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徽商 研究 是明清 社会 经济 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 内容 ，一直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大陆史学界的成果与日俱增，这端赖于新史料的系统整理和利用。如所周知，在明清时期，“徽之富民尽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不过，以往对于上述各大都会中侨寓徽商的研究，除了个别城市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成果外，不少城镇还是语焉不详，甚或仍属空白。这同样有赖于新史料的搜集和利用。笔者近年来两度前往淮安考察，搜集到一批未刊乡土文献，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徽商史料，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淮安河下徽商的组织形态、生活方式和盛衰变迁。一、徽商的迁徙、占籍和定居河下位于今淮安市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据清人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疆域记载：“明初运道仍由北闸，继运道改由城西，河下遂居黄、运之间，沙河五坝为民、商转搬之所，而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及草湾改道，河下无黄河工程；而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盐策富商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所谓“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是指明代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正式公布纳银中盐的办法运司纳银制度，也就是召商开中引盐，纳银运司，类解户部太仓以备 应用 。从此以后，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就可中盐，因此，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商也迁至西淮。由于河下地处淮安城关厢，又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所以大批富商大贾卜居于此。较早适居河下的徽商有黄氏，据清人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世德录记载：“黄氏之先，为皖南著姓，聚族于黄山。当明中叶，分支迁苏州。再徒淮阴，累世读书，科名相望，七传而至荆玉公，为明季诸生”。从这段世德录中，还看不出黄氏是否为淮北盐商。当时，淮北盐运分司驻安东，大批徽商主要集中在那里。诚如明人文震孟在安东县创筑城垣记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安东为河、淮入海之路，淮北锁钥，百万盐策辐辏于此”，所谓“煎盐贵擅其利”。其中，就有不少徽州盐商。由于明代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频仍，安东等地时常受到洪水的威胁。如淮北批验所本在安东县南六十里的支家河，“淮北诸场盐必榷于此，始贷之庐、凤、河南”，批验所旧基在淮河南岸，“当河流之冲”，弘治、正德年间曾多次圯毁，后来虽移淮河北岸，但洪水的困扰仍未减轻。据乾隆淮安府志卷公署记载，安东为“盐鹾孔道，土沃物丰，生齿蕃庶，士知学而畏法，近罹河患，丰歉不常”。在这种形势下，盐运分司改驻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淮北巡检也移驻乌沙河。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但因祖先产业所在，仍然占籍安东。这一点很象淮南盐商多占籍仪征，而又“太半居郡城”。与此同时，还有的徽商从扬州适居淮安河下。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程量超一支。据淮安河下志卷第宅程莲先生宅记载：吾宗自岑山渡叔信公分支，传至第九世慎吾公，是为余六世祖，由歙迁家于扬。