我们感觉,过去是单个企业给职工保障,现在是全市企业联保而已。又如住房公积金,企业一线职工根本买不起房子,让他们交住房公积金实际上是劫贫济富 。这笔钱,通过公积金贷款,落入中高收入群体的口袋。地方政府的廉租房建设,也是用住房公积金来滚动。 ”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许萍说,财政向社保基金注资应该有规划,逐步降低企业的缴费比例。政府关注民生,应该在这一块有更多的作为。还有企业建议:应该像个人所得税那样,对“五险一金”设立起征点,低于某一薪酬水平的职工,减免缴费,让利于职工。瞭望文章:劳资博弈:从“用脚投票”到“用手投票”“工人为了利益的诉求,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是善意冲突,矛头并不对着党和政府”跳槽是员工表达对企业不满的最直接做法,俗称“用脚投票” 。近年来,沿海地区一些企业工人通过怠工、停工、罢工的方式,向资方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福利,被称为“用手投票” 。一直以来, “双向选择”是企业主对待工人加薪要求的理直气壮的说辞,工人们也只能无奈地“用脚投票” 。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中低技术岗位职工的流动率普遍达到 50%以上。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显示,企业平均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 0.73 个工人流失。但不管他们怎么跳来跳去,等待他们的都是“地板工资”最低工资标准。“用手投票”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院长罗少伟说:虽说工人可以东家不打打西家,但东家西家都一样。参与罢工的工人大部分愿意在本厂继续干下去,不随意换单位。在东莞打工几年,家已经安在这里,子女在这里上学,不轻易搬家了。但工厂那点工资实在是难以养家糊口。比如今年年初,一家大型台资企业的工人罢工,参与的就以老员工占多。值得关注的是,效益好、工人工资福利相对较好的企业,也罢工频发。一些老员工目睹了企业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从满足于福利待遇比周边企业好,渐渐转变成对企业内部收入落差过大的不满甚至愤怒。江苏省总工会及南京市总工会工资协商指导员施志刚说,凡是停工、怠工要求加薪的,结果都能闹成。 “通过罢工,我发现企业向工人让利的空间很大。通常只要工人一闹罢工,10%的加薪幅度,老板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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