子五人：长上慎公，次蝶庵公，次青来公，次阿平公，次莲渡公。莲渡公即余五世祖也。莲渡公诸兄皆居扬，公一支来淮为淮北商，居河下。莲渡公叫程量越，字自远，是淮南盐务总商程量入的弟弟，“生子九人，俱成立，孙、曾蕃衍，旧宅渐不能容，分居各处，亦尚有一、两房仍居老宅”。除了程量越一支外，歙县程氏还有不少人迁居河下。清末时人李元庚曾指出：“程氏，徽之旺族也，也由歙迁。凡数支，名功、亘、大、仁、武、鹤是也。国初时业禺策者十三家”，“皆极豪富”，当时有“诸程争以盐策富”的说法。河下徽商程氏行盐各有旗号，大多依族谱中的名号取名。据讷庵杂著五字店基址记记载：“当时族人业盐居淮，有所谓公字店、班字店、大字店者，皆就主人名字中略取其偏旁用之，如亘字店则用朝宣公宣字之半，吾家五字店，盖用慎吾公吾字之半也”。慎吾公是程量越的父亲，所以程量越“所居之宅，曰五字店，五字乃其旗号也”。此外，还有俭德店，“俭德，旗名店者”，为盐务总商程易的宅名。程世桂与其兄程云松“均习禺策，分行盐务，旗名观裕”。这一点也与扬州非常相似。据乾嘉时人林苏门记载：“扬州运盐之家，虽土著百年，而厮仆皆呼其旗名，曰某某店。故高门大屋，非店而亦曰店也”。淮安河下地名中，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文字店巷和亘字巷等，大多是“徽商顿盐之所，巷因此得名”。除了程氏以外，汪氏自尧仙公由徽迁淮，三世至隐园公卜居于相家湾路南。所谓尧仙公是清代著名官僚汪廷珍的曾祖父，“治家勤俭，赀产遂丰”，成为以盐业起家的商大户。吴氏“先世分运食盐，以金家桥为马头”，也是河下的淮北盐商。此外，徽商曹氏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势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产业。由于徽商的鳞集骈至，至康熙年间，河下一带徽商的人数已相当之多。康熙三十年编审，因山阳历年水患，百姓逃亡，故缺丁丁，缺丁银两。县令“以土著无丁可增，乃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编为附安仁一图”。其中的“徽州寄寓之人”，既有占籍安东或山阳的，还有的则仍占籍故土徽州。 二、徽商 社会 生活勾稽 徽商之间呼朋引类，紧密结合，最具有地域商人集团的色彩。明人金声曾指出：“夫两邑人以业贾故，事其亲威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歙人程朝聘，迁淮北安东，其子程增“移家山阳，使二弟学儒，而身懋迁，家遂饶。父族四，母族三，死而无归者毕葬焉，余皆定其居，使有常业，设义田、义学以养疏族人而聚教之。乡人叩门告请，未尝有难色，或急难以千金脱之”。这种乐善好施的义行，不仅仅圃于宗族内部。如盐务巨商程鉴，“振恤寒困，赴人之急如不及。山阳曹师圣官彭泽令，逋公帑数千，且得罪，鉴予金偿之。师圣卒，复为营葬事，周其遗孤”。此种济急周乏的乡党之谊，反映了徽商的群体意识。这从淮安会馆的设置过程中亦可窥其端倪。据梓里待征录建置记载：“会馆之设，京师最盛，吾淮初未之闻也。当乾隆、嘉庆间生意鼎盛，而官、幕在淮者十居八、九，无一人创此事。后有新安人在质贸易，借灵王库馆地启房为新安义所”，“每当春日聚饮其中，以联乡谊”。此后才有各地商人踵起效尤。徽商之间相互通婚，如汪氏侨寓清江浦数百年，家富百万，列典肆，“有质库在所居之南，曰字号萱，其息本乃太夫人钗钏之余，故曰萱字号，太夫人误呼之，遂有是名”。广厦千间，俗呼为“汪家大门”。主人汪已山好宾客，座上常满。广结名流，筑观复斋，“四方英豢彦毕至，投缟赠无虚日”，与扬州的小玲珑山馆、康山草堂、天津的水西庄“后相辉映”。汪氏擅长书法，能作方丈字，“得率更笔意”，性喜好客。“吴门午节后，名优皆歇夏，汪则重资迓来，留至八月始归。此数十日之午后，辄布于广厦中，疏帘清蕈，茶瓜四列，座皆不速之客。歌声绕梁，竹簧迭奏，不啻神仙境也”。道光中叶，汪氏家中落，字号萱已闭歇，“其簿籍犹有以万金购之者”。因此，在其极盛时期，夸奢斗富的程度决不亚于淮、扬盐商。例如，他家的鳌山灯号称天下之冠，直到晚清时期当地人犹能津津乐道。汪氏与本地人不通婚姻，只跟淮安河下盐商程氏互为陈朱。其中，有一支迁往淮安河下。据梓里待征录奇闻记五世同堂记载：清河汪氏丁极盛，有一支名汲，迁居河下铁钉巷”。五世元孙汪衍祥：“请于官，为奏明圣旨，准旌其闾，钦赐七叶衍祥，给予五世同堂匾”。通过程、汪二人的婚姻，盐、典二业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与扬州的情形也很相似，正象一首望江南百调所描述的那样：“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汪垂裕在河下杨天爵巷开质库，徽商程氏也有从事质库的。徽商很注意交结官府要人，无论是在京缙绅、过往名士，还是现任大小官僚，无不与之过从。不少徽商都成了权贵们的入幕之宾，如袁枚在随园诗话卷曾记录下这样一件趣事：程鱼门多须纳妾，尹公子璞斋戏贺云：“莺转一声红袖近，长髯三尺老奴来”。文端公笑曰：“阿三诫打！”程鱼门即徽商程晋芳，文端公是指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这段谐谑的插曲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已十分融洽。除了程晋芳以外，被称为“禺策中之铮铮者”的盐商程易，也与漕运总督铁氏、南河总督徐氏和淮关监督某公过从甚密。他曾与王勋辉、王绳武、徐临清、薛怀等为“五老会”，宴集于荻庄，备极一时之胜。这次耆绅雅集由漕运总督铁氏作序刻石以纪，远近传为佳话。徽商殚思竭虑靠拢官僚，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并保护其专卖权益；而官僚则通过这种交往，获得许多 经济 上的实惠。徽商资本中就有一些来自官僚，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将之归纳为“官僚资本”。据清实录乾隆十一年七月乙酉条谕，河道总督白钟山“巧宦欺公，暗饱私囊”，“与盐商交结往来，以资财托其营运”，也就是将宦资都寄存在淮北盐商家中。据调查，淮北盐商程致中，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程氏女婿、清江浦典商汪绍衣，收存白钟山银四万两；另外，商人程容德和程迁益，各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代为营运”。除了交结官僚外，徽商与清朝皇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康熙、乾隆数度南巡，淮北盐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如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过淮安时，“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这些活动，就是由鹾商组织和策划的。当玄烨行至乌纱河，“有淮安绅衿百姓备万民宴，又盐场彩亭七座迎接”。随后康熙在淮安寻欢作乐，“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有一次，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行宫演戏十一出，“系择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上述的程维高，就是盐务总商程增。他曾三次接驾，因供奉宸赏不遗余力，康熙御书“旌劳”二字赐之。又如，乾隆四十九年春，弘历南巡过淮安，“盐宪谕诸商人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造十里园亭，以获庄建行宫，开御宴”。据估计，这一工程需银三万，“因盐宪经纪稍后，诸商筹款未充，而为时甚促，遂寝其事”。但仍在“运河两岸周鹅黄步障，包荒中间，错落点缀亭台殿阁，间以林木花草。时在春末夏初，林花萱草牡丹芍药绣毯，一一争妍，由西门至于府前，家家舒锦悬灯，户户焚香燃烛”。为此，淮北众商纷纷得到嘉奖。总商程易，在嘉庆元年应诏入朝，参与“德叟宴”，赏赐内府珍奇宝物，享受四品京官的待遇。以布衣上交天子，成为远近歆羡的商界奇闻。作为出自“东南邹鲁”的阙里人家，徽商与文人学士的交游也相当引人注目。据黄钧宰的记载：山阳“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外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遂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由于晚明清代数百年淮北盐商的不断经营，淮安河下园林名胜鳞次栉比，“南始伏龙洞，北抵钵乾山，东绕盐河五带约十数里，皆淮之胜境地”。竹歌画舫，游人骈集。据山阳文人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自明嘉靖间迄至清代乾嘉时期，河下构筑园亭共有例。其中主要是盐商构筑的，尤其是程氏盐商为最多占三分之一强。另一位山阳人范一煦在淮需小记卷指出：吾邑程氏多园林。风衣之柳衣园、菰蒲曲、籍慎堂、二杞堂也，亭之曲江楼、云起阁、白华溪曲、涵清轩也，莼江之晚甘园也，亨诞人之不夜亭也，圣则之斯美堂